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時時刻刻在變化,思想應是動態的。從隨時能閱讀的輕鬆漫談,到精采的思想展演,我們期許這個書系的書籍,能夠回應此時此地的不同處境。哲學發展始於對世界的好奇,最終也必然回歸到人類對自身及其所處世界的關心。我們將以上述幾個類型為框架,希望大家能找到最適合自己親近哲學的路徑,也找到思想與行動結合的方式。
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一六七○年五月,德國神學家雅各.湯瑪斯(Jacob Thomasius)註1撰文猛烈抨擊了一本匿名出版的書籍。他認為那本書是「否定上帝的文件」,應該立即在所有國家被列為禁書。他的荷蘭同事、在烏特勒支大學任教的雷尼爾.曼斯維爾德(Regnier Mansveld)教授也堅稱,這本新出版的書籍對所有宗教來說皆有害,所以「應該永遠被埋葬並遺忘」。同一時期,一位富有哲思精神的荷蘭商人威廉.范布萊貝爾(Willem van Blijenburgh)則寫道:「這本無神論的書充滿了各種令人憎惡的特質……每一位知書達理的人都會對它感到厭惡。」當時甚至還有一位不安的評論家稱此書是「地獄鍛造的魔鬼之書」。
所有批評都指向一本名為《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的書。該書作者是一位生於阿姆斯特丹、已被逐出教會的猶太人,他的名字是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神學政治論》在當時被認為是出版界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書籍。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眼中,這本書威脅到宗教信仰、政治與社會和諧,甚至日常生活的道德觀。他們認為該書作者是一位宗教顛覆者和政治激進分子(而且他的身分很快就不是什麼祕密),放肆地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傳播無神論和放蕩主義。《神學政治論》所帶來的喧囂,毫無疑問是歐洲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它也剛好出版於啟蒙運動的黎明。註2這本書為後來那些重視自由主義、世俗生活和民主制度的思想奠定了基礎,而圍繞於該書的爭論也暴露出當時歐洲社會中更深層的張力,畢竟當時的歐洲才剛從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殘酷宗教戰爭中復甦過來。
此外,《神學政治論》也是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斯賓諾莎是第一位指出《聖經》是人類所寫,而非真的是上帝之語的思想家;他也認為「真正的宗教」與神學、禮拜儀式或教派教條都毫無關係,我們只需要一項簡單的道德規則:博愛。他還認為教會當局不該影響現代國家的治理。此外,他堅稱所謂神的旨意只不過是自然法則,而神蹟(可理解為違反事物自然秩序的事件)則不可能存在。之所以會有人相信神蹟,只是因為他們無知於自然現象的真正成因。另外,他認為《舊約聖經》中所描述的先知其實只不過是一般人。那些先知雖然具有道德上的優越之處,但他們的預言只是來自於偶然且特別生動的想像力。而在《神學政治論》關於政治的章節中,斯賓諾莎則是強而有力地呼籲寬容和民主,特別是呼籲一種不受政府干涉的「哲思自由」。
被遺忘的重要哲學家
誠然,一位已經成為歷史的哲學家,其聲譽經常會受到當代哲學家以及當代流行思想的影響。偉大哲學家所著的經典,雖然長期以來總是相對穩定地占據思想史中的核心地位(就像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常任理事國地位一樣),但是隨著時間流逝,經典地位的重要性也會改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英美哲學界裡),斯賓諾莎的思想並沒有獲得廣大回響。那時斯賓諾莎雖然一直都享有西方偉大思想家的榮譽地位,卻被認為是一位格格不入的哲學家,因此很少有人研究他的著作,也很少有哲學史課程會教導他的思想。他的形上學與道德哲學巨作《倫理學》(Ethics)甚至加劇了這種情況。《倫理學》一書雖然是按照類似於幾何學的形式所寫,但是內容非常晦澀難懂(與英美分析哲學家原則上所重視的清晰思考及寫作風格剛好相反),而且斯賓諾莎在此書中所提出的學說,對許多人來說更似乎已經進入了神祕學的領域。
隨著時間進入二十世紀後期,形上學和知識論開始主導英美學術哲學圈,斯賓諾莎的思想也開始得以復興。不過這時期所流行的形上學不是從前那種試圖回應所有哲學問題的「體系建構式(System Building)」的形上學(例如斯賓諾莎的做法),也不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劍橋大學黑格爾學派所青睞的那種唯心論。二十世紀後期學術界所流行的是對心智、物質、因果關係和共相等概念的精確分析式研究。同時,現代知識論學者也跟隨著從前柏拉圖和笛卡兒的腳步,對信念、真理、證成和知識的本質進行探究。於是許多人開始認為關於上述這些議題,斯賓諾莎已經寫過一些值得討論的思想(儘管寫作的風格可能被認為矯揉造作)。此外,他對上帝的非正統看法,以及他對心物同一問題的巧妙處理,都讓他在某些方面顯得比十七世紀同時期的人們(當時人們的宗教傾向更加強烈)更加現代。
這種復興所帶來的問題是:就如同笛卡兒一般,當代人認為斯賓諾莎主要是從事形上學和知識論研究的哲學家。許多人認為他只關心「實體」(substance)的本質和心物問題,也處理對於人類知識的懷疑論。這些當代哲學教學和學術上的重點是集中在《倫理學》一書的前兩部。的確,在這兩部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斯賓諾莎的自然一元論觀點、他對於理解力和意志力的見解,以及他如何回應笛卡兒二元論所面臨的困難(也就是他的心物平行論〔mind-body parallelism〕)。然而,《倫理學》一書中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內容是關於他的情緒理論以及道德哲學)卻很少被提及,更很少被納入教學之中。這讓人們對斯賓諾莎哲學體系的認識極不完整、充滿誤解。所以才有人會忍不住問:為什麼這本書要叫作《倫理學》?
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在這個復興時期則受到了更糟糕的對待。事實上,這本書幾乎被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忽視了。而且不僅是研究形上學和知識論的學者,更令人驚訝的是,政治哲學和宗教研究的學者也是如此。註3學術界中的政治思想史很少會討論到斯賓諾莎,而在宗教哲學的著作中也很少會提及他的名字。即使到了今天,人們也很難在哲學課程中聽到《神學政治論》。註4
儘管如此,在學術界之外斯賓諾莎的思想仍然廣為流傳。人們的興趣並不在於他對於實體或心物問題的看法(畢竟這些議題可能只有職業哲學家才會感興趣),而在於他對上帝、宗教、奇蹟、《聖經》、民主和寬容的看法。不是哲學家的人,反而對於斯賓諾莎在這些問題上的激進觀點深感好奇──尤其是考慮到他被逐出猶太教的這項眾所皆知的事件(這些大眾會在星期天下午傾巢而出,參加關於斯賓諾莎的公開講座)。他們可能對斯賓諾莎的思想略知一二,同時也聽說過許多對於斯賓諾莎思想浪漫而天真的解讀,但很少有人真正讀過《神學政治論》,儘管這本書比艱澀嚇人的《倫理學》更通俗易懂。
過去二十年來,學術界開始對《神學政治論》比較友善了。有許多重要的書籍和優秀的文章致力於解釋這本書的論述及其歷史背景。然而,這些作品絕大多數還是很具學術性,傾向於研究斯賓諾莎宗教和政治思想中的某個特定面向。雖然這些研究有助於加深我們對《神學政治論》的理解,但它們的目標讀者主要還是學術人士。因此,這些研究似乎沒有辦法滿足一般讀者想要從這本書中獲取新知的真切渴望。畢竟,許多一般讀者或多或少都聽過或讀過關於這本書非比尋常的地方。
透過這項研究,我希望能將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帶給更多讀者。我將廣泛地討論《神學政治論》的結構、內容和背景。斯賓諾莎在書中到底說了什麼讓近代早期的歐洲震驚不已?是什麼事情促使他寫了這樣一本具有煽動性的論文?此書的發表引起了什麼樣的反響?又為什麼這本書被視為如此邪惡?為什麼在《神學政治論》出版近三個半世紀之後,它仍然具有重大意義?
這不是一本關於斯賓諾莎完整哲學思想的書,甚至也不是一項關於斯賓諾莎宗教思想和政治哲學的研究。雖然我會提及《倫理學》一書中的哲學神學和政治討論,以及斯賓諾莎晚期未完成的作品《政治論》(Political Treatise),但這只是幫助我闡明《神學政治論》一書的工具。此外,除了同時代人們對於《神學政治論》的直接回應之外,我並不會在本書中討論該書所引發的後續相當多且相當重要的反響。《神學政治論》從一六七○年到當代所帶來的歷史遺產是一項內容豐富且引人入勝的主題,所以這項主題值得獨立且徹底的研究。註5
在本書中,我感興趣的僅僅是解釋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說了什麼、為什麼這麼說,以及為什麼這本書在當時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彈。斯賓諾莎當然是歷史上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最具獨創性、最激進、也最具爭議性的思想家。他的哲學、政治和宗教思想為我們現在所認知的「現代」奠定了基礎。然而,如果我們不給《神學政治論》應有的關注,那麼我們就不會真正了解斯賓諾莎。
「淫亂且有害」的書
一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早晨,菲利浦.惠伯特茲(Philips Huijbertsz)註6向他的妻子道別,從他在阿姆斯特丹新文代克街區(Nieuwendijk)的家裡出門。然而,在炎夏中出門,這位五十六歲的絲綢商人並不是如往常般要前去他從父親那繼承的店鋪。那天是星期日,他其實有更崇高的任務得處理,一個事關社區裡宗教和道德福祉的嚴重問題。
就在四天前,阿姆斯特丹歸正教會註7的宗教委員會委任了從事絲綢貿易的惠伯特茲以及他的同業盧卡斯.范德海登代表歸正教會參加即將召開的阿姆斯特丹主教會議。註8這個會議是一個較大的地區主教會議,參與的傳教士來自阿姆斯特丹當地教會社區以及周圍村莊,他們會定期前來聚在一起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阿姆斯特丹主教會議是荷蘭十四個主教會議之一)。惠伯特茲和范德海登負責的工作是讓地區會議的成員了解阿姆斯特丹歸正教會委員會的擔憂──早在六月三十日的會議上,他們便針對一些近期的出版物憂心地宣布:
由於教會收到投訴,我們進行了一些調查,之後會交由地區教會處理。如果地區教會批准同意,且針對此事沒有提出其他問題,那麼會再提交給省級教會確認。歸正教會只要求,考慮到面對過去舊怨所進行之處理,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那些對教皇的無禮侮辱以及蘇西尼式(Socinian)的淫亂書籍,特別是那本名為《神學政治論》的有害書籍。註9
面對民眾投訴,教會建議阿姆斯特丹地區會議參考過去對於「舊怨」的措施來處理。這裡指的是要求地區會議參考荷蘭省議會(該省的主要立法機關,也可以說是全荷蘭最有權力的機構)過去的一項法令。該法令頒布於一六五三年,禁止印刷和傳播某些「反宗教」書籍。於是,阿姆斯特丹教會的長老希望參與地區會議的牧師可以宣布一六五三年的禁令也應適用於現在的新案件,並且將此事呈交予北荷蘭教會會議(此為省級教會會議。阿姆斯特丹地區和其他五個地區都在其管轄範圍內。另一個省級會議則位於南荷蘭)。
第一間注意到這本論述荷蘭思想自由、內容褻瀆上帝,且名為《神學政治論》的書籍的教會,其實並不是阿姆斯特丹歸正教會。早在一六七○年五月,烏特勒支、萊頓和哈勒姆的歸正教會已經要求他們當地的市議會沒收該書現有的庫存,並採取措施阻止該書進一步出版或運送。而這本書是在那年一月才出版!所以阿姆斯特丹教會的反應可說是有些慢了。然而作為荷蘭最重要的城市,該區歸正教會領導人所提出的緊急呼籲,肯定會對該地區教會以及省級教會的牧師產生巨大影響。
菲利浦.惠伯特茲(其名字的意思為「惠伯特之子」)之所以被委任這項重要任務,可能是因為他在社區裡享有一定的聲譽。二十年前,他曾擔任一些荷蘭公民的保證人。當時那些荷蘭人在國外被擄為奴隸,並被要求支付一大筆贖金。註10又或者,惠伯特茲作為當地教會的領袖之一,本身可能就對那些著作特別不滿。他對於《神學政治論》中那些歸正教會要求討論的內容,至少熟悉部分。那天在他到達新教堂之後不久(新教堂便是阿姆斯特丹地區主教會議召開的場所),便讀了一些特別冒犯教會的文章段落給參與者聽,希望讓大家理解此書危險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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