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权威着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这部巨着是由波兰社会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6-1967)所着。这部书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1954年出版)、《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年》(The Prophet Unarmed : Trotsky, 1921-1929；1959年出版)、《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1963年出版)。

作为着名的苏联和联共(布)问题专家的多伊彻，他的主要着作还有 《斯大林之后的俄国》(Russia After Stalin；1953年出版)《斯大林政治传记》(Stalin : a Political Biography；1966年出版)《未完成的革命：俄国1917-1967》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等。

《武装的先知》内容叙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经历、他从孟什维克转变成布尔什维克的过程、他在1905年革命的贡献、他参加和领导1017年十月革命的过程，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当中也阐述了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行程过程。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则相当全面且系统地介绍19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且残酷的派系斗争，详尽地叙述了当时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着重在叙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他在流亡期间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着述，最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杀身亡的悲剧结局告终。

追求理想

最初，是偶然的影响使年轻的勃朗施坦走上革命道路的。1896年夏，他来到尼古拉耶夫市以便读完中学。他寄居在一个人家里，这家的几个儿子已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引他辩论，试图使他接受他们观点的影响。看来，他们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都没有取得进展。他傲慢地否定他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他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青年人的架势，毅然应付辩论，他并非不同情人民，但怀疑“群氓的思想意识”及“群氓统治”。他爱好纯数学，对政治既无兴趣也无时间过问。他的女房东因儿子们的危险观点而感到担心，倒很喜欢他有这样高的辨别力，而且试图劝她的儿子们以他为榜样。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有关社会上普遍的不公正和必须改变国内全部生活方式的论点已开始在他的思想中酝酿。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据已经提出，并且集中在贫困和剥削的景象上，而这些景象自从童年以来就一直藏在他的心中；使他感到他呼吸的空气是那么窒息；他们新颖无畏的高尚品格让他受到强烈的感染。但他还是继续抵制。新思想的吸引力越强，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坚持他装出来的保守主义和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他爱唱反调的精神和在争论中取胜的渴望使他难以让步。但他不能不放弃他的防守和自负。在那一学年中，他突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立即开始热烈地为赞成社会主义而辩论，这使那些要他改变意见的人吃了一惊。

我们将反复看到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他跟新思想一直对抗到他决定响应的时刻，而起初总是由于执拗的自负而抵制它。他的抵制随着吸引力的增强而加强，后来他克服了起初的怀疑和犹豫。于是，他内心的防线开始崩溃，他的自信心开始消失。可他的自尊心还是太重，或者说，还不足以使他信服到要作出一点儿让步的表示，他那内心斗争也没有外在标志。后来，新的信念在他心中增强，好像一下子克服了他的爱唱反调的精神和自负。使原来的争论对手们吃惊的不仅是他完全彻底地放弃了原有观点，还有他接受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热情，更有他不时从他们的论据中得出的意想不到而有深远意义的结论。

他刚刚加入的事业在他内心还不明确。与其说他接受了一种思想，毋宁说是接受了一种情绪。他总是站在受压迫者一边，但受压迫者是谁？他如何加入他们中去？应该要干什么？没有人能给他以指导。在尼古拉耶夫市没有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团体或组织。他转向社会主义立即表现在他对社会政治问题刚刚觉醒的关心与他对数学爱好相应的削弱上。他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他这样做时马上就脱离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受人保护的环境。

勃朗施坦通过跟他同住的人结识了一个名叫弗朗茨·什维戈夫斯基（Φранц Швиговский）的人，是个在城郊租种果园的穷园丁，这人居住的果园里的茅屋是思想激进的学生和工人的小型讨论俱乐部。什维戈夫斯基原籍捷克，性格非同寻常。他读了不少语种的书刊，精通俄国及德国的古典文学，订阅外国报刊，总是乐于拿被禁的政治书籍或小册子满足朋友的要求。住在城里处于警察监视之下的老民粹派分子有时也参加这个果园里的小组活动。在这些民粹派分子中没有杰出人物，他们没有建立组织；但他们把自己的一些浪漫主义的革命观点传给什维戈夫斯基小组。几乎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自认为是民粹派分子。正如一个参加者所说的，这些集会“性质无害”。人们到果园来是因为在这里感到痛快，可以畅所欲言。不久，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在城里就“声名狼藉……说它是各种最可怕的阴谋中心”。派去暗中监视的警察假扮成在果园里劳动的工人；但这些密探也只能报告说，什维戈夫斯基总是用苹果和大量的茶水款待他的客人，跟他们进行古怪但却无害的讨论。[24]

我们知道，那几年正是革命复兴的年头。1895年3月，内务大臣杜尔诺沃（Дурново）致函波别多诺斯采夫说，新的倾向，尤其是大学生中作有关各种社会问题演讲的热情和无私使他震惊。在这位大臣看来，这种理想主义的无私不是吉兆。前几年所有的镇压法规并没有使中学和大学免受颠覆分子的影响。多年来，一直由部里任命教授，解聘可疑分子，提升唯命是从但无足轻重的人，根本不征求院长的意见。世界著名学者如化学家Д.门捷列夫（Д.Менделев）、生物学家И.梅奇尼科夫（И.Мечников）及社会学家M.科瓦列夫斯基（M.Kовалевский）一直被认为不忠诚，遂遭到解聘或被迫辞职。杰出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不得不宣布放弃他的自由派观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都是禁书。学生图书馆和俱乐部都被封闭，在课堂里安插了告密者。为了不让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学费提高了5倍。尽管如此，复苏的反抗仍在各大学里蓬勃兴起。1895年底及1896年初，当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时，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大多数学生都拒绝宣誓。继沙皇加冕典礼（那期间在警察造成的人群混乱奔逃中遭到践踏而死伤的旁观者达数千人之多）之后是1896年5月彼得堡3万工人的罢工，规模如此之大的罢工还是第一次。[25]在这些事件中，可以觉察到新近由列宁、马尔托夫（Mартов）和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创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重新兴起的运动完全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民粹派很少参加。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依靠产业工人，它否定恐怖主义，承认俄国必须进一步资本主义工业化，认为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在数量和实力上壮大起来。但其直接目的是要为争取公民的自由权，促使工人采取政治经济行动和建立组织而斗争。

这些发展远离尼古拉耶夫这潭死水，在这里只引起了点儿涟漪。当勃朗施坦加入什维戈夫斯基小组时（1896年的晚秋或初冬），小组成员一定因那年年初发生的事件而受到鼓舞。他们搜集消息，进行讨论。但也仅此而已，他们都估计不出新运动的重要性。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学说的批评，恐怖他们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继续自称是民粹派。只有一个小组成员例外，就是女青年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кловская），她本人是民粹派分子的女儿，但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力图使小组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给他们提供真正的哲学和革命的科学。起初她没有取得效果，但不久后果园的茅屋里响起了热烈的辩论声。当勃朗施坦来到这里时，立刻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热烈的辩论中，并迫使他迅速地作出抉择。他当即自称是民粹派，并几乎马上就对那位孤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攻击。Г.A.齐夫（Г.A.Зив）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后来的敌人，他在其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齐夫）在1896年冬天初到果园时，勃朗施坦还不满18岁，“他由于杰出天资和才能已经引起弗朗茨所有客人的注意”；他已经是小组中最大胆、最坚决的争论者，对女青年所阐述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无情的挖苦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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