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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电影能卖座吗？格蕾塔·葛韦格用《芭比》给出了一种答案，贾玲《热辣滚烫》的成功也为我们提供了策略。

同期的意大利，也出现了该国迄今为止最卖座的女性导演电影，力压现象级电影《芭比》和《奥本海默》，一举夺下了意大利2023年票房冠军。而它不仅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表达，还被赋予了更为先锋的美学呈现。

这部名为《还有明天》（C’è ancora domani）的电影，凭借3240万欧元的票房跻身意大利影史票房前十，贝尼尼导演的影史经典《美丽人生》屈居其后。

拥有如此耀眼成绩的它，其实是导演宝拉·柯特莱西(Paola Cortellesi) 的长片首作。现年50岁的柯特莱西是一名电视喜剧演员兼主持人，曾获得被称为「意大利版奥斯卡」的大卫奖（David di Donatello）。在这部电影中，她自编自导自演，用幽默讽刺的笔调描绘婚姻中的压迫，巧妙地将重大的政治议题嵌入对女性艰苦生活的日常书写。

一个讲述历史的故事，为何能够在当下激起水花？一部反抗父权制度的电影，如何让意大利「最顽固的人也加入讨论」？女性导演可以怎样利用文化惯例，并揭露其中糟粕的部分？

故事发生在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罗马。底层女性迪丽娅（Delia），成日陷于家庭劳作，持续遭受着家庭暴力和阶层歧视。此外，战后余波与传统神学带来的压抑也在其生活中显形。直到意大利首次允许妇女投票的政治选举日，她终于穿上新衣、涂上口红，奔跑过长长的街道，进行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出走」——当片中一切都指向她要与另一个男人私奔时，她拿着女儿努力递来的选票投向了「明天」。

一个讲述历史的故事，为何能够在当下激起水花？一部反抗父权制度的电影，如何让意大利「最顽固的人也加入讨论」？女性导演可以怎样利用文化惯例，并揭露其中糟粕的部分？ ……深入这部电影，我们将开掘出女性主义电影的一种新颖可能。

女性主义可以如何讲述？

或许是沿袭着女性主义电影《让娜·迪尔曼》（香特尔·阿克曼，1975）留下的传统，《还有明天》也对准了女主角迪丽娅日复一日的生活。那些被父权影像忽略与否定的女性日常，在女导演的镜头下有了细致入微的表现：

早上从丈夫身边醒来，迪丽娅会遭受一记耳光或者一次强奸。她利落地准备起一家人的早餐，灶台和锅碗像是命运的置景，陆续醒来的家人充当了主要的意义。期间，丈夫会因为对贫穷不堪承受指责和辱骂她，那个经常断掉的马桶链就是他一次次发泄的理由。餐后，她会去伺候卧病在床的公公，并且一边听他的辱骂，一边躲避他肆意的触摸。

需注意的是，表现女性苦难的电影并不等同于女性主义电影，甚至可能成为复刻施暴者权力的糟糕图式——只有去关注女性主体在苦难中的反应和行动，以此实现对影像权力的反控制，才是女性主义的应有之「义」。

结束早晨的家务劳动，迪丽娅到达富庶人家的别墅给老人打针。她打着很多份零工，从别墅出来后又快步进入纱线和丝袜店交付自己修补的衣物。一天中的倒数第二站，伞具店里，她要教一位年轻的男人做工，工资却还不如他。最后，她再次去到一座豪宅，搬着又重又大的洗衣盆爬楼梯。当然，她还有一项任务——买菜，然后回家，继续做饭，并把工钱上交给丈夫……

家庭之内，她不仅被视为私有财产，还被看成「经济支柱」之一。战后已婚妇女身上的重重枷锁，就在这无奈而苦闷的一天中铺陈开来。

需注意的是，表现女性苦难的电影并不等同于女性主义电影，甚至可能成为复刻施暴者权力的糟糕图式——只有去关注女性主体在苦难中的反应和行动，以此实现对影像权力的反控制，才是女性主义的应有之「义」。

《还有明天》在细节处给出了撬动权力的可能。事实上，前文中迪丽娅的一天也可以是如下表述：

早上醒来，她背对着那个猥琐的丈夫梳好头发。从床铺移动到房间外，从暗处走到光下，被毒打的人也是最靠近希望的人。在「春天到了」的背音唱词中，她带着自己可以搞定一切的超然冷静娴熟地收拾自己、准备食物。她给被丈夫逼问婚事的女儿递眼神，帮她在这种时候早些离开家。她总是让卧床的公公恼怒，今天也不例外。因为她不仅无视他的问题，拒绝他的骚扰，还反驳他的说法，指出了他的失败。 「不会闭嘴」是公公唾骂她的原因，但也是她在外耀眼的个性。面对年轻男人工资比她高的局面，就算知道无力改变，她也会去质问老板凭什么。

导演找准了在历史语境下处理当代议题的音调，将被压迫女性个体觉醒与反抗的「瞬间」作为展开的重点，动态地让女性受困的现实性和女性解放的超越性同时存在，以持续的矛盾感唤起观众的深思，既还原了历史，也关联着当下。

在豪宅里，当男主人说出，去付给迪丽娅二十里拉工钱才是女主人该做的事时，迪丽娅带着倔傲的口吻说：「实际上是三十里拉。」这是她在经济合法性中自我权益争取的实践，亦是在道德合法性中对男性权威的反驳。她从未麻木。

导演找准了在历史语境下处理当代议题的音调，将被压迫女性个体觉醒与反抗的「瞬间」作为展开的重点，动态地让女性受困的现实性和女性解放的超越性同时存在，以持续的矛盾感唤起观众的深思，既还原了历史，也关联着当下。

然而，相比起迪丽娅在家庭中的顺从，这些小小的不配合被淹没在了人物深根的沉痛现实中，既显得无力，也似乎难以构成某种爽文式的转变。但我们无法否认迪丽娅的觉醒，无法否认她持续进行的「有限反抗」，开掘了「逆来顺受」的另一种可能，开拓着艰巨生活中自我的喘息空间。

她习惯去利用高位者的蠢笨与傲慢把控他们不屑思考的微小细节，练习一条逃逸的路线。她偷偷存下要上交给丈夫的工钱，最后利用丈夫对钱财的渴望与无能溜出家门。

她有一个互相支持的女性好友在市场卖果蔬，常常赠送食物给她实际的帮助。她们也会彼此聊慰，在喧嚣市场旁的安静角落一起松快地抽烟。这不可多得的闲坐，就是密闭生活的透气时刻。

她还有一个爱慕者——三十年前便相识的男修车工。他因为生活的窘迫准备搬离罗马，并终于鼓起勇气邀请迪丽娅一起逃走。只见她满怀期待地把包里的巧克力递给他，又像接过戒指一样接下被他掰下来的那一小颗。两人同时将巧克力放进嘴里时，360度环拍的镜头正如她此刻屏蔽掉世俗世界的内心，旋转着雀跃着。此时我们还无从得知迪丽娅最终的心意，却见证了她的一次逾矩的爱欲释放。

「有限反抗」指向的是外部支持条件的局限，而非自身意识的匮乏。 「有限」或许意味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在此刻，迪丽娅有限的反抗让女儿免于家暴的轮回，体现着最大限度的、有效的、激进的女性主体意识。

当然，最能体现迪丽娅矛盾性的是她与女儿玛塞拉的关系。怒其不争的玛塞拉指责她在糟糕现状中沉沦，想要骂醒她让她离开。而她好像早已接受世界的残酷，说自己无处可去。但是，她却在发觉准女婿或将和自己丈夫异路同归成为施暴者时，求助美国士兵炸掉了TA 们一家赖以维持社会身份的酒吧。她没有告诉女儿事情的原委和真相，而是本能地选择了摧毁。

环境的限制是主体矛盾的根源。 「有限反抗」指向的是外部支持条件的局限，而非自身意识的匮乏。 「有限」或许意味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在此刻，迪丽娅有限的反抗让女儿免于家暴的轮回，体现着最大限度的、有效的、激进的女性主体意识。

让歌舞成为一种女性话语

让·路易斯·卡莫里和让·纳波尼曾指出：「真正激进的电影，仅仅提供激进的内容是不够的。它必须自觉的行动，当观众在观看对现实的描述时，应瓦解观众的幻想。」《还有明天》就是这种电影。它在冷峻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传统中安插了突发性的戏剧事件，从而创造出奇观，并在奇观的日常化过程中完成事实揭露。

其中最典型的，是影片创造性地使用歌舞元素展现了家暴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