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漢士族、魏晉士風，到南宋朱熹的歷史世界，再到明清的士商互動，以及王陽明、方以智，還有清代的戴震、章學誠，清末民初的陳寅恪、胡適，余先生累積數十年的學術研究著作，構成了一幅中國知識人的圖譜。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現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與輯二聚焦於在中國現代史的巨變之下，清末民初的知識人如何救亡圖存，並擺盪在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之間；輯三轉而論述政治史，包括兩篇平議張學良的論文及一篇省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的長文。
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
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集中地談談中國知識人（注意：不是「分子」）的問題，先回顧一下他們在二十世紀的旅程，然後再略略展望他們在新世紀可能的前景。二十世紀之初，中國雖然既弱又貧，好像隨時有被「列強瓜分」的危險，但中國知識人卻正如日中天
一九○○年前後，梁啟超一枝「常帶感情」的健筆不知風靡了多少中國人，給他們以無限的希望，接著則是從「文學革命」到「五四運動」，那更是知識人群體的黃金時代。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九月，胡適在美國第一次寫「文學革命」的長詩，其中便有「再拜迎入新世紀」之句，可見他對於二十世紀抱著多大的期待。
自譚嗣同在《仁學》中首揭「個人自主之權」以來，「個人自主」成為中國知識人的中心價值之一。所以陳獨秀在一九一六年正月號《青年雜誌》上還特別提倡「尊重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
但「個人自主」的含義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獲得比較深入而全面的展開的。這一中心價值的實踐當時自然仍局限在知識人之間，但無論如何，這總不失為一個有希望的開端。正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一樣，最初始於中產階級，然後才愈傳愈廣，終於普及到一切階層與個人。中國的文化、社會結構和西方不同，「士」一向居於「四民之首」，只有在知識人的前身「士」牢牢守住「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之後，這個價值才有可能向其他社會階層傳布。這是梁啟超在一百年前大聲疾呼「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的主要根據。他所說的「紳」，其實便是「士」，這是毫無可疑的。
但五四時期也成為中國知識人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五四前後約十年左右，中國知識人確曾發展了「獨立自主的人格」；他們在思想和知識的領域內，通過個人「良知」或「理性」的判斷，各自選擇自己的方向分頭發展，即使以政治活動為終身事業的知識人，也表現出多元蓬勃的生氣。當時新興的政治和文化團體很多，從極端保守的到極端激進的，應有盡有。它們之間的互相批評有時是很激烈的，但大體上仍不脫自由競爭的正常軌道。
今天看來，這些團體無論是「左」還是「右」，都必須看作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試想：如果新文化運動中沒有清華國學研究院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的史學著作，沒有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也沒有南京東南大學的《學衡》雜誌，那麼五四時期中國的學術和思想將貧乏成什麼樣子？上述這些學人和團體在政治上都屬於「保守」甚至「反動」的一邊，其中清華的王國維、陳寅恪和《學衡》派的吳宓、梅光迪甚至終身拒絕接受「白話文」，然而他們都充分體現了「個人自主」的現代精神。王國維自沉昆明湖，陳寅恪說他以生命來實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最中肯的論斷。陳寅恪晚年也繼王國維而起，以大無畏的氣概，捍衛「不自由，毋寧死」的最高原則。以領導五四的幾位主將而言，胡適、陳獨秀、魯迅也都能各持其信念，終身不向權勢低頭。
不幸在一九三○年代以後，中國知識人便開始守不住「個人自主」的價值了。日本侵略愈逼愈緊，中國確實面臨著亡國的危險。國家、民族意識的高漲是必然的；知識人在國難時期應該把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害放在第一位，這也是不容爭辯的。但是這不能構成他們放棄「個人自主」的充足理由，更不能成為擁護「獨裁」、「專制」的根據。
一九三四年，蔣廷黻和丁文江提出「新式專制」、「新式獨裁」的概念便是一個訊號。他們都是所謂「自由主義者」，對現代政治與社會也有深刻的認識。他們的動機不過是希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集權政府，可以有效地對內進行建設，對外抗拒侵略。當時堅持民主的主要是胡適。所以這是一場中國自由主義者內部的爭論。主張「獨裁」的丁、蔣兩人也只是把「獨裁」或「專制」當作危急時期的過渡策略。胡適所憂慮的則是：「一黨專政」的觀念從此將更為牢不可破，中國民主的前途也將更為黯淡了。我說這是一個「訊號」，因為自此以後，愈來愈多的知識人在「國家」、「民族」、「人民」、「革命」等集體性的政治符號前面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們甚至對「個人自主」的價值感到羞愧和罪惡。從抗日戰爭起，中國知識人雖有左右的政治分化，但「個人自主」的主體意識一天比一天萎縮，則殊途同歸。一九五○年代以後中國知識人的處境和心態是大家都熟悉的，已不用再說了。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知識人的主體意識顯然已開始復甦。我們雖明知中國有不少知識人屬於《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的一型，平常卻很難聽得到他們的聲音。外面最有機會聽到的則是粉飾「太平」、歌頌「盛世」的大言壯語，寄託於「三代工程」者有之，依附於「三後論說」者也有之，「主權」高於「人權」的呼聲近來更是響徹雲霄。此外，以天朝的「弄臣」自喜，對邊鄙「資產階級腐朽文化」肆其輕薄者亦復時有所聞。任何一種文風和心習，一旦形成之後，便不可能在短期中自動消解。所謂「新世紀」、「新千年」不過是一個紀年數字的簡單變換，難道我們真能相信在一九九九這個數字轉為二○○○的一剎那間，世界便真會「一元復始，永珍更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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