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作者揭露了貧富差距的兇手，深化了「為何不平等至關重要」的經典討論。斯坎倫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專左右當代哲學發展。他認為人們有很多種理由反對不平等，可能是因為不平等帶來的影響、因為不平等扭曲了人與人的關係，或是產生不平等的體制不合理。本書討論它們在社會體制的合理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各式各樣「不公平」所造成茲事體大的影響。

▍不平等造成了羞辱性的地位差異
種姓制度和其他污名化地位差異的社會制度，是歷史上最該反對的不平等。在這些制度下，某些族群被歸類為低等人。他們被排除在人們最嚮往的社會地位和職業之外，甚至被貶為只能從事其他族群認定最為屈辱且低賤的職業。這種制度的邪惡之處在於分等特性：其最該被反對之處是視某些人為低人一等的賤民。而這正是平等主義在根本上絕對無法接受的事。

▍不平等給予富人過大的權力掌控窮人
如果有一小群人控制社會上大多數的財富，他們就會得到過大的權力控制其他人要在哪裡和該如何工作，可以買到什麼，以及大致上的生活樣貌。範圍更縮小一點，一旦有人握有國家重要的公共傳媒，就能得到過分的權力，足以控制社會上的其他人如何看待自身及其生活，以及如何理解社會。

▍不平等有損經濟機會的平等
當家庭收入和財富嚴重不平等，個人出身在什麼樣的家庭，也就決定了他在競爭市場中獲得成功的希望。這將導致經濟機會的平等難以實現，甚或根本不可能達成。雖然機會平等普遍被視為嚴重問題，但相關的討論卻不多。

▍不平等破壞了政治制度的公平
收入與財富的嚴重不平等，也會破壞政治制度的公平性。富人會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影響政治討論的過程、也更有辦法親自擔任重要的政治職位、並更有機會影響其他擔任公職的人。這可以視為控制權問題的一種特殊情況：操縱政治體系是把經濟優勢轉換成控制權的一種方法。但就諸多層面而言，政治體系的公平性遭到破壞是很嚴重的道德問題，比如法律和政策的正當性都會受到影響。

▍政府有義務提供福利並平等關懷受益者
有些反對不平等的理由是著重於不平等產生的途徑。基於平等關懷的理由就屬於此類。這類反對理由所關注的是，某個機構或主體本應照顧特定族群內所有成員的福利，卻只讓某些人享受到這些福利，或是讓某些人享受到比其他人更完整的福利。

▍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來自於不公平的經濟制度
在一九六五年，美國前三百五十大企業的高階主管平均薪酬，是旗下勞動者平均薪資的二十倍。而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十年間，這個比例飛快成長，於二〇〇〇年達到最高峰的三百七十六倍。更不用說在同一段時間裡，一般勞工的年薪只不過增加了可憐的百分之十點五而已。

平等、自由與強制

在反對追求平等的理由中，一個很常見的說法是，推動平等會對個人自由造成不可接受的干預。諾齊克便曾以籃球明星威爾特．張伯倫（Wilt Chamberlain）為例，生動的對平等提出反駁，而海耶克等人也一再提起這個例子。註121但自由的價值同樣可以當作論據，用來主張要讓社會更平等。正如我在第一章說的，反對經濟不平等的理由之一，是它導致某些人對其他人的生活擁有過大的控制權。因此，在平等的論戰中，雙方都可以訴諸某一種個人意義上的自由（freedom）註122或政治權利上的自由（liberty）。本章的目的，是藉由檢視後者這種自由的種種爭議，以及我們在乎自由的各種理由，來釐清這場論戰。

干預一個人的個人自由，意指阻止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幾乎在所有定義中，人們似乎都有初步（prima facie）的理由反對自由遭到干預。這可能正是為什麼我們干預一個人的自由時需要特殊的合理理由，反之若不會干預自由的話，則不需要。註123如果我們對某個政策唯一所知的，是它牽涉到干預某人的自由，我們就有顯而易見的理由反對這項政策。為了合理化此政策，必須證明這個明顯的理由實際上並不適用，否則其他人可能會基於另外的考量否決。

然而，自由並沒有因此而顯得獨特。如果我們知道執行一項政策，會致使某些人變得非常窮，而且有另一項政策可以讓他們不那麼窮，那我們當然有理由反對這個政策；除非支持者能證明這個理由不適用，否則政策會被否決。但即便這層需要並不是干預自由所獨有的，似乎也點出了自由和平等的的迥異之處。如我在第一章說過的，我們似乎沒有什麼理由要在乎平等本身──在乎人們擁有的東西之間存在差異；相較之下，不如在乎給弱勢更多資源之類的事。平等或許如同諾齊克所言，是毫無意義的模式，或者人們會在乎，只是出於嫉妒。

本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是，雖然我們未必有什麼顯而易見的理由反對不平等，但在許多情況下，仍然存在著反對不平等的好理由，只是我們需要探究這些不同的理由。同樣地，說到自由，也有很多因素會導致一個人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們也有不同的理由去反對這種事。想要了解自由和平等之間可能的衝突之處，需要先了解每一種衝突產生的原因。

我之所以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可能是因為缺少必要資源，某些個體或機構提供的必要資源，而且他們甚或刻意阻止我得這些資源。我有可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因為我欠缺必要的教育，而我無法接受這些教育是因為我付不起學費。同樣地，我有可能不能去想去的地方，因為我沒有車，而且我沒錢買車或租車。

海耶克會說，在這類例子裡，我都不缺自由，而是缺乏我想要去做的權力（power）。他認為，視自由和這種權力為同一件事，會忽略自由的核心概念，因為在這些例子中，我的自由總是隨著財富而增減。而海耶克主張，除非有人對我做出人身限制或強制（coercion），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否則的話，我的自由不會受到干預。他說，「一個人身處的環境或處境被另一個人控制，而他為了避免更嚴重的不幸，被迫不遵從自己的計畫，反而服務他人的目標」，唯有此時，我的自由才算是被干預了。

自由和權力之間的區別，在海耶克為他支持的立場所提出的辯護中至關重要。保障基本收入可提升很多窮人的權力，他們得以做自己有理由去做的事。而如果保障基本收入算是提升窮人的自由，那麼提升的程度需要跟上、甚至超過稅收對自由的干預，畢竟這項政策需要稅收來支持；海耶克拒絕這個看法。就他的觀點，稅收干預自由，而保障收入無法增加自由，只能讓人有更多權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海耶克說得沒錯。至少在很多牽涉到強制的情況中，都存在某些我們應該反對的要素，但在一個人因為欠缺手段而無法得其所欲的情況裡，並沒有直接出現這些要素。以我適才舉的例子來說，並不是因為有人為了要我依他的「計畫」行事，而以處罰來對我施加壓力，致使我無法接受教育或前往想去的地方。

但是在這些例子裡，我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確實是強制性的。我沒有錢，所以我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因為要做這些事得先擁有或使用的資源，是屬於另一個人的財產；除非我用錢跟他進行交易（exchange），不然他會禁止我得到或使用他的財產。我沒辦法取到一輛車，因為每輛車都屬於某個人。法律禁止我沒有得到擁有者的允許便使用這些車，而如果我用了則會遭到處罰。所以，如果沒有錢，我就沒有能力得到我想要的，是因為財產權的存在，而財產權正是由強制力所支持的。這麼一來，以海耶克的話來說的話，只要我的財富變多了，我會有更多權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羅伯．黑爾註125（Robert Hale）很久以前曾強調過，這種「背景強制」（background coercion）的重要性。註126可惜，他接下來的解釋可沒那麼有道理。他認為，如果有一方同意某個安排，只是基於另一方的堅持，那麼前者就是被強制同意的。以我之前舉的例子來說，如果我把本來要買食物的錢用來租車，以便出席一份工作的面試，黑爾會說，我是被強制付這筆錢的。但他又很快補充道，這並不代表在此情況下，租車商這麼做是不被允許的，也不代表我跟他們之間是非自願的無效契約。他認為，一件事有沒有牽涉到這種強制及其對錯，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然而，要是把每一件對彼此有利的對價（quid pro quo）交易都說成是強制，確實像是扭曲了我們一般說的「強制」，或許甚至耗損了這個概念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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