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元朝和伊利汗国关系密切，交流频繁，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对伊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本书聚焦蒙元时代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以及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者，考察他们为中华文明西渐所做的贡献。本书还重点讨论了中国物质文化在伊朗的传播，揭示出中国文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制造”为改善古代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贡献了巨大力量。
伊利汗国（Ilkhanate）是由蒙古帝国建立的一个分支政权，统治着波斯和周边地区，存在于13世纪到14世纪。在它的历史过程中，伊利汗国与中国文明的关系在多个层面上展现出复杂的互动，包括移民、外交使者的交流以及物质文化的传输。这些互动不仅影响了伊利汗国本身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更广泛的中亚、西亚以及中国文明产生了影响。
1. 移民
伊利汗国时期的移民活动主要表现为蒙古人的迁徙和定居。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大量蒙古人及其随行人员、军事贵族、手工业者、商人等迁入伊利汗国的领土。这些移民带来了蒙古的行政、军事、文化习俗，也引入了一些中国文明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的统治精英会从中国地区带来一些工匠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在伊利汗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开放态度，以及其对商业和贸易的支持，伊利汗国吸引了来自中国地区的商人、工匠和技术人员的定居。这些移民在传播中国技术、手工艺、农业知识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2. 使者交流
在伊利汗国的历史中，外交使节往来是中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外交关系，双方多次派遣使者进行交流，这些使者不仅承担外交任务，还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宗教和技术的交流。
元朝向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者往往携带着中国的奢侈品、技术产品、手工艺品等，这些物品在伊利汗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使用。相应地，伊利汗国的使者也会将波斯和中亚地区的商品、工艺品、药材等带回中国，促进了物质文化的双向流动。
3. 物质文化交流
伊利汗国时期的物质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技术传播和艺术影响等方面。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连接了中国和伊利汗国。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和其他工艺品通过贸易被广泛传播到伊利汗国，而波斯的纺织品、金属制品和香料等商品也进入了中国市场。
技术传播方面，伊利汗国从中国引进了包括纺织技术、造纸技术、冶金技术等，这些技术在波斯得到了应用和发展。中国的农业技术和作物品种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伊利汗国的领土，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在艺术和建筑领域，伊利汗国受到了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响。比如，伊利汗国的陶瓷工艺中可以看到中国风格的元素，而一些建筑设计和装饰也借鉴了中国的形式和符号。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和相互影响，展示了伊利汗国与中国文明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深刻互动。
军匠
无论是短途的中原作战，还是长途跋涉的域外征服战争，蒙古军队出征都带有军匠。军匠承担着修路、造船、搭桥、架炮等工程任务，他们亦兵亦匠，具有工程兵的特点。元朝“取匠为军，曰匠军”，把军匠列归军籍，隶属中央侍卫亲军各卫及诸路翼分万户府管辖。这些军匠平时在军中制造兵器，战时抽调出来作为工兵，协同作战部队出征。军匠的主要来源是蒙古征服过程中俘虏的工匠，或从民匠中招收的具有军工技能的工匠。在军匠的构成中，汉人军匠数量大，具有优势。汉人军匠也大多由汉人将领统率。《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五年(1268)六月〕甲申，中山大雨雹。阿朮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从之。”史枢出自真定史家，其所率军队乃汉族世侯军，其中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军匠。当蒙古军队行军遇到自然条件的阻碍时，就需要由汉军来协助。又如《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中记录汉人刘敏，“山东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军，立二总管，公皆将之”。
蒙古大军远途征伐时，更是不能缺少军匠。《元史·张荣传》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山东汉族世侯张荣率领军匠随行：
戊寅(1218)，〔张荣〕领军匠，从太祖征西域诸国。庚辰(1220)八月，至西域莫兰河，不能涉。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太祖复问：“舟卒难成，济师当在何时？”荣请以一月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济河。
同一时期，在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丘处机奉诏令西行。途经金山一带时，看到“其山高大，深谷长阪，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后至赛里木湖穿行果子沟时，又见“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湾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后又至撒麻耳干城北，“以路梗留”。一个多月后，“二太子发军复整舟梁”，丘处机才得以继续行进。这里的三太子、二太子即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和次子察合台，他们派出的修路架桥之军，就是随行的军匠部队。又丘处机在回程时行至阿力麻里城，遇到“二太子大匠张公”。王国维注曰“疑即张荣也”，他引了《元史·张荣传》的这段记载，认为“莫兰河”即阿梅沐涟之略，也就是阿母河，丘处机在撒麻耳干城北遇阻，二太子发兵修筑舟梁一事，必有张荣参与。刘迎胜意见不同，他说：“惟细读史文，知‘大匠张公’在张荣修整阿母河桥时一直待在阿力麻里。”但具体原因没有详述。笔者认为，从时间上推断，察合台发兵修阿母河桥是在1221年12月，而丘处机见到大匠张公是在1224年4月，中间时隔两年有余，并不能由此判断二人非同一人。然根据《元史·张荣传》记载，张荣是扈从成吉思汗出征的将领，西征之后，他于“甲申(1224)七月，从征河西，乙酉(1225)，从征关西五路。十月，攻凤翔，炮伤右髀，帝命赐银三十锭，养病于云内州。庚寅(1230)七月卒”。对比《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所载二太子大匠张公，邀请丘处机前往其众之处讲道，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但丘处机因突发情况未能成行，“张公等悲泣曰：‘我辈无缘，天不许其行矣。’”俨然长期留驻于阿力麻里之态。阿力麻里是察合台封地的政治中心，此大匠张公当为察合台属下，与扈从成吉思汗的张荣确非一人。
再看张荣此人，其神道碑记录他的官职为“镇国上将军、总管炮水手军匠元帅”，可知他的队伍除了修路架桥的工兵外，还有炮手军匠。蒙古征战中，炮手是一种重要的军匠种类。炮军在攻城之战中具有极大威力，成吉思汗攻打不花剌、忽必烈攻打襄阳、旭烈兀攻打木剌夷城堡，都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炮军的力量。
蒙元时代的炮按炮弹的性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抛掷石块的投石机，另一种是使用火药的火炮。在蒙古人之前，辽、金、西夏、宋朝的军队中就普遍使用这两种炮了。蒙古人的传统作战武器是弓箭，但在征伐过程中，很快就见识到了炮这种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开始热衷于组建炮军。蒙元时期炮军的发展，在于引进了西域的投石机——回回炮。冯家昇先生指出，回回投石机相较本土投石机的优越之处在于其动力大、射程远，而本土投石机所能投掷的石块小、射程近。宋人编撰的《武经总要》记载了十六种炮，所发石弹最重不超过一百斤，最远不超过八十步；而回回炮“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冯家昇还解释了这两种投石机的力量差距在于两种机械发力原理不同。总之，元朝对回回炮格外重视，为此组建回回炮手的专门机构。自至元八年(1271)，西亚穆斯林阿老瓦丁、亦思马因二人应忽必烈征召，前来汉地制造回回炮起，元朝便开始设立回回炮手的机构。至元十一年，设立“回回炮手总管府”，后又设立“回回炮手都元帅府”“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回回炮手万户府”等。回回炮手的军匠编制能达到军队的万户级别，可见从人数上和等级上都十分受重视。
除投石机外，炮军中的另一种炮——火炮在战争中常常与之配合使用。回回炮是投石机，打出的炮弹是石头，而火炮的关键在于火药的使用。火药是中国本土的发明，是由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质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火药由炼丹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实践创制出来，最迟到唐初，就已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含硝、硫、炭三组分的火药。火药最初在炼丹家手中被当作药物，初期的火药大多为天然物，未经提纯，因此燃烧和爆炸威力并不大，而后当人们逐渐掌握了人工提纯硝石、硫磺等原料的方法，并确定了配制比例后，火药才具有了稳定的杀伤力。冯家昇认为可能从晚唐开始，炼丹家将火药献给军中作武器使用，火药是先用于制造火器，而后当某些火器落伍了，才作民间娱乐之用。文献表明，北宋时，利用火药制造的火器已在战争中大量应用，火炮是其中的一种。北宋编成的兵书《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火炮所用火药的配方和制作方法。使用时用投石机发射出去，以达到杀伤效力。据学者研究，火药最初运用于火炮中，主要起到的是延烧剂的作用，即用投石机将包裹了火药的石弹抛掷出去，火药能使燃烧效果更加猛烈、持久。至两宋之际，人们逐步掌握火药的爆炸性能，开始利用其爆炸力来杀伤敌人。蒙古人是从金人那里学会使用火炮的。《黑鞑事略》载：
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虏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
可见，蒙古人将回回人的投石机和汉人的火炮配合使用，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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