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近代早期法国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国家的情感的产生进行了剖析,并且提出了民族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深远作用的影响力的观点。全面解析民族主义的形成原因 ；民族主义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是一回事吗？ 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
- 视角新颖：本书从“发明”的角度来考察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认为民族主义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视角为我们理解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 论证严密：作者利用大量史料，对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的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论证。本书的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 影响深远：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誉为是“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本书的观点和方法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法国民族主义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了民族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崛起过程。作者认为，民族主义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
- 王权的扩张：17世纪以来，法国王权不断扩张，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政治基础。
- 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和报刊得以广泛传播，这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
- 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和自由，这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影响了法国的政治和文化，也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还探讨了民族主义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作者认为，民族主义并非排斥宗教和文化，而是试图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框架之中。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们就试图将天主教变成一种民族宗教。
民族身份与欧洲团结
如果战争是民族间的战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所有法国人的战争，也是所有英国人的战争。宣传人员要妖魔化的不单是一位敌对国王及其顾问，而是一整个敌对民族。但是，从莫罗对这个问题的曲解来看，这种相对于早期宣传模式的转变带来了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1755年10月，在《荷兰观察者》上，莫罗假惺惺地写道，他“不希望指责一个友好的民族”——但他同时继续追问，怎么可能“把民族的其他成员与一位官员（华盛顿）分离开来，这位官员的罪行……似乎正是所有人的恶意的标志。”几页之后，他又写道：“是的，先生，无论你如何想要为英国民族提供正当性，事实都过于响亮地反对了这一点。”一个月后，他又以一篇吸引人的论述英国民族性格的长篇论文，从这一立场后退。
我没有把英国民族中大部分人所推动的极端行为归罪于所有英国人。我做得更多。我在英国人中区分出了两个民族，其中一个人数明显更少，他们是理智的民族……但是英国还有另一个民族，如果你甚至可以用”民族”来称呼那缺乏思考的大众的话。他们任由自己被意见左右，被仇恨降服。作为一个所有不同的党派的混乱的集合，他们不是一个商议、反省和深思的民族；他们是一群喊叫、争吵并且宣战的人。
在他作品的其他地方，莫罗（就像其他作者一样）巧妙地在真正的法国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与英国假托这些名称来掩盖的“狂热”之间划分界限。在上面这段话中，他把分界线画在了英国内部。
其他作者遵循了莫罗的榜样。《特雷武回忆录》严厉指责“英国平民”展现了“一种不再属于欧洲风俗的残忍”。一位半官方的法国宣传人员——勒布朗克神父，公开谴责了“这些（英国）狂热分子的愚蠢，他们把一群被他们自己激发起来的没有头脑的大众发出的喊叫，当作人民的呼声”。《百科全书报》公开谴责了“狂野的（英国）大众，他们自以为在拥抱自由，实际上是在蛮横无理地侮辱其他民族”。这些段落无意中表明了宣传人员所用词汇的灵活性。莫罗将一个据说是结构良好的理性“民族”与一群无组织的浮躁“人民”（法语peuple，即英语中的people）相对比，其中，“人民”这个词被用于意指（受蔑视的）“普通人民”，而勒布朗克将拥有庄严理智的“人民”与（受蔑视的）“大众”做了对比。
莫罗和其他人如此小心地区分温和的英国人与占绝大多数的恶毒英国人，其原因是很明显的。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对英国民族集体做出判断，可能不能使法国读者信服，因为读者们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接受亲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使他们尊重而不是憎恨这个海峡对岸的国家。从伏尔泰《哲学通信》中对英国的赞歌，到孟德斯鸠对英国宪法的赞扬，再到狄德罗对塞缪尔•理查逊的膜拜（“哦，理查逊，理查逊……我把你与摩西、荷马、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放在同一层书架上”），再到对洛克与牛顿的普遍吹捧，大部分法国哲人们都参与了对英国的赞美。亲英主义也盛行于其他领域，尤其是时尚和运动领域，18世纪对“leclub”和“lejockey”这类词语的使用，标志着法语中英语外来语的诞生。一种规模庞大的文学在18世纪发展起来，其目的仅仅在于为法国人打亲英主义疾病的预防针，即使如此，德莱斯皮纳斯女士仍然做出了恶名昭著的评论：“只有伏尔泰的光辉，能使我在痛惜自己未曾生于英国时感到安慰。”流行小说家和诗人巴屈拉尔•阿诺在一首1762年的诗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你们的洛克和牛顿们/不是那些教你们做这些野蛮行为的人。”
虽然没有另一个外国民族在法国心人中激起了像英国所激起的那种发自肺腑的情绪反应，这种亲英主义本身也与一种更广阔的18世纪现象相适应：法国读者越来越认识到他们作为欧洲人的身份。作为一个政治集体的“欧洲”概念有着漫长而庄严的历史，欧洲帝国的阴影尚未从大陆上消失，但在18世纪，作家们也开始觉察到一种我们现在被称为紧密的欧洲文化共同体的现象。伏尔泰在《丰特努瓦战役之诗》（这是一首战争诗，但它是关于相对更为文雅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中写道：“欧洲的人们有着关于人性的共同准则，这些准则不存在于世界其他地方……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会面时，显得好像他们生于同一个城镇一般。”《百科全书报》上一篇1760年的评论也在全球背景下说明了这一点：“亚洲居民与欧洲居民之间存在着异乎寻常的显著差异……但是要抓住欧洲居民彼此之间的微小差异，就非常困难了，并且需要更强的洞察力。”年轻的卢梭，在关于普遍和平的计划中，评论道：“欧洲不仅仅是众多民族的集合……它也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有着它自己的宗教、道德、生活方式，甚至还有它自己的法律。”他在《爱弥儿》和《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中更具批判性地回归了这个主题：“不管人们怎么说，我认为，今天已经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而只有欧洲人了。大家的兴趣相同，欲望相同，风俗习惯也相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具有由某种特有的制度熏陶而形成的民族特性。”（卢梭：《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4页。）
许多因素刺激了这种新的认识的产生。这些因素包括改善的通信状况，蓬勃发展的期刊媒体，法国本身的巨大文化影响力，以及国际宗教仇恨的衰落。18世纪盛行于法国文化中的深刻天主教义——即建立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体——更是促进了这些发展。另外，欧洲也作为几个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基本概念的化身之一而存在：社会、公共秩序、文明和风俗。法国作家们同意，或许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经历了使这几个概念如此高速发展的进一这一判断被伏尔泰所歌颂，卢梭却谴责它（就像我们会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女性的地位对于这些争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尽管女性问题在战争文学中并未起到重要作用）。
伏尔泰的诗与《百科全书报》上的评论表明了一种最终的关键性因素：18世纪期间对于非欧洲文化的兴趣极大增加，相关信息也大量增多。米歇尔•杜歇评论道，只需要读读《老实人》和《论法的精神》，就能看到非欧洲世界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想象中占据了多么大的位置——而且杜歇自己，也提供了大量的进一步证据作为几部早期著作的后续。游记、耶稣会的《关系》（对传教活动的描述）、报纸、地图集、东方学者的小说，还有综合性的哲学著作都使得法国人前所未有地熟知了更大范围内的人类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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