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怡洁，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框定的研究对象，其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文化”曾为人类学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加上强调骨架、血肉、精神三者缺一不可的田野调查法，让人类学家被赋予了研究“文化”的民族志职权（ethnographic authority）。但当现代化、全球化、殖民、资本主义、国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带给“文化”诸多冲击与挑战，“文化”的困境，是否仍旧能以研究“文化”的方法来解决呢？当这些概念与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的日常经验再也无法匹配时，现在的我们如何使用过去发展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来完成研究的任务？现在的我们又该如何去框定甚至指认我们研究的对象为何？文化是什么？当群体都已经碎裂、跨越、跨在“之间”的今日世界，到底我们多大程度还能言之凿凿地指称“××文化”是什么，而没有一丝怀疑或不安？

詹姆士．克里弗德在本书中一步步细腻检视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的权威来源。在场、理解、同步、循迹、学习，这些理念在某些时代脉络下的田野实践过程中，曾带来了希望——仿佛我们因此可以得到一些其他学科不能得到的洞见，但在世界变化后，也一样带来痛苦与困境——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我的理解是什么样的理解？在知识生产与知识的谱系中，人类学式的知识、了解与明白，是有意义的吗？应该被摆在什么样的位置？越真诚面对这些困境，就越拉扯、越痛苦，我们该以什么态度面对文化的困境，以及面对文化的困境是否等同面对自身“明白”的困境？这些都是深不见底的大哉问，平常鲜少有人愿意临渊履薄一探究竟，而《文化的困境》一书直接面对著这些问题。

对我而言，人类学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一直勇于（甚至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地）反复检验、挑战、修正自己学科的根基，这种倾向让我即使在当了很久很久的人类学学徒之后，仍然会感到赞叹——有些人类学家能边拆掉自己走过的来时路，边走出一条新路；一边瓦解立论的前提，一边重新找到定位，犀利地看穿世界。他们能细细拆解掉一个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定见，透过灵活绵密的旁征博引，一步步说服、引导你走上一条无人走过也不知尽头的小路，让你读得绞尽脑汁，不时要停下来思考，有时随著他赞叹路边不曾看过的风景，突然之间，一个全新的世界展开在面前，使你全然忘记来时的疲惫。

克里弗德一开始就探问人类学最根本也最棘手的问题：现代性发生后的文化是什么？或说，不曾本质化／去本质化的文化如何再现？克里弗德把人类学这门学科地基中的预设给问题化了，让读者一打开这本书就必须跟他一起面对“纯粹产物已然疯狂”之后的世界（那个世界还有我们曾经以为存在的“文化”吗？）。但好在他并没有把我们遗弃在大而沉重的质疑中，让罪恶感与焦虑吞噬我们，而是率先勇敢地迈向那黑黝黝的黑洞，带我们无重力飞翔，跟著去看他在一切与一切都瓦解之后找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