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

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

“万变”之长河,“不变”之中国。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讲述中国历史的血脉精神,在兴衰、传承与变迁中,寻找中国历史的源与流。

如果我们把古代中国比作一个像人体一样精密庞大的协作系统,那么土地就是它的骨架,人就是它的血肉,而朝堂、政治就是它的神经中枢。漫长的中国历史就是在它们互相影响、互相磨合的过程中延续和发展,生生不息,成就了我们今日的中国。

城市
几经变化的都城

第一节
汉朝的长安和洛阳

刘邦在打败项羽,称皇帝即位以后,把洛阳作为他的首都。但是几个月以后,他听了一个戍卒娄敬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就下令迁都关中。

当时他的部下大多数人都是丰沛故人,就是他老家丰邑(今江苏丰县)、沛县(今江苏沛县)这一带人,他们都反对他迁都。而且原来秦朝的首都咸阳已经被破坏了,迁到关中以后,一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临时找个地方,在今天临潼这一带安顿下来,然后要等到新都建好了才迁进去。这个新都的名字叫长安,原来是当地一个乡的名称,这个名称很吉利,以后新首都建成就叫长安,所以一开始只说“迁关中”。

为什么刘邦要做出这个决定呢?并且整个西汉的首都就一直在长安。

我们知道,由于首都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它设在哪里必须要考虑到对内、对外这两个因素。对外,要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所以一般情况下,必须面对主要的军事威胁,你若离开前线太远,或者不是正面对着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无法主动遏制强敌。一旦国力衰退,就会放弃首都或者迁都逃避。相反,将首都面对主要的军事威胁,迫使自己以及后代能够不断地加强防御或主动出击,只有这样才能够起到御外的作用。当时西汉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西北,主要敌人是匈奴。

西汉初年经常是“烽火照甘泉”,就是在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甘泉山)一带经常要燃起烽火报警。匈奴人骑兵南下的时候,离长安经常只有八百里,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赶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长安是首都所在,所以西汉不断地加强周围的防御力量,并且始终守住北方、西北的这些边界,到了国力强盛的时候,就从这里发起反击。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将匈奴赶出汉境,稳定地守住了原来秦长城一线,并且以关中为基地向西北开拓,进占河西走廊。事实证明,刘邦选择以长安为首都,在御外上面是相当成功的。

首都还要能够制内,控制国内的敌对势力,防止国内出现动荡叛乱。在冷兵器时代,一般就要考虑选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便于防卫;还要选择居高临下的地势,需要出击时具有优势。这一点,长安比洛阳强得多,洛阳周围没有什么险阻,那些山都不高,相反通道都很宽敞,很难防御。长安所在的关中当时被称为“四塞之地”,北面是陕北黄土高原和一系列山脉,南面是秦岭山脉,西面是陇山山脉和陇东高原,东面秦岭、华山直逼渭河、黄河,是一个四面都封闭的盆地。在仅有的隘口、通道上都设有重关,往东的通道最重要,有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北、新安县西),南面有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西北面有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东南),易守难攻,相当安全。而对于关东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又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便于主动出击。

西汉初年,关东大多数地方都不在朝廷的直接统治下,那些同姓王、异姓王的封地占了大部分。在长安建都,不但能控制关中这个基地,而且守住了以西、以北,以及西南,像汉中、巴蜀这些地方,都成了朝廷可靠的后方。

在关东发生叛乱的情况下,一方面可以确保首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后就可以随时发动反击。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出兵镇压。由于后方关中非常巩固,又有忠于朝廷的梁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挡住交通要道,周亚夫可以集中兵力进驻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以深沟高垒固守,等到叛军疲惫粮尽,一举击溃,三个月就平定叛乱。

可见,建都长安在御外和制内两方面都非常有利。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整个东汉都没有再迁回长安,只是末年才被董卓以武力强制迁往长安五年多。东汉时不断有人呼吁首都应迁回长安,班固的《两都赋》虽然极力维护东都洛阳的地位,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都长安的巨大影响。但洛阳的首都地位始终稳固,原因何在?

以往一般的说法,是认为刘秀的故乡在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市),刘秀在南阳起家,南阳的宗室豪族是他的政治、经济基础。首都设在洛阳,更容易获得和维持来自南阳的支持。这在东汉初期,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足以解释整个东汉的形势。其实,相比长安,洛阳有一项更重要的优势,是便于解决粮食供应。

作为一国之都,必定会聚集大量人口。而且,随着建都时间的延续,人口会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西汉的长安建成后,不仅皇室、朝廷文武百官、侍卫、驻军、差役、工匠等首都必备人员入住,还从各地迁入大批特殊移民。这些人都不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有供养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到西汉中期,长安和周围陵县(在皇帝陵墓附近设立的为他守陵的县)的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从长安出征的军队和驻守西北边疆的军队,也要从长安调拨大部分粮食。

关中虽号称“沃野千里”,实际上,关中平原的面积是有限的,加上日渐扩大的城市、宫殿、园林、兵营占去大量土地,农业用地很快用尽。尽管有一些人工渠道灌溉比较便利,局部地区粮食亩产较高,但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不得不从关东农业区调运粮食。西汉初,每年就要输入数十万石,汉武帝时每年最多要输入六百万石,以后常年需要四百万石。

当时最便利的办法是漕运,就是通过水路用船运粮。如果从陆路运输,成本高得无法承受。秦始皇时要将粮食从山东半岛运到河套地区,路上的消耗是最终运达数量的六十倍。从关东往长安的唯一水路是黄河和渭河,偏偏都是逆流而上,必须完全依靠人力拉纤。还得经过三门峡天险。黄河流经这里,奔腾的河水被约束在狭窄的峡谷中,形成三股水道,自东至南称之为人门、神门、鬼门,其中只有宽二十多米的人门能够通行。但水流异常湍急,两边巨石壁立,稍有不慎就船毁人亡,整船货物化为乌有。从未建水库前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三门峡两岸的山岩上形成一道道深深的纤绳磨痕,可见当时漕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多么巨大!

如果首都设在洛阳,从关东产粮区运粮食过来虽然也是逆流而上,但距离就短了很多,而且不用经过三门峡天险,损失减少,也更有保证。如果光武帝刘秀定都于洛阳,主要考虑到离他的基础南阳距离较近这个因素的话,那么以后的皇帝必定会更多地考虑粮食供应因素。而在整个东汉,洛阳没有出现过像西汉长安那样的漕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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