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亡命(1898—1903)

许知远”梁启超五卷本”第二卷,讲述走向世界的梁启超。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却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

1898年10月16日,大岛号抵达吴港。吴有着多样的历史起源,其中一种是中国三国时代的吴国人,经由朝鲜抵达此地,他们被称作吴人,此地因此得名。作为天然良港,它在明治维新中大放异彩。吴港建于1889年,是日本的重要军港,也是正在迅速扩张的日本帝国的象征。它所隶属的广岛,正是甲午战争时伊藤博文的大本营。

中国逃亡者未能即刻下船,在舰上停留两日后,方才踏上日本土地。外务省秘书高桥琢也前来迎接,特意为梁启超和王照带来换身衣物,以解逃亡狼狈。

10月20日夜,梁启超和王照以及一直伴随左右的仆人张顺抵达东京,入住三桥旅馆。这家位于麹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番地的旅馆,由三桥常吉所开,时髦一时,将出现在1899年5月刊的《新撰东京名所图绘》中,电话号码是1304。它也是不断增加的中国客人的首选。几年后,一位名叫周树人的浙江留学生也暂居于此,他看到旅馆周围“有几家马具店和帽子店等陆军御用商,还有一排黑漆门的官邸。排子车在路上发出响声走过,街上有煤气灯,大杂院的屋梁上到了傍晚挂起油灯,炊烟从朝东开的窗子缕缕上升”。 [日]吉田雅代:《鲁迅在东京》,丁义忠译,收录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与研究》第4辑,上海:上海鲁迅纪念馆,1982年,第216页。

旅馆并非久居之地,尽管闭不见客,逃亡者的消息也很容易扩散出去。日本政府尚未考虑清楚如何处置他们。原本,他们被安排搬入柏原文太郎的家中。比梁启超年长四岁的柏原,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深受英国式自由主义的影响,日后将以教育家而闻名,他有一张忠厚的圆脸,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是文部大臣犬养毅最信赖的助手。因柏原的居所过于狭小,高桥琢也再次伸出援手。10月22日,梁启超三人在中西正树陪同下,迁入早稻田鹤卷町四十番地的高桥家。

访客接踵而至,大内畅三、鸠山和夫、高桥橘三郎、吉田俊雄、西乡吉义、柏原文太郎、中西正树、平山周,负责追踪这些中国流亡者的警察记下了一连串名字。日本的警察制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监控制度之一,由梁启超崇敬的西乡隆盛一手建立,是萨摩藩人的势力范围。警察事无巨细地记下种种信息,据说关于梁启超就有3600页之多。

拜访者或隶属东亚会,或是同文会成员。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春天,进步党派政治家、《日本》杂志的编辑记者以及东京专门学校的学生是其主要成员,陆羯南 陆实(1857—1907),号羯南,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报人,创办《日本》杂志。、井上雅二、江藤新作、内田良平、头山满是其中的著名成员,犬养毅则是其灵魂。

43岁的犬养毅是位典型的明治之子,就读于庆应义塾,曾为福泽谕吉做演讲记录。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崭露头角,对西南战争的报道轰动一时。1881年,他追随大隈重信进入政坛,1890年当选第一批众议院议员。他也以对中国的兴趣著称,喜欢自称“木堂”,取自《论语》中的“刚、毅、木、讷,近仁”。在甲午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在《太阳》杂志上发表文章,警告那些主张全面征服中国的人,想要占领中国绝对不像一些人想得那么简单。他也是平山周与宫崎滔天的支持者,并劝说后者投身中国革命。在一张照片上,他头发短促,胡须浓密,面颊消瘦,单眼皮,还有一对招风耳,笃定又超然,“当他左手拿着烟盘,右手握着烟盒,飘然步出的情景,真有神仙的风采”。 [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07页。

东亚会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中国维新者。早在1898年初,主要成员之一佐藤宏就与汪康年联络,请求将日文的《日本》《日本人》与中文的《时务日报》《知新报》《湘报》《国闻报》互换。1898年3月,佐藤宏在《日本人》上发表《说支那朝野真相而论改造该国为日本人责任之所以》,认定日本政府背离了甲午战争的目的,不是灭亡而要改造中国,日本的民间志士不能放弃原初的目标;帮助中国也是日本自身的需求,一旦中国被瓜分,日本也将面临危机;而且中国亦已展现出革新的迹象,湖南、广东以及海外的兴中会已展现出新的力量,因此,“吾人如欲成大事于清国,就须与此等志士深结,谋缓急相救之计”。但很显然,他对中国的维新力量并不十分了解,将张之洞、康有为与孙文并列为代表人物。6月,中井喜太郎在《日本人》发表文章,高度肯定康有为的国内改革与外交主张,康以明治维新为样板的主张,尤其打动他们。10月,《日本人》刊登了池边吉太郎的文章,批判日本政府救援不力,相信中国变法失败不仅是光绪与康梁的失败,也是日本志士的失败。 佐藤宏:《说支那朝野真相而论改造该国为日本人责任之所以》,《日本人》第63期,1898年3月。转引自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5—58页。

与东亚会偏重言论、思想不同,成立于1898年夏天的同文会更富实干精神,其成员足迹遍布上海、福州和武汉,领域跨越医药、报纸、汽船运输等,渴望在中国领土上扩展日本的影响力,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1864—1923),著名大陆浪人,曾创办《汉报》《闽报》等报纸,在华见闻汇编为《宗方小太郎文书》。、白岩龙平、田锅安之助、中西正树、岸田吟香、中岛真雄,皆是其中重要人物。同文会与中国维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1897年初在上海时,宗方小太郎就曾与梁启超、汪康年把酒言欢。徐勤和罗普 罗普(1876—1949),字熙明,万木草堂学生,后赴日本求学,参与《清议报》《新民丛报》编辑工作,1899年加入兴中会。这两位旅日的康有为学生是同文会的早期会员,他们也曾邀请康有为和梁启超入会,唐才常则在《湘报》上介绍过这个组织。

近卫笃麿是同文会领袖。这位35岁的贵族院议长身材健硕,精力旺盛,上唇是精心修剪的两撇胡,这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风行一时。不管是血缘还是个性,他都是天生的领袖人物。近卫家足以追溯到13世纪,与九条氏、鹰司氏、二条氏、一条氏一样,是最为尊贵的皇族。近卫笃麿出生于幕末时期的京都,14岁搬到东京,他学习汉文经典、书法、诗歌、英语,对相扑兴趣浓厚。他原想去英国或美国留学,但父辈担心他受到自由、民主的影响,其中一位建议他前往崇敬皇权的俄国,最终,他就读于德国的波恩大学与莱比锡大学。在前往欧洲的途中,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在香港和新加坡,他看到亚洲人处于白人的压迫下,一种朴素的种族意识从此在他心中升起。回国后,他受封公爵,出任贵族院议长,在政界以地位超然与正直著称,可以为原则说出心里话,而不管其后果如何。明治天皇曾称他是“名门伟器”。他对教育与外交皆兴趣浓厚,更有一种强烈的人种焦虑。“东洋前途,终难免人种竞争之舞台……最后命运在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与日本人共为白人种仇敌之地位”,1898年初,他在《太阳》杂志上这样写道,认定亚洲应该推行门罗主义以复兴亚洲,为此,日本要扮演引导中国的角色。 [日]近卫笃麿:《同人种同盟》,《太阳》第4卷第1号,1898年1月。转引自[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4页。正处于能力与声望顶峰的他,喜欢在家中从早到晚地会见客人。他还是个不知疲倦的日记作家,在10月21日的日记里,他匆匆记下“梁启超已抵东京”,并抄录了旅馆地址。

本书完整epub:

You need to be logged in to view the rest of the content. 请 . Not a Member? 加入会员

Please Login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