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是北京大学宋史研究专家赵冬梅老师以30年史学研究为依托，为普通读者打造的一本通解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通俗读物。

本书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作者一改制度叙事的严肃刻板印象，以轻松明快的方式来思考制度变迁，理解历代制度之得失，并分别从国家故事、群体故事、个体故事讲述制度在与不同层面的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关系。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如：个体在制度直接或间接作用下颠沛流离的境遇；官僚群体与更迭的制度“相爱相杀”，在制度变迁中的宦海沉浮；士庶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颠簸起落等。入仕、升迁、贬谪、宦游、服役等境遇是古人生命的常态，围绕这些具象化的常态，制度变迁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关注人与制度的互动及人在制度中的命运，不仅带有人文关怀精神，同时，从人与制度的关系层面通讲制度发展的历史，这在已出版的通俗类制度史作品中独树一帜。

本书以开放的历史话题、充满问题意识的探讨方式，对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并影响至今的历史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解答了“历史并不一直向前”这一隐蔽逻辑——在对朝廷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曾出现两大倒退：从朝廷性质看，华夏传统将天下称为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元朝的天下则入了皇家私囊——江山社稷变成了皇室私产；从君臣关系看，华夏传统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到了元朝，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婢为荣——君臣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专制与猜疑的强化自此一发不可收，直至近代。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金元以降，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为何会走下坡路？推动其江河日下的原因究竟何在？本书就此话题展开了细致生动的剖解。

作者既能从已有的史观中提出新见解，又能从悉知的史料中得出新史观；其带有问题意识的讲述方式充满了探讨的可能性与话题的延展性。

本书为读者开启了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制度与文化的通道，同时为管理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大量管理案例。辅以帝制中国大事表拉页、私房推荐书目、经典历史著作解读，以及近60幅高清彩插，图文并茂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变迁史。

制度存在的真实状态

中国古代最大的制度变迁，当属国体（国家性质）之变，也就是从封建制到帝制。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各个封国的政治、经济相对独立，按照宗法制，诸侯彼此认同，并尊周王为天下共主。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宗法政治秩序被打破，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公元前221年，秦建立皇帝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中国进入帝制时期。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2年，帝制在中国持续了2133年。

两千多年的帝制，朝廷国家的核心利益关切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第二，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在这两个兴亡攸关的问题上，帝制国家一直处在不断摸索、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思路，唐宋之间有一个大变革。唐代以前，主要采取分级控制的思路，旧的层级效率降低之后，就增加新的层级来加强控制。秦汉实行郡县制，西汉置州，本为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后演变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东汉以降，地方行政遂为州、郡、县三级制。隋文帝“罢郡，以州统县”[2]，重归两级制。唐中期，迫于边防压力，不得不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又为三级制。无论三级还是两级，各级行政机构都是一揽子治理，属于行政学上所谓的“完整制”。到了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级实行“分离制”[3]。北宋的“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这四种机构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转运使司掌财政，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审查，经略安抚使司掌辖区军政，提举常平仓司掌王安石变法后新生财利，转运、提刑和仓司又负有监察一路官员的责任。

宋人创立的“分权制衡”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控制，而且渗透于宋朝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就皇权的安全来说，唐代以前，在中枢权力的分配上，宰相对军事、行政和财政实行一揽子管理，便于大权独揽。宋则不然，宋朝开创了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宰相原则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这三家单独向皇帝汇报，因此，真正能够全面掌握信息从而掌控全局的，有且只有皇帝。宋朝的皇帝很明白这个秘诀，所以再怎么进行制度改革，“分权制衡”这一条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元、明、清三代，虽然中枢机构的具体名称发生了改变，但是“分权制衡”的追求不变。

历史发展到宋朝，皇帝在帝制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宰相、枢密院、三司三权分立，各管一摊，分别向皇帝报告，这就让皇帝越来越像个“政府首脑”了。喜欢管事的皇帝，比如王安石退休之后的宋神宗，他手底下的宰相就像极了高参和秘书。明太祖能够直接废除宰相，由皇帝亲自充当政府首脑，尽管不是宋朝制度的直接延续，但的确可以从宋朝这里获得某种解释。

关于最高权力的分配，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原则和具体设置，关于人才的选拔和官僚的人事管理，各项制度都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变化，才是制度的真谛。梦想建立一项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不啻痴人说梦。

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制度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因为时代在变，国家所面临的内政和外交环境在变。大部分的制度变迁是累积型的，一点一滴，水滴石穿。变化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总结。累积型变化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最容易忽略的变化，因为它沉默温和，缺乏激烈的“事件感”。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热衷于关注政治家主动发起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总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多国并立，群雄竞逐，故多大刀阔斧的主动改革；两千年帝制，天下一统，内驱力不足，主动改革直可枚举，累积型的变化才是制度变迁的主流。

无论是水滴石穿的渐变，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是因为时势发生了变化，制度必须跟着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因应变化”。“因应变化”一词，出自司马迁对老子的评价。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1]老子以“无为”“因应变化”，后世以“有为”“因应变化”，所为者，制度也。旧史学常以权力斗争、大人物的意志来解释制度变迁，比如讲宰相制度演变，必以君相矛盾争权为说——权力斗争固然有之，然而，国家制度岂止为权力设？皇帝也好，宰相也好，治国理政才是正事。国内国际形势既变，则必调整做法以因应之，这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所有能够成功保留下来的变化，哪怕曾经有一个荒唐的开始，也一定是合理地因应了时代要求的。逆时代需要而动的变化，虽然可以凭借权势推行，却无法延续——制度有其自身的发展惯性，不可违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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