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否想過，戰爭中的碳排放，可能比許多國家全年的碳排還要高？

數月前，《衛報》（The Guardian）引用最新研究指出，如果把軍事溫室氣體當成一個國家，那它光在2022年便已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5.5%，約相當於全世界所有客車加起來的年排放量。

事實上，直至俄烏戰爭之前，國際社會從未就衝突產生的碳排放進行過統計 。而對很多人來說，軍事溫室氣體仍是陌生的領域，因為軍事部隊不受任何氣候協議約束，它的活動也因涉及軍事機密而難以量化。

不過，隨著近年的俄烏戰爭和2023 加沙戰爭開打，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戰爭對氣候變遷深遠的負面影響。《衛報》早前報導，在加沙戰爭的首60天內預計共產生了281,000公噸二氧化碳，這比20多個社會系統難以適應氣候變遷的氣候脆弱國家一年的碳排放量還要多。而在一片硝煙當中，大部分碳排可歸因於以色列對加沙的轟炸和軍事活動，其中包括製造炸藥、飛機任務、坦克燃料和爆炸產生的排放。

於以色列宣戰後兩個月，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在杜拜舉行。一直以來，氣候峰會都默認避談政治，但在講台上，聯合國古特雷斯卻罕有地指出，氣候變遷的後果是可怕的，但「衝突亦正在造成巨大的痛苦和強烈的情緒」。

同樣飽受戰爭影響的也門、敘利亞和烏克蘭也在大會上發聲，控訴戰爭對環境的隱形傷害。

「沒有和平，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氣候政策」，烏克蘭總理澤連斯基亦在會上表示，俄羅斯戰爭引發能源危機，迫使數十個國家恢復燃煤發電，對環境造成極大影響。

直到現在，俄烏戰爭已進行超過2年3個月。在經歷了幾個月的僵局之後，俄羅斯軍隊在5月挺進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正準備新一輪的夏季攻勢。《BBC》調查確認，俄軍的「絞肉機」戰術已造成至少至少五萬名烏克蘭軍人死亡。

加沙戰爭也已持續8個月，截至2024年5月，加沙地帶目前已有超過三萬五千人死亡，被殺者有一萬多名為兒童。近日，以色列正將軍事行動擴大到加薩走廊南部的拉法，大量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

在龐大的人命傷亡外，戰爭另一更長遠的影響，可能是至今仍沒很多人提起的環境禍害。從戰前的軍事部署，戰爭期間的炮彈攻擊，到戰後重建城市，這將如何加劇正在發生的氣候變遷？

追蹤軍事氣體排放，到底有多難？

1997年，聯合國通過《京都議定書》，議定將溫室氣體控制在一個適當的水準，以保證可持續發展。不過，軍事氣體排放則被排除在外。到了2015年，聯合國的《巴黎協定》協議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2°C 之内，起草者再次免除軍事氣體排放納入計算，因為有關數據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德國國防部環境保護部門的魯爾克（Markus Ruelke）曾表示，不想讓人知道德國在軍事任務中用了多少燃料、飛了多遠，以及德軍的演習模式。

即便近年科學家們積極推動軍事排放報告透明化，但目前大眾所掌握的資料仍十分有限。《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曾要求國家每年報告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但由於報告為自願性，所以絕大部分國家都未有就軍事活動的碳排放進行報告。

《基地帝國：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Base Nation）的作者，專門研究美國海外軍事行動的學者David Vine則以「房間裏的大象」形容軍事活動造成的氣體排放，他認為，美國軍隊碳排放量極大，但因為資料難以獲得，所以一直不為世人所知。

戰爭如何影響氣候變遷？

軍方資料在過去多因涉及機密而難而取得，因此只能靠專家從公開數據中推算碳足跡。不過其實不需要等到開戰，軍方光是在和平時期的碳排放便已高得驚人。以美國為例，作為世界軍事強國，雖然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一直處於研究前沿，但它也製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軍事排放。自2001年起，國務部便是美國政府最大的化石燃料消耗者，長期佔聯邦政府能源總量77%以上。雖然美國曾推出多項促進永續發展和清潔能源產業的行政命令，但國防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此限，令軍事活動的影響長期被忽視。

美國國防部在海外有逾700個基地、超過50萬棟建築物，運作主要依賴船隻、火車和飛機組成的網絡來維持日常活動。以2018年的數據為準，若把美軍的碳排放除以軍隊人數，人均排放量將高於卡塔爾、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多個高碳排放國家。

目前美軍現役人數約有132萬，與愛沙尼亞的人口相若。相較之下，美軍每年人均碳排放高達42噸，而愛沙尼亞僅約16.97噸。同理，英軍總人數約15萬人，這與加勒比海的英屬領土安圭拉體量相近，但安圭拉的人均碳排放卻只得1.9噸。

到了戰爭時期，軍事活動的碳排放自然爆炸級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