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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原文：“官僚特色的市场经济” ——从经济官僚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 端传媒 – 最新

（吉汉，社会科学研究者）

近些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在习近平总书记治下发生的若干转变，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的政策转型，究竟是对改革开放模式的背离，还是改革开放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的历史产物？改革开放历史中那些相对隐秘、不为人知的片段，如何在潜移默化中为中国经济在今天暴露出的问题埋下导火索？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主流改革开放叙事之外，我们是否能对改革开放历史形成更具深度的理解？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王颖曜教授在今年五月出版的新书《官僚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官僚如何制定政策并重塑国家》（Markets with Bureaucratic Characteristics: How Economic Bureaucrats Make Policies and Remake the Chinese State），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通过追踪多个经济官僚群体在政策舞台上的兴衰起落，王颖曜梳理出一条驱动改革开放政策演变的重要历史逻辑。

本书提供的历史叙事和分析框架，如何刷新了我们对于改革开放历史的认知？本书的局限与不足之处，又是否能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起点？

经济官僚的迭代与政策范式的变迁虽然“流通官僚”和“地方官僚”共同推动了市场改革的起步，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两派官僚的分歧也很快暴露出来。

在本书的历史叙事中，两群不同的经济官僚共同推动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市场改革的起步。一群是以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为代表的“流通官僚”（circulators）。这群官僚在毛时代的职业轨迹具有高度相似的特征：建国初期，他们在稳定经济秩序、对抗通货膨胀、建立财政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他们主要供职于中央政府中的财政、银行、商贸等部门。与重视工业投资、推动资本积累的计划部门相比，财政、银行、商贸这些关注经济流通的部门在毛时代的官僚体系中是被边缘化的。王颖曜指出，在这些边缘部门任职的经历，使得这群官僚倾向于以“流通视角”来看待经济：计划部门常常将经济看作是以大型工业投资项目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而“流通官僚”则将经济看作是一个各环节紧密联系的整体，关注物资与货币在整个经济体中的循环、流通与平衡。

在“流通视角”看来，客观的经济规律是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市场流通机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在毛时代，每当宏观经济出现危机时，往往是“流通官僚”站出来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稳定经济秩序、重建宏观平衡。作为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这些官僚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甚至鼓励市场流通。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流通官僚”获得更多经济政策话语权后，更是旗帜鲜明地鼓励那些曾经被当作救火手段的市场流通措施，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积弊。换言之，“流通官僚”群体对市场改革的支持，源于其在毛时代的特殊职业经历。

在市场改革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群官僚，则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为代表的“地方官僚”（local generalists）。本书作者认为，这些官僚在毛时代积累了丰富的地方主政经历，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能够了解民生疾苦，对那些基层群众自发的、处于政治灰色地带的经济实践——比如集市贸易、家庭副业生产、工农业之间的物物交换——充满同情。这些“地方官僚”尤其强调通过给基层群众“松绑”来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随着这些“地方官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到中央政府担起要职，他们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市场改革的热情推动者。

本书强调，虽然“流通官僚”和“地方官僚”共同推动了市场改革的起步，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两派官僚的分歧也很快暴露出来。在中央执掌经济实务的“地方官僚”，重视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基层行动者的积极性，着力推动中央政府对社会基层力量松绑放权。一系列放权改革——企业承包制、沿海经济特区、放松价格管制等等——成为“地方官僚”的核心政策主张。而“流通官僚”在“流通视角”的影响下，认为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维持各种经济关系的宏观平衡（比如财政平衡、信贷平衡）是必要的。“流通官僚”进而反对将放权作为经济改革的核心，认为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不可抛弃。“流通官僚”与“地方官僚”之间的政策角力，在物价管理、财政赤字等问题上暴露得最为充分；两派分歧之间的政策摇摆，也成为80年代末通货膨胀失控和1989年风波的一条导火索。

1989年之后，赵紫阳等“地方官僚”因为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怀柔立场，而遭到不同程度的边缘化；而陈云、李先念等“流通官僚”则因为年龄原因淡出政策舞台。在这种情况下，90年代见证了以江泽民、朱镕基为代表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群体的崛起。这一群“技术官僚”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其教育背景集中在工程学科，与工程技术相关的工作岗位是他们早期职业生涯的起点。这些官僚往往以工科思维看待经济，作风非常务实，将经济管理视作一系列需要被解决的工程技术问题。他们既试图拥抱高速经济增长，也重视宏观经济稳定，因此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控制。在“技术官僚”治下，中国的市场改革狂飙突进、全国层面的市场整合势如破竹。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权力大大增强，80年代的放权趋势被彻底扭转。伴随着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的“乘风破浪”，90年代见证了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扩张。而中国经济在90年代前半段遭遇的通货膨胀和90年代后半段的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官僚”群体以工科思维调控经济的政策风格。因此，“宏观调控”的政策范式成为这一批“技术官僚”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

在“技术官僚”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企业官僚”、“金融官僚”、“产业官僚”分别在国企改革、财政与金融改革、产业政策方面发挥作用，其各自留下的政策范式亦对中国经济的后续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技术官僚”时代的大背景下，《官僚特色的市场经济》一书进一步聚焦三个具体而重要的经济领域，揭示特定官僚群体的兴起如何塑造了这些领域的政策范式。在国企改革领域，1993年重新设立的国家经委（后更名为国家经贸委）汇聚了一批职业经历高度相似的官僚。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大多担任企业中的领导职务。在毛时代经济短缺的环境下，他们往往需要绞尽脑汁，推动自身所在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私下结成合作与贸易关系，才能维持企业运转。到了80年代，他们纷纷进入地方政府主管企业事务，大力促进本地区的企业之间建立横向联系。这样的职业经历，使得这批“企业官僚”在进入国家经委后，将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协调视作国企改革的关键抓手。“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在这些官僚的推动下形成了：大型国企之间通过重组、兼并、整合等方式强化相互之间的联系，形成跨地区的“巨无霸”企业集团。这批“企业官僚”在90年代所推动的企业重组，催生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国企巨头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