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以全球為視角、最完整的冷戰通史，美國歷史學界最高榮譽班克洛夫特獎得主、冷戰史權威文安立集大成之作。以宏大的時間跨度、寬闊的空間視野、睿智獨到的分析，對21世紀以來冷戰研究新方法、新領域的全面概括。
冷戰的起點，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衝突，塑造了現今的地緣政治格局；它是當今全球衝突的歷史源起，也是世界紛爭的燃點。
製造世界
一九六○年代，在我還是孩提時，我所成長的世界被冷戰所劃分。它分裂了家庭、城鎮、區域、國家。它散播恐懼，以及不只是一丁點的困惑：你能確定明天不會發生核災嗎？什麼可以啟動核災？人們懷疑共產主義者——在我的家鄉只有一小撮人——抱持著不同的觀點，以及——經常被人說——效忠於不同的對象。不是效忠於我們的國家，而是效忠蘇聯。對於一個在二戰期間遭到納粹德國占領的地方，後者非同小可：這在一個憂心叛國的地方，無異於背叛。我的國家北邊與蘇聯接壤。國際事務上但凡有一丁點增溫，這片以大多數時候冰封的河流為界的地帶，就平添一分緊張感。即便在靜謐的挪威，世界仍然是分裂的，有時很難憶起爭端是多麼的緊繃。
冷戰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對壘，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九年之間臻於高峰，儘管其根源可以回溯到更久遠以前的時間，其回響則於今仍能聽見回聲。在臻於頂峰時，冷戰構成了一種國際體系，以至於世界強權的對外政策都奠基在與冷戰的某種關係之上。冷戰所蘊含彼此競逐的思想與理念，宰制了最關乎內政的話語。然而，即便在衝突鼎盛之際，冷戰固然居於主導地位，但卻也並非唯一的賽場；二十世紀晚期見證了許多既不由冷戰所創造，亦非由冷戰所決定的重大歷史發展。冷戰並未決定一切，但的確影響了大多數的事情，且通常是負面的：對峙鞏固了由強權（Superpowers）所宰制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力量與暴力——或者暴力帶來的威脅——是國際關係的準繩，且信念傾向於絕對化：唯有己方的體系才是良善的體系，其他體系都從本質上就是邪惡的。
冷戰的遺緒大都圍繞著這些絕對化的觀念。最糟的狀況可以在美國對伊拉克及阿富汗的戰爭看出：信奉至高無上的道德，迴避對談，相信能以武力解決問題。但此外也可從對自由市場的教條式信念看出，或者從由上而下對治社會沉痾、世代問題的取徑中，亦可見一斑。某些政權至今依然奉行的極權形式皆可溯及冷戰：中國當然是最主要的例子，北韓則是最駭人的例子，但從越南到古巴、從摩洛哥到馬來西亞，還有數十個國家有冷戰的因子深植於其政府體系當中。世上有許多地區仍然與環境威脅、社會分裂、族群衝突共處，而這些問題都是從最近這個宏大的國際體系而來。有些評論家稱永無止境的經濟成長這種概念——以其現代形式——就是冷戰競爭的產物，而這種概念終將威脅到人類的福祉，甚至威脅到人類的存續。
就這麼一次對國際體系持平而論吧，冷戰也有著無傷大雅的面向，或者說，至少衝突的結束並未造成損害。鮮少有西歐或者東南亞人士會傾向於居住在他們以東那塊土地上以共產主義立國的國家。即便美國對亞洲的干預時常招致一輪猛攻，大多數歐洲人仍相信美國勢力出現在他們的國境之內有助於維持和平、發展民主。強權之間的冷戰衝突最終和平落幕這件事當然至關重要：當現存的核武數量多到足以多次摧毀整個世界，我們所有人都仰賴節制與智慧來避免原子末日。冷戰也許不是某些史家所認為的那種長期和平，但是在國際體系的上層——美國與蘇聯之間——未開戰的時間長到足以令改變發生。我們所有人的存亡都仰賴那長時段的延宕。
那麼，與歷史上其他國際體系相較，冷戰作為國際體系有何特別之處呢？儘管多數世界秩序都偏向於多極（multipolar）化——即有多個勢力相互抗衡——還是有某些差可比擬的體系。舉例而言，一五五○年代至十七世紀初，西班牙與英格蘭之間的雙極（bipolar）敵對就深刻影響了歐洲政治，其中某些特徵也可見於冷戰。西、英對抗的根源非常之意識形態。西班牙的君主相信他們代表天主教，英格蘭則相信他們代表新教。雙方各自所形成的盟國皆由意識形態的同夥所組成，戰事則遠離帝國的中心。外交與協商極其有限，雙方都視對手為理所當然的敵營。兩國的精英都堅信己方理念，往後幾世紀的道路發展則端看究竟是誰勝出。美洲大陸的發現以及克卜勒（Kepler）、布拉赫（Tycho Brahe）、布魯諾（Giodano Bruno）的世紀之科學進展讓風險更加升高；無論是哪方以勝者之姿出線，都不但能夠宰制未來，並且可以掌有未來，將之挪為己用。
但除了十六世紀的歐洲、十一世紀的中國（宋、遼之間的衝突），以及相關探討文獻已汗牛充棟的古希臘雅典與斯巴達之爭之外，雙極的體系其實頗為罕見。隨著時間的遞嬗，多數地區都傾向朝多極發展，或者稍微少見的情況是單極發展。例如在歐洲，自從九世紀晚期的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解體後，泰半時期都是多極體系占上風。在東亞，從十三世紀的元朝到十九世紀的清朝之間，中華帝國居於優勢。雙極體系的相對罕見，或許不難解釋。比起單極的帝國導向的體系或者多極的光譜體系，雙極體系需要某種形式的平衡，因而更加難以維繫。在多數情況下，雙極體系也仰賴未直接受控於強權，但仍以某種形式（通常是透過意識形態認同）接受了該體系的其他國家來維繫。除了冷戰以外，所有例子都以遍地烽火作收：三十年戰爭、遼國解體、伯羅奔尼撒戰爭等。
觀念衝突的煙硝無疑導致了冷戰的雙極架構。美國主要的意識形態是普世主義與線性的，強調市場、移動（mobility）、多變（mutability），其根深柢固的信念是相信所有從歐洲淬鍊出的社會都必然朝向與美國相同的方向前進。從一開始，共產主義——從蘇聯發展出的特殊社會主義形式——就以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反面命題（antithesis）之姿被打造出來：也就是說，各地人民都可為自己獲致的替代性未來。如同多數美國人一樣，蘇聯的領導人相信建立在地方認同、社會的尊重、尊古之上的「舊」社會已死。競爭是為了未來的社會，而競爭只有兩種完整的現代版本：（既不完善亦不公義）的市場與（理性整合的）計畫。蘇聯意識形態把國家變成為了人類之福祉而運轉的機器，而多數美國人則憎惡中央化的國家權力，畏懼其結果。激烈競爭的舞臺至此已經搭建好，競爭的賭注就是這個世界的存亡。
本書試圖以百年來的觀點安放冷戰這個全球現象。冷戰於一八九○年代開始發端，隨著全球資本主義首度遭逢危機，歐洲工運激化，到美、俄擴張為跨洲的帝國。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美國終於一躍而成為真正的全球霸權，冷戰於一九九○年告終。
採取百年觀點看待冷戰的目的，旨不在使其他重大事件——世界大戰、殖民體制的解體、經濟與科技變革、環境破壞等——都埋沒在單一縝密的框架之下，而是為了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如何大幅影響了全球發展，復又受到全球發展所影響。這也是為了理解為何一組衝突可以貫穿整個世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以及為何所有其他權力——不論是物質權力還是意識形態權力——的角逐者都必須與冷戰勾連在一起。從十九世紀尾聲開始，就在歐洲現代性似乎達到頂峰之際，冷戰也沿著衝突的斷層線蔓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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