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

在主流话语中，励志故事是唯一的答案，而本书要讲述的，则是另一个。

自2013年起，学者谢爱磊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的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从千万人的分数搏杀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口中的“小镇做题家”。

迈入校门的刹那，出身的差异一并涌现。城市与乡村、贫穷与富有、丰饶与贫瘠……在陌生的文化世界里，他们进退维谷，饱受匮乏、隔阂、分裂、迷茫与孤独的煎熬。想要摆脱过往的烙印，要经历撕裂般的成长与重塑。而这，不过是漫长的社会阶梯攀爬的第一步。

作者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对“小镇做题家”的家庭背景、学业表现、社会适应、就业出路等情况作出客观全面的分析。本书以通俗的语言、翔实的数据、生动的案例，结合受访者口述，呈现农村与小镇青年社会流动征程中的内心世界，并力求揭示在精英大学中，个人的生命历程如何与宏观的社会进程相缠绕。

难有彼岸：模糊的身份认同

阶层跨越者的认同困境

Granfield, Robert. Making It by Faking It: 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an Elite Academic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91, 20（3）:331-351.
1991年，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的罗伯特·格兰菲尔德教授在《当代民族志杂志》上刊文，描述了一群进入美国东部某所顶尖常春藤大学法学院的工人阶层子弟的适应情况和身份认同情况。 他发现，这些工人阶层子弟经常觉得自己是这所精英机构的“局外人”——感觉自己非常“不同”，而自身的社会背景好像是沉重的负担。由于缺乏该所法学院的精英环境所认可的文化资本，他们甚至觉得自己非常“无能”。接受调查的一位学生甚至说：“当你连说话时的用词和语气都错了，还谈什么有能力表达好自己呢？”

这些自然带来了持久的不安和社交上的边缘化。格兰菲尔德谈到，为了克服局外人的身份，他所调查的工人阶层子弟会尝试“隐藏”自己的旧身份。虽然在入学时，他们自认为出身草莽却成功进入顶尖法学院是种卓越的象征，会无所顾忌地展示自己的工人阶层背景，但入学一年后，他们即会尽力地在穿着、社交等方面“模仿”他们中上层背景的同学。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尽早地融入所谓同学的“精英圈子”以及尽早地被将来的精英雇主（法院或律师事务所）认可。

问题是，“伪装”一词暗含的困境是“我到底是谁？”格兰菲尔德借用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的用词，将这群工人阶层子弟伪装策略背后的困境称为“认同摇摆（identity ambivalence）”——那些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寻求离开原来社会群体的人最终可能发现，自己既难再拥抱过去的群体，又很难和它说再见。“伪装”不是欺骗现在，却可能意味着出卖过去，但如果不“伪装”，又怎能拥抱现在？为了解决内心冲突，他们只好刻意在心理上与上层精英群体保持“距离”，最终的结果可能只会是“既不能拥抱过去，又不能拥抱现在”。

本节关注的即是农村籍学生的身份认同发展情况。上海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廖青在《逆流而上：转型期农村籍大学生的身份认同》中提及，农村籍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新的情景往往会带来挑战以及社会学家凯·杜尔奇和凯瑟琳·A.伊瑟尔所称的身份认同威胁，这会让他们启动对自身身份的重新确认过程。 本节关注这个动态的再确认过程，尤其想要展现的是，前文中关注到的农村籍学生在学业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探索对他们获得另一种身份认同——城市人——的影响。

“一直是农村人”

“很小心”

大三时，当讨论到有没有感觉自己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一员时，金林大学的伊威略有沉思，喃喃地说道：“感觉自己是一个农村人。”但他又提到：“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喜欢回到村里的感觉，另外，我适应性强，两边都能应付。”

Peterson, Richard A. and Kern, Roger M. Changing Highbrow Taste: From Snob to Omnivore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5）: 900-907.
有学者指出，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的个体很有可能成为文化杂食者——他们既能够应对目的地社会阶层的文化规范和要求，又能够保有原有阶层的文化实践。 不过伊威所说的“两边都能应付”则有另一番味道。在他的认知图式里，城市和农村两个社会空间天差地别、文化分殊。置身城市的金林大学显然是城市文化的象征，其间充盈的自然也是主流的城市文化，而他的行为举止和习惯显然不太符合这个空间的要求。伊威说：“大一刚来的时候很小心，跟大家说话、做事之类的，有意识地去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在他看来，城市的要求显然是“高于”农村的，因而才会“怕自己会说丢人的话”。在新的文化世界里，伊威小心翼翼，他说：“过了两个学期，才真正不小心了。”

伊威来自河北南部一个小村。在回忆家乡的情况时，他想起儿时的平原、缓岗和沙丘，说家里原有八九亩（约0.53-0.6公顷）地，父母一直耕种，但后来，当看到邻里陆续从事羊皮制作和售卖，父母便也改行以增加收入。由于只做些简单的加工——将羊皮晒干后贩卖，家庭收入并不理想，即便如此，父母还是支持他一直读到大学。伊威回忆起读小学时的情形：“当时村里有个公办小学，但教学质量不行，父亲便想办法把我送进一所私立小学，但每年我的书费、学费什么的都是最晚交的。虽然学费贵，但教学要比公办的好，我想这是父亲坚持的动力。”

通过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的追求和经济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也一直跟随着伊威。他回忆起自己初中升高中那一年：“当初考分可以让我上当地最好的一中，但报名的时候，发现招满了。要再上的话，就要交六千多元的报名押金，而父亲当天只带了两千元。”伊威“只好”选择上二中。好在伊威勤奋、努力，高考考进长三角排名靠前的金林大学。上大学自然意味着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谈到这里，伊威眉头微蹙，说自己的母亲因身体差无法再劳动，家庭的重担便落在父亲一人身上。但父亲又发现自己再也“做不动了”，没办法接着干原来的行当，便离开了家乡，出去打工。

经济上的紧张困扰着父亲，也困扰着伊威。访谈的时候，伊威想起自己所在的学系上学期组织的一次调研。调研的地点在长三角的另一个城市，“往返交通、吃饭，再有其他消费，花钱比较多”，等他返回金林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钱了”，“就向家里要”。但“临时要家里给钱，父亲估计一时也难以拿得出”，就“等了几天，但等待了几天就饿了几天”。伊威说：“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感觉饿，然后就挺，挺着一天就过去了。”

经济上的持续紧张，自然让伊威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想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经济上更加独立一些，便在大三的时候尝试着去做些兼职：“一开始在市里的电脑集散中心‘百脑汇’帮商家站台、卖东西，后来又试着在校园里为一些商家发传单、搬东西，做些零工。”但伊威提到，只依靠这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然“不太现实”。他说自己尽量省钱，“仔细算计一天的开销”，“早饭要花两三块钱，午饭花五六块，下午再花三四块。尽量少买东西，偶尔买衣服”。

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自然也意味着在筹划大学的生活时要将某些需要“花钱”的开销和社会活动排除在外。要做到格兰菲尔德说的“伪装”和“模仿”中上层学生的消费和穿着自然不太现实。伊威说自己从不去聚会，不想让同学遇见自己的“窘迫”。但也正是因此，他的“交际圈特别小”。访谈的时候，他反复提到自己“和大家交流得比较少，比较熟的就是宿舍和隔壁宿舍的，而且主要是男生……交际圈几乎不出学院”，学习之外的空闲时间“主要是一个人留在宿舍看小说和动漫”。

经济条件为伊威的社交圈划定一条边界，但为社交圈勾勒出边界的自然不止经济条件。他说社交时自己“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出丑”，结果大学三年“人际关系没有得到拓展”。“生怕自己出丑”显然是基于对特定场合该如何表现哪个自己的认识。伊威心中有两个自己，一个是来自农村的，另一个是在金林大学坐落的这个城市的。身份认同是个体组织语言和社会行动的重要依据，它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心理认知，既包括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包括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是个人拥有某种情感或者采取某种行为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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