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五年前來香港，這一次，伊藤詩織確實顯得快樂了一些。

五年前，她剛到訪香港，就想去看社運現場，在街頭爆發記者本能，爬上馬路欄杆從高處拍攝。不曾想，後來傳出在訪問一週之後，她有想要結束生命。

伊藤詩織活了下來。這一次，她和團隊帶著自傳紀錄片《Black Box Diaries（港譯：黑箱日誌）》參加全球各大電影節，並於4月出席香港國際電影節。

紀錄片呈現了她自遭受性侵九年來，從起訴、蒐證、拉鋸、到一審，雖勝訴卻仍有未竟的艱辛。約104分鐘的影片放映結束，人們還在為影片中女主角過去九年的心酸遭遇拭淚時，女主角已經走到台上，對著台下的人笑意盈盈。

伊藤詩織來了。

這部紀錄片的旅程從一月的美國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開始，降落香港的時候，伊藤發現自己瘋狂想念亞洲食物，「我不停地吃米，還有辣豬紅！」多年來她熱情地告訴公眾，熱辣食物為她帶來療癒感。

這九年，伊藤一直在重建自己。2015年，她遭日本前TBS電視台、政治線「御用」男記者山口敬之性侵，當年即向對方提起刑事訴訟，案件卻有如「黑箱」：除了法制不利受害人外，山口敬之更疑被警方「放生」，兩年後檢方拒絕起訴，前首相安倍晉三的角色令人起疑。這使得伊藤不得不改訴民事。過程中遭遇種種痛苦，她曾在2019年嘗試自殺，被朋友發現後救回。

我不由自主地關心，「我真高興你捱過那些難關了」，伊藤沒有接話，眼睛和嘴都彎成微笑的弧線，側了側頭，她聽到了。

從2015年她決定依靠自己將事件公開，從此就不曾停下。2017年《Black Box（黑箱）》一書出版，她抽絲剝繭地做自己案件的調查記者；2018年BBC發布短片《Japan’s Secret Shame》，她本人出鏡親述歷程；2021-2022年她寫作隨筆，2023年集成出版第二本書《裸で泳ぐ（裸泳）》。這一次，紀錄片《黑箱日記》就像一個終極完結。

這些年怎麼樣，大丈夫ですか（日語，還好嗎）？ 「ちょっと大丈夫じゃない 」，她語速飛快地回答——這是日語裏「不算好」的委婉說法。

未等回應，她又笑著改口，「Just Kidding！」

訪問前夜，她才和朋友們鬧到三點，第二天一早就爬起來給自己梳洗，從十點多開始接受車輪戰訪問，不忘在黑白衣裙裏巧藏醒目橘紅色襪頭。她另有一雙碎銀河般的戰靴，在放映時穿，顯出氣場。此行採訪過她的人大抵覺得她有轉行天賦，在鏡頭前鬆弛自信，走路帶風，又衣品時尚。

「真的好久沒有見到她了」，更多人感慨，「有十年了嗎？她現在怎麼樣？」

遺忘

對於那些不堪回憶的，伊藤很多都不記得了。

她嘗試根據記者提問回憶一些過去的感受，卻不好意思地坦白：「我想那是我應對（創傷）的方式，有時找到些什麼，我就像，shit，這，它真的發生過嗎？」她曾失去魂魄般對著鏡頭自語壓力太大，在紀錄片中抱歉地向世界告別，「就連這個片段，也是（發生）一年後才在我手機裏找到的。」

那是她狀態最差的日子，彼時她改以民事訴訟起訴山口敬之已近兩年，正是交叉詢問要開始之前，卻被告知自己的審判結果將會影響日本同類案件（日本法律部分行大陸法系，民法系統下法庭判例將為現實中法律應當如何闡釋提供準則）。伊藤頓時感到有壓力，「如果我輸了，好像別人也會輸⋯⋯我被告知不能這樣說話、不能那樣說話，會影響法官的感受⋯⋯我不知道要怎麼說話了，而我不想影響到別人。」

一些中年女性自發組成支持她的民間團體，邀請她去發言，她也像洩了氣的氣球，和以往痛苦卻堅定的樣子判若兩人。「我想我還沒有準備好吧⋯⋯當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恐慌了（panic），很害怕。」她也很久沒有見到山口敬之了，即將在庭上和他面對面，「她不確定見到這個人的時候，身體會如何反應。雪上加霜的是，山口敬之還反告她「誹謗」，並索賠一億日圓（約510萬港幣）。

作為受害人，伊藤詩織也僅僅是向山口敬之索賠330萬日圓（約17萬港幣），且從一開始，她就拒絕了外界給她的經濟支持。「所有人都在受苦（suffered），我覺得我不應該是獲得支持的那個人」，她並不覺得別人就比自己活得輕鬆。但當山口敬之獅子大開口，「我怎麼可能⋯⋯甚至不可能賺到這麼多錢⋯⋯我想我再也無法獨自承受下去了。」

從醫院搶救甦醒過來之後，她甚至不記得自己拍過這些影片。

「所以（做紀錄片）真的是一個釋放和重新發現創傷的過程。」

在她的第二本書中，她提到仍然被失眠與夢魘困擾；而即使在遠離東京的沖繩群島上吃着油炸甜面果，也會令她想起被性侵後第二天和妹妹在甜品店見面的事。

心理學上，人在遭遇到重大創傷時，「遺忘」是自我保護的其中一種方式。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然失憶。在她的第二本書中，她提到仍然被失眠與夢魘困擾；而即使在遠離東京的沖繩群島上吃着油炸甜面果，也會令她想起被性侵後第二天和妹妹在甜品店見面的事。

「但我不後悔。」

紀錄片的名字比書多了一個「diaries」，因為影片在整理結構時，參考了她一共7本日記。每一個她打出去的電話、見過的人，她都秘密錄音錄影，因為意識到警察無法幫助她，頭兩年，這些錄音錄影更多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

直到她發現「日本媒體也無法面對和處理我的案子」。分析指，日本媒體對性暴力案件有「集體沉默之牆」，受害人如伊藤等，只有透過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國際記者會，才令事件具有影響力。東京大學教授林香里曾指，與其他各主要國家相比，日本媒體在處理性別平等相關話題方面表現相當消極。

而記者的操守倫理也一直壓著伊藤，在她的第一本書中，她就全力要求自己保持「客觀中立」，從第三者的視角看自己。做紀錄片導演，她也曾自我懷疑：「拍自己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但倫理上我很猶豫，這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是不是ok的？」

直到某一刻，她覺得所有東西都清晰起來，「悲劇總是由別人來講述，但我們（悲劇主角）有用自己的聲音講自己的故事的力量。」「我要承認我越界了」，她想清楚了，「這就是我的單方面敘事，對不起，我不準備在這裏講別人了。」

儘管影院中從頭到尾都傳來觀眾的啜泣聲，但實際上影片中並沒有太多情緒化的場景和鏡頭，「我不確定放多少情緒進去是ok的，雖然是我自己的故事，但如果我表達出了太多情緒⋯⋯我覺得⋯⋯」她沒有總結出一個形容。

她和剪輯團隊討論了很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剪出來，看看大家如何感受，再決定留下或拿走什麼。情緒太強烈的，「比如自殺的片段就拿走了很多」，「我並不想看到自己哭得那麼厲害的畫面⋯⋯但那個畫面就是真相（truth）」。原片約5分鐘，紀錄片中僅保留了約30秒，被剪走的片段是她給媽媽打電話，但媽媽沒有接到，伊藤便對著鏡頭留下遺言訊息。

講起這些，她的手指無意識地交叉握住自己。

資料顯示，暴露療法是在受控的方式下讓人們面對他們害怕的事物，教導大腦不再將害怕的事物視為威脅，「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看你的故事，而這正正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方式。」

那麼，該放多少情緒在影片中，現在有答案了嗎？

她露出伊藤的招牌笑容：「就現在來說，從今天的我回看——它足夠好了。」

暴露療法

影片的剪輯，對伊藤像某種治療。

「有一種（心理）療法叫暴露療法（exposure therapy），一種認知科學的治療，」她在腦海中搜尋這種療法的名字。資料顯示，暴露療法是在受控的方式下讓人們面對他們害怕的事物，教導大腦不再將害怕的事物視為威脅，「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看你的故事，而這正正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方式。」

「最難的其實不是拍攝，攝像都是朋友或製作人，而且當拍攝變成一種常規，我後來就忘記鏡頭的存在了，」剪輯才是更艱難的，「我必須不斷地回到那些片段裏，那些我不願意回到的過去⋯⋯」伊藤有時看不下去，必須停下，「這就是為什麼剪輯用了四年。」

她認為這些影片不應該只有法庭有權看到，「我想大家都可以看，這是應份的，因為如果你沒有親眼見到，可能理解不了到底在發生什麼。」

但如果只有她一個人，剪輯永遠都無法完成。

「我並不是一個政治家，無法改變世界，我的工作就是講一個純粹的故事。但我希望可以鼓勵別人，或至少呈現出一種真實感——倖存者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伊藤的工作團隊，也是一群支持她、陪伴她的朋友。《黑箱日記》的監製之一 Eric Nyari，和剪輯師之一 Ema，是一對夫妻。在他們一次前往日本的家庭旅行中，伊藤和這對夫妻見面、遊玩，某日的席間，突然講起自己的紀錄片，希望可以找到人幫忙。大家一拍即合。

再加上另外兩位剪輯師 Ryan 和 Yamazaki ——五、六個人將400多個小時的原始影片翻來覆去地看，最終成片104分鐘。「剪了幾十個版本呢！」Eric 輕輕笑笑。伊藤對這個團隊深懷感激，「大家都明白我需要時間，而且因為預算很低，反而也沒有了要按時完成的時間死線」。

「和很多支持我的人一起工作很好，但有時也有壓力」，她形容寫書只要按照自己的節奏、用自己的頭腦就可以，而紀錄片有不同的製作方式，「但如果沒有我的編輯，我無法獨自面對所有⋯⋯所以我現在可以說拍紀錄片是療癒（healing）的過程了⋯⋯能找到明白在發生什麼事的人，我真的 super lucky！」

這其中，在日本出生，有英國和美國生活經驗的 Ema，成為了能夠理解在日本長大、在美國讀書、現在英國生活的伊藤的親近朋友。 這次合作之前，Ema 也是一位導演，伊藤曾在 Ema 的另一部片子裏擔任攝影師，「她可以從內部人的視角，也可以從外部人的視角看這個故事，這種眼光對我非常重要。」

影片中還安排了一些地獄笑話：比如伊藤躲避跟蹤她的人住到朋友家時，她答應從此幫朋友養老；她打電話詢問購買竊聽檢測儀，賣家卻以為她要買竊聽器（tanchi-ki，tōchō-ki，兩個日語單詞發音相近）；時任警察廳廳長中村格被指親自下令叫停逮捕山口敬之，伊藤和朋友去堵他，小轎車卻一溜煙開走了，「早知道我應該穿運動鞋的！」在美國放映的時候，伊藤聽到觀眾席陣陣笑浪，香港影院裏，不少觀眾也會心一笑。

「後來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在這麼慘的故事裏要放笑點，」伊藤將此歸功於 Ema，「Ema 看原始檔時就一直在笑，她說噢我的天呀你做了這個、你做了那個！她很擅長找到所有具有喜劇效果的時刻。儘管坐進剪輯房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但我們總是找到一些東西去笑，而且大家一起笑。我們就把這些笑點放進去了。」

團隊召集不同背景的朋友們一起看片，嘗試在「不言而喻」和「解釋語境」中找到平衡，「日本觀眾不需要太多解釋，國際觀眾需要，但這也不是一部教育影片，我也需要從中去重新發現我自己。」

影片中後段，曾目睹山口敬之把伊藤拽下計程車、拖進酒店的酒店門衛，主動找到她，表示不懼丟掉工作的風險，願意公開身分為她作證。「我不能再讓這些性暴力在日本發生了。」門衛清晰地向伊藤表達自己的立場。那一刻，鏡頭中伊藤嚎啕大哭。

她希望影片會有一些積極意義，但總的來說，「我並不是一個政治家，無法改變世界，我的工作就是講一個純粹的故事。但我希望可以鼓勵別人，或至少呈現出一種真實感——倖存者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多年前她形容「讓光照進黑箱」，如今提起，她依然肯定地大聲說「Yes！」，「要看到問題，才能修正問題」。

在另一個訪問中，伊藤說，「關於我是誰，我還在不斷發掘的路上。但是說到底，我感覺自己……誰也不是（I’m just no one），沒有被任何東西所依附，所以也會覺得有點孤獨，但是現在，我真心為自己獲得的力量感到高興。」

12天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共上映超過190部電影，最終觀眾票選《黑箱日記》為最受歡迎第3名。

找回語言

2019年伊藤一審勝訴後，山口敬之提出上訴，直到2022年1月案件才二審，維持原判、定讞。不過，二審中法官認同山口敬之的部分主張，認為沒有證據證明山口敬之曾對伊藤下迷姦藥（date rape drug），為此伊藤需賠償對方55萬日圓（約2.88萬港幣）。

勝訴未竟的這幾年，伊藤開始寫一些散文，嘗試找回自己的語言。

「我如果在一個 #MeToo 運動已經發生過的現在講自己的故事，我想我會得到更多理解。前些年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感到非常孤立，人們不明白我說的，也不理解為什麼我要公開講性暴力，這在日本是禁忌和恥辱。」

因為一度，她壓制和失去了自己的語言。

紀錄片裏即可見一斑。影片中提到三名關鍵證人，其中被她稱為「A」的來自警方，披露了警方曾確實下達對山口敬之的逮捕令（後來被叫停）。但就在伊藤糾結於是否應該保護線人、沒有他的同意應否向公眾公開這個信息時，A卻在喝醉後說出「如果你跟我結婚，我就為你作證」的話。

伊藤瞪大眼睛，啞口無言，只用「是、是」等簡單的回應草草結束對話。

「我後來忘記了這一幕，我應該也是從記憶中抹除了，當時太震驚了。」

影片中後段，曾目睹山口敬之把伊藤拽下計程車、拖進酒店的酒店門衛，主動找到她，表示不懼丟掉工作的風險，願意公開身分為她作證。「我不能再讓這些性暴力在日本發生了。」門衛清晰地向伊藤表達自己的立場。那一刻，鏡頭中伊藤嚎啕大哭。

「謝謝你，謝謝你。」淚水中她也只能這樣回應著。

當時身為受害者，她找不到足夠的能量和時間去梳理自己，而除了創傷中的失語、面對時的遺忘，頻頻質疑和蕩婦羞辱她的社會氛圍也曾讓她感到孤獨。伊藤站出來兩年後，#MeToo 運動才經歐美席捲全球，「我如果在一個 #MeToo 運動已經發生過的現在講自己的故事，我想我會得到更多理解。前些年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感到非常孤立，人們不明白我說的，也不理解為什麼我要公開講性暴力，這在日本是禁忌和恥辱。」

2019年，一連四起性侵案被宣判無罪，才催生出一場線下的花朵運動（Flower demo）；2023年，日本偶像產業鼻祖、傑尼斯事務所創始人喜多川去世後，事務所才承認喜多川對旗下男藝人的性侵醜聞，願意道歉和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