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一百種模樣:跨越時代、地域與文化,尋訪關於身體、戰爭、災變、性暴力與精神創傷的無聲告白 … 本書聚焦於一個看似抽象、但其實在人際活動中經常出現的概念:不得已的沉默。導致沉默失語的可能原因眾多,包括生理性的腦部異常、心因性的創傷 …
一把牙齒
某個星期天下午,我來和亡者坐坐。房間幾乎原封不動。我的兄弟姊妹在書櫃裡的畢業照中微笑,和我對看。有隻科米蛙玩偶把長長的腿跨在一只雕花玻璃醒酒器上。一切都是一樣的,但也都不同了。我站在我外婆的書房裡。她和我們家同住二十五年,六個月前過世。現在,她的房間清乾淨了、門關上了。她中風過世前半年,摔跤撞到頭,在壁爐上留下黑甲蟲般的血漬,現在刷得乾乾淨淨。整間屋子反常地空了下來,於是我來到她的房裡坐著,與寂靜為伴。
我走向書櫃,指頭滑過她的東西,觸摸她生活的邊邊角角。我掀開一口裝甜食的瓷瓶,發現裡面有幾顆乾掉的利口酒糖果。那裡有好多書,有名言佳句錄和禮儀指南,還有七○年代的藍帶廚藝課本,裡頭夾著對摺的手寫桌次表。很多書外皮沒有標示,只用燙金皮革裝訂。我抽出了一本,不禁啞然失笑。那根本不是書,是個冒充皮面聖經的錄影帶盒。我繼續看下去,發現那裡有成打的這種假皮書,大概是要替《駭人命案事件簿》或《佛伊爾的戰爭》一類的影片掩人耳目。1我打開其中一個錄影帶盒,標籤上的手寫字跡無法辨識,世界就此遺失了裡面的故事。我繞著書櫃打轉,移開一本邱吉爾傳,發現傳記後面藏著數打平裝言情小說。這就是外婆的作風,她堅信外表的力量,事事都得注重形象。她的儀容總是無懈可擊,我滿十五歲時,她就叮囑我得開始天天替脖子保濕。她直到去世時都睡在絲質枕頭上,相信這對皮膚好。
傳記旁邊有一堆鑲著金色鉸鏈的陶瓷小匣。這些是古董珍品,用來紀念重要的日子,從孫子的誕生、到百老匯劇作首演,無不收錄。我拿起其中一個,它像沙錢一樣叩叩作響。我和硬梆梆的金色鉸鏈纏鬥一番,掰開盒子之後怔了一秒。小匣裡裝著六顆乳牙,那些二十年前屬於我弟妹、沒被牙仙子拿走的泛黃琺瑯小米粒。我無法相信她竟留著這些牙,留著這永恆的身分標記。其他一切都不見之後,唯一留下來的會是這東西——牙科病歷,或一串叩啷叩啷響的、代表疼愛的暗號。
外婆搬進來住時,我年紀還小,或說是處於童年的邊緣:十三歲。她一搬進來,家裡的氣氛整個變了。那是個充滿動盪和巨變的時期,也是在那時候,我失去了說話的能力。或應該更精確點說,我失去了像個人般對話的能力。我能回答直接的問題,也能在學校參加遊戲。但幾乎有一整年,我不再與人對話。在學校,我不再說笑話或問問題,變成一個背後靈,幾乎隱形,杵在話頭邊緣。我能一連好幾天不吐出半點有內容的話。外婆的遷入帶來了一種侵蝕——隱私、空間和時間上的侵蝕,不是每件事都能夠明明白白地說。我的安靜,或多或少和家的新樣子有些牽連。
在許多方面,那一年把我形塑成日後的樣子:善於消失、觀看與傾聽,在別人的人生中過日子。過去十年來,我從事記者工作,說出「假裝我不在這裡。向鏡頭說話。別看我」的次數已經數不清了。訪談的藝術在於消失——而非插話,或補白——讓受訪者展現自我。工作之餘,我把空閒時間花在撒馬利亞人協會的志工服務上,去聽別人的故事,因為自己的故事,我不太會講。2對我而言,說出自己的感覺,總是件苦差事,而這不能言語的沉默幾乎要讓我的人際關係不復存在,我無以表白疑懼,甚至說不出「我愛你」。
我停止說話的那段時期,在我眼裡似乎和「我是誰」的絕對核心完全吻合。但描寫出那個時期、我為期數月的那段沉默,感覺總有些不對,就像摸進我外婆的房間亂晃——搬開細心堆砌出的裝飾、那些別有寓意的傳記、燙金皮面錄影帶盒,然後赫然發現一把牙齒。在那段時期,太多妥協和憂慮使我爸媽緊繃得瀕臨斷裂、緊繃得變形。我不想讓人想起關於這段過去的任何片段,或暗示誰做錯了什麼。因為這背後的一切全都是愛——一盒孩子的乳牙。這始終都只是愛。
現在,外婆走了。我們全家正重新開始,像斷掉的骨頭重新生長。我們正在學習如何平衡失去的重量。我爸媽出售了房子,他們要搬出去,重新開始。而我要結婚了。
一切即將改變、我就要成為某人的太太了,生活在這些事發生前的空檔中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感覺上,結婚終於讓我站起來,掌握語言,在實際的世界中做出某些改變——確實如此。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思緒轉向早年那些沉默的日子。我覺得去了解我為何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停止說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頭一次開始嘗試回顧那些空白的日子,重訪休眠了好些年的記憶。同時,我也開始接觸其他人,去了解當言語再也不聽使喚時,他們是怎麼應對的。我希望理解語言如何離棄其他人,藉此探究自身遭遇的核心,將沉默從我的人生中永久消除,一勞永逸。
我到外婆房間想找婚禮上的朗讀詞。她總是教我,詩是重要的——當你自己無話可說,就需要別人的話來解圍。她留給我一個白色小行李箱,裡頭裝滿她這一生從書刊雜誌上撕下來,或從別人書上抄錄的詩。但今天我卡住了。傳統的詩人讓我希望落空,上網搜到的「婚禮詩」無不是浮誇之詞和譬喻,偏離我真正的感覺,越偏越遠。一個一個網站看過去,我讀到的不出伊莉莎白.巴雷特.布朗寧的同一首詩和瑪潔莉.威廉斯寫的《絨毛兔》,關於愛如何讓我們變得真實。3那些話都行不通。
婚禮對我十分陌生。我參加過許多婚禮,但對於成婚是什麼意義毫無頭緒。婚禮讓我想起一個曾經讀過的故事,關於「美國最常入鏡的穀倉」。大家都知道那座穀倉是什麼,為了拍個照不辭千里來訪。但它就是太出名了,太常入鏡也太常以路標註記,以至於沒有人能真正看見它真正的樣子。它成了一件自我模仿的復刻品。婚姻感覺起來有點像這樣,受人祝福慶賀、津津樂道,但真面目完全不可知。詭異地,成婚的現實與字面本身脫節。
我漫無目的地掃視書架,打開舊舊的魯伯特.布魯克詩集和二十世紀情詩選讀。4沒有一首讀起來對勁。然後我看見它了——一本我的舊書——夾在傳記之間,書背包著的看起來是塊已褪色的綠色染布,我打開那本書。書上有鉛筆筆記和摺角,還夾著一張灣區捷運系統的車票,屬於通聯舊金山和灣區的列車。
……
彈震症
能靠著說話走出傷痛是一個相對新穎的觀念,或者應該說是我太天真了,以為這觀念有一絲一毫適用於尼泊爾的情況。我曾讀過在盧安達種族屠殺後,有群立意良善的心理醫師到那裡去,想治療戰爭帶來的心理傷痕,但是被送走了。根據作家安德魯.索羅門(Andrew Solomon)所言,獨自坐在暗房裡接受療程,對盧安達人來說,根本無法理解。要恢復,你就得走出去,在明亮的陽光下加入群體。和其他人分開、獨自在暗矇矇的房間被迫講出經歷過的遭遇,人們認為其害深遠。1但是呢,至少在英國,講談療法的效力已經形塑了我們看待創傷事件的方式,以及妥善復原的辦法。
我第一次學到講談療法的發展,是在撒馬利亞人協會的年會。有個軍事歷史學家用投影片呈現彈震症(shell shock)患者畫質粗糲的照片。他說,當今我們處理許多心理學課題的態度來自戰爭的經驗。2他也讓我們看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歸來的人的照片,他們無法重返戰場。他們的症狀各式各樣,但被總體歸結為「彈震症」——有些人被震傻了,有些人記不得自己去了哪裡,或發生了什麼事。
其中一張照片裡有個男人,在輪椅上扭曲瑟縮,身體看起來沒有明顯負傷,純粹無法經受戰爭的恐怖。他名叫派西.彌客(Percy Meek),是個來自諾福克(Norfolk)的籐編師傅,入伍兩年後因為彈震症退出軍隊。3他曾被限制不得加入往德軍陣線衝鋒的行列,被送到醫護站時,人無法說話,還有仍在壕溝裡的幻覺。抵達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內特利醫院(Netley Hospital)時,他還是說不出話,也無法自主站立。
像派西這樣的人對當局造成了問題,因為他們佔用了床位。英國政府得想辦法讓他們處理這些無可言喻的恐怖遭遇,好讓他們回到戰場。結果,讓派西重新說話的方法是電擊,醫師也嘗試過催眠、職能治療和講談療法讓他重新開口。
「講談療法」(the talking cure)一詞,由佛洛伊德的同事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ph Breuer)首創,用來描述他對貝爾莎.帕本海姆(Bertha Pappenheim)採取的療法。在案例紀錄中,她又化名為「安娜.O」。4在《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中,佛洛伊德說講談療法治療歇斯底里症狀的方式,是讓患者接觸他們深深埋藏的創傷,創傷深到大腦已經將之沒入潛意識,只會用無法解釋的身體症狀浮上表面。佛洛伊德寫道:「我們倍感驚訝地發現,如果我們成功喚醒干擾事件的確切記憶,引起附帶的作用,而且如果患者鉅細靡遺地詳述該事件,讓文字奏效,個體的歇斯底里症狀會立即消失,且不會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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