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制度史观”，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阐述了战国至秦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的创立，入汉之后的各项制度发展，魏晋以下的政治“变态”，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兴等等；阐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门阀、军人、寒人、部落贵族等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对“制度”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与律令体制的关系，儒生与复古改制的关系，士族门阀造成的制度变态，鲜卑军功势力对官僚体制的振兴等。对“政治文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阐述了法家、儒家、黄老、玄学及北朝的“功绩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响。

儒·法与儒·吏

中国在很早期的时候就累积了丰厚的古文化，同时又滋生了专制官僚组织的萌芽。它们的累积和发展，在战国时就孕育出了两样东西：百家争鸣的灿烂文化和任法选贤的官僚组织。承载它们的是两大群体：学士与文法吏。战国秦汉的学士儒生与文法吏的双峰并峙，是战国秦汉的主要政治景观之一，其矛盾构成了此期一条重要的政治线索；而且这个线索，与其时的学术思想变迁，如法术、道术和儒术的关系变迁，也是缠绕纠结在一起的。

秦汉还处在帝制早期，政治文化的波动还很剧烈，相当一段时间中起伏不定。帝国政治体制之奠基，先于帝国政治文化模式之定型。秦王朝的设范立制足以垂范后世，“百代多行秦政法”；然而秦用法术，具有浓厚的“文吏政治”色彩，汉初一度实行黄老政治；直到汉武帝时，才确立了儒术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此后儒生源源参政，与文吏并立朝廷。西汉末事情又向另一极偏转，有了王莽变法的事件。经种种波折，东汉儒法合流，儒生与文吏合流，帝国政治文化才初步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形态，确立了它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就是“外儒内法”，即：在显示、标榜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尊崇儒术；同时在实用层面，用法律保障专制集权，让日常行政建立在合理化的法律故事基础之上。

从法术、道术到儒术

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学”特别发达。春秋战国百家并作，司马谈这样说他们：“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诸子百家都是“以治为务”的，他们不是纯粹学问家，只在象牙之塔里探讨事物奥秘；却争先恐后地在救世治国上驰骋思绪，积极向统治者提供“治道”。统治者也会择善而从，尊崇某个学术流派，把一家之学奉为“指导思想”。所以中国政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另一些古代国家会把某种宗教立为国教，不过宗教跟一家之学、跟意识形态是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政治”是很“中国特色”的。社会上存在着一大批“以治为务”的学士，他们的政治主张对政治的影响，无从回避。战国秦汉间，法术、道术和儒术此起彼伏，构成了政治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

法家名副其实，主张法治。法家的法治是“统治者以法治民”（rule by law）的意思，所以并不同于现代“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法家持历史进化论和“性恶论”，认为治国不能靠道德说教，而要靠强权与峻法。然而这“法治”还含有一种“理性行政”精神，即通过可计算、可预测的和运用合理技术的手段去达致政治行政目标。在《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等法家著作中，对如何立法制律、分官设职、选官考课、理财积谷、徕民垦田等等，都有非常卓越的论述。在这方面儒家就相形见绌了。因为早期儒家关注的是社会正义，不怎么研究兵刑钱谷；而法家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精密的国家机器，它对内能把社会管得井井有条，对外能兼并称霸，所以法家对可操作的行政技术，不能不全力探讨。由此法家也成了国家主义者，只把人民看成是“耕战”工具：“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如此而已。拥有一个强大国家，就是你们老百姓的最大好处了，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学术研究既无助于富国强兵，就应禁止；不耕不战的学士，干脆被说成是社会的蠹虫。拥有专业训练的文法吏，才是法家所相中的治国人选。

热衷于富国强兵的战国君主，对法术格外青睐。秦孝公与称说“霸道”的商鞅一拍即合，让他主持秦国变法；秦始皇对韩非之书一见倾心，说是若能与此人同游，死而无憾。秦二世也自幼跟赵高习法，是在法术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个朝廷上，儒生横遭“焚书坑儒”之祸，文法吏高踞政坛。

汉初承秦政之酷和秦火之余，百物凋零而百废待举。秦政是汉人所痛恨的，此时，道家“清静无为”之说，给“休养生息”政策提供了玄妙的论证，于是法家政治一变而为黄老政治。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法则，它能把万物自然地调节到适宜状态，人应该“无为”、应该“因循”于“道”，不能超越“道”的运化而强有所为。陆贾为刘邦作《新语》，倡言“夫道莫大于无为”，说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曹参信奉黄老，以“清静”方针治齐九年，做了王朝的丞相之后仍坚持“因循”方针。

汉文帝和窦皇后都遵奉黄老之术。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种《老子》和《经法》等四篇黄老著作，也是黄老学说曾流行于世的反映。汉初承秦制但不用秦政，对秦之“亟役万民”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把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的转速降至最低，避免对社会的骚扰和破坏而让其自然复苏。适应于“无为”方针，“重厚长者”类型的官员特受推重，这种官员的风貌跟“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的秦吏，大不相同了。

帝国走向全盛，汉武帝独尊儒术，儒生开始源源进入朝廷。两千年中儒学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由此而确定。为什么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呢？首先儒家是传五经的，五经是古文化的核心、精华，儒生也是公认的古文化代表和社会教育家，因此比起诸子百家来，儒术具有特别的文化优势。就连道家、法家、墨家等学者，自幼也得读儒家之书，因为那是社会的基本教科书。进而儒家倡言的仁、义、忠、孝，都是那个社会基本道义观念，只要活在那个社会，就不能不讲忠、不能不讲孝，那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而儒术把仁、义、忠、孝理论化了。换言之，儒术虽没什么高深之处，却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之中。由此，儒术变成了一种可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法家的法术只是一种政治行政理论，黄老的道术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们都属于“君人南面之术”，即由统治者自己掌握的统治术，而不是那种可以用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换言之，皇帝可以拿它们来对付民众，却不能拿它们来争取民众。所以在显示和宣传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法术、道术只能让位于儒术。

汉儒参政后积极进取，通过批判秦政，来表达其政治理想。他们斥责秦帝任意扩展权势欲和享乐欲，申说君主的责任本是保障民生，要对社会太平和民众幸福负责；斥责秦法繁密严酷，申说礼乐教化才是理想社会的基石；斥责秦政的绝对专制、拒谏饰非，要求“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还斥责秦朝“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矛头直指法治的承担者——文法吏，强调只有儒生才能承担德政和教化。这些申说在后世大多变成老生常谈了，但在帝国初创期却意义非凡。

统治者开始转变政治方针，甚至制度上也出现了相应变动，出现了“中国制度的儒家化”。汉文帝两次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礼贤下士”本是儒者的一贯主张。董仲舒根据经典中的“贡士”之义，呼吁建立郡国举贤之法。没多久，汉武帝就创立了孝廉察举制度。这种以“孝”选官之法，本是商鞅、韩非嗤之以鼻的，秦朝也没这种做法。察举制的明经、文学等科，显然都是面向儒生的。汉武帝创立太学以“厉贤才”，太学弟子最初50人，到西汉末增加到了万人以上。郡国各有学校，学生有数百的，有上千的。帝国官僚的成分与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卿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太学的博士，以及往往由士人担任的大夫、议郎，都有资格参与朝议，为大政献策。郡国设有明经、文学、议曹等官职，他们除传经外，也发挥着类似朝中博士、大夫、议郎的议论责任。此外王朝为太子聘请师傅，任以名儒，承担着培训一位儒家式贤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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