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新历史”里，诺曼?奥勒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斥着毒品的第三帝国。二战前夕，德国摇身一变，成为制药巨头，默克和拜耳这样的公司大量生产可卡因、鸦片类制剂，当然，最重要的是甲基苯丙胺（冰毒）。几乎所有德国民众——从家庭主妇，到数百万前线士兵，再到纳粹高级指挥部，特别是希特勒本人，皆是服用者。单靠毒品无法解释纳粹有毒的种族理论和二战的重大事件，但如果不考虑毒品，我们对第三帝国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纳粹德国确实有使用药物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种名为 Pervitin 的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这种药物被广泛分发给士兵，以提高他们的警觉性和战斗力。纳粹领导层也使用这种药物，包括希特勒本人。

除了 Pervitin，纳粹还进行了其他药物实验，包括研究迷幻剂和可卡因等。这些实验通常是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上进行的，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死亡。

关于纳粹制毒历史的更多信息，您可以参考以下资源：

书籍：
《Blitzed: Drugs in the Third Reich》by Norman Ohler
《Der totale Rausch》by Norman Ohler (德文版)
纪录片：
《Nazi Underworld: The Drug Addiction of Adolf Hitler》 (National Geographic)

权力转换就是换一种药方

信奉禁欲主义的元首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24]

——君特·格拉斯

早在魏玛时期，希特勒就在身边的亲信圈子里，为自身打造了一副夜以继日、一心为“他的”人民服务的形象。他是一位完美得无可挑剔的领袖，他一人身上肩负着解决社会矛盾、消除战败不良后果的千钧重担。1930年，希特勒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写道：“他是天才和肉身的结合。他吃的那些肉体上的苦，是我们这些常人根本吃不消的！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吃青菜，不近女色。”[25]按照这位亲信的说法，希特勒连咖啡都不喝。一战结束后，希特勒把最后一包烟扔进了多瑙河，从此再没有沾染过任何不良嗜好。

一个禁欲主义者组织在会员通告中写道：“顺带一提，我们这些禁欲主义者都应当对元首怀有特别的谢意，因为他以自身生活方式和对毒品的态度，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绝佳的榜样。”[26]这位帝国总理是人们眼中的完人，他没有私生活，并且厌恶一切世俗癖好。他是清心寡欲、自我牺牲的代表，是健康生活的化身。用神话的形式，把希特勒打造为一位禁毒斗士和禁欲主义者，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并借助大众媒体大肆宣扬。这个神话在公共舆论，包括反对派的意识中深深扎下了根，迄今仍然余音未绝。这是一个有待解构的神话。

1933年1月30日夺取政权后，纳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魏玛共和国包括开放和多元化在内的享乐文化彻底剿杀。毒品被禁止，因为它会带给人纳粹主义以外的其他幻想。在一个只有元首一人拥有诱惑权的体制里，任何“诱惑品”[27]都是没有存在空间的。纳粹在禁毒运动中采取的手段，并不是简单地强化魏玛时期制定的鸦片法，[28]而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其目的是要为贯彻“种族净化”这一纳粹主义核心思想服务。“Droge”这个本意为“干草药”[29]的中性概念，从此变成了“毒品”这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吸毒被视为一种罪孽，由警察局扩编增设的禁毒部负责稽查，并严加惩治。

这一系列新法令的颁布从1933年11月就开始了。当时，“统一思想”后的帝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在封闭机构内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时间可长达两年。在法院批准的情况下，戒毒期可以无限延长。[30]其他措施还包括，医生一旦被发现吸毒，将被吊销行医执照，时间最长为五年。当警方对非法药物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时，患者保密条款将自动失效。柏林医生协会主席规定，如果医生发现病人有连续三周以上服用麻醉品的情况，应立即做出“涉毒举报”，因为“每一起长期滥用生物碱的病例，都有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31]收到举报后，两位调查员将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如果确认“属实”，吸毒者必须接受强制戒毒。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人们通常会采取缓慢温和的方法，帮助瘾君子一步步摆脱毒瘾。纳粹却不是这样。为了达到震慑的目的，没有人会考虑在戒毒时采取措施减轻当事人的痛苦。[32]当强制戒毒期结束后，如果经鉴定戒毒无效，法院有权将戒毒期无限延长，吸毒者很快就会被收押送入集中营。

此外，法律还要求每一位德国人，“一旦发现亲属和朋友中有人染有毒瘾，必须立即上报，以便及时采取纠正措施”。[35]为此，纳粹禁毒部门还制作了专门的卡片，为全面掌握吸毒者信息提供便利。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纳粹在开展禁毒运动时，便将禁毒与建立国家监控体系绑在了一起。独裁政权将所谓卫生政策推进到帝国的每个角落：每个纳粹党大区（Gau）都成立了“禁毒工作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中，医生、药剂师、社保和司法部门代表，以及军队、警方与纳粹公共福利组织代表密切合作，组成了结构严密的反毒品网络。这个网络的每一条线最后都汇集到一处，即柏林的帝国卫生局，帝国大众卫生委员会第二总局。纳粹大力宣传所谓的“卫生义务”，宣称将以此消除“一切因滥用毒品、酒精和烟草所导致的危害身心与社会的行为”。烟草广告受到严格限制，毒品禁令的目标是“堵住国外生活方式向人民渗透的最后漏洞”。[36]

1935年秋，纳粹政府颁布了《婚姻卫生法》（即《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禁止一方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女结婚。麻醉品依赖者也被自动列入了这一范畴，并被打上“患有人格障碍”且无法治愈的标签。这条禁令旨在避免“将毒瘾传染给配偶并通过遗传传播给下一代的潜在危险”，因为在“毒品依赖者的遗传细胞中含有大量的变态因子”。[37]《预防遗传病患者新生儿法令》（即“绝育法”）还引入了强制绝育的极端措施：“从种族卫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考虑采取措施，制止严重毒瘾患者的生育。”[38]

事情远不止于此。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里，纳粹还以“无痛死亡”为名，杀死了大量“有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这些人中就有吸毒者。具体人数如今已无从查证。[39]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是调查卡片上的鉴定结果：“+”代表注射毒针或送入毒气室，“-”代表“延期执行”。其中，通过注射过量海洛因行刑的做法是由纳粹德国禁毒中心发明的，这是1936年以柏林毒品局为前身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毒品稽查机构。那些授命行刑的医生，都怀有一种“令人陶醉的崇高感”。[40]纳粹的反毒品政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隔离、镇压乃至灭绝边缘人群和少数族群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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