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術是清末民初時期最眾聲喧嘩的大眾科學，展現菁英與常民、科學與迷信、心理學與靈學。在界線上的浮動和滲透，並帶來深遠的社會和文化效應。

《精神的複調：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從科學史的角度，結合社會文化史與思想史的關懷，主張必須對近代中國的「科學」採取複調式的理解，超越五四科學主義話語及學院菁英的基調，呈現異質歷史行動者相互競逐、應和的多元聲音。

張邦彥醫師從大眾的日常生活出發，考察催眠術的傳播方式，並解釋人們對催眠術懷抱正反兩極情感的因由。接著聚焦於催眠學會的科學實作，分析學會從事劃界工作及拓展科學網絡的策略，兼論及催眠術對現代自我的形塑。最後透過爬梳催眠術與靈學的糾纏，追索近代中國心理知識的分化軌跡，指出學院心理學、催眠學會、靈學會看待科學的殊異立場。藉由這些彼此關聯的面向，重構動力精神科學在近代華人世界興起跌宕的多重圖像。

精神療法的興起

中國著名的醫學心理學家丁瓚（1910-1968），在1930年代一篇探討精神病人思想的論文中嘗言：「眾所周知，催眠術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而且被認為確有奇效。」13丁瓚的這句話，無疑表達了催眠術對常民文化的廣泛滲透，經由各種管道，20世紀初的中國人很容易被動地接觸到五花八門的催眠術訊息。不過，真正吸引人們主動投入學習催眠術的動機，醫療需求可能占了大部分。這對於我們了解催眠學會的科學工作是個關鍵的切入點，原因在於催眠術的醫療應用較少招致非議，且攸關切身的病痛，因此一直以來都是學會或講習所廣告的重心。

如果有一個例子能夠特別凸顯催眠術的醫療價值在人們心中的分量，孫中山的療病過程絕對深具代表性。1925年2月底，罹患末期肝癌的孫中山，病況進入危急存亡之秋，精神狀況急速衰退，開始出現明顯黃疸、腹部腫脹等症狀。歷經中醫陸仲安、唐曉欽與周樹芬等人診治後，病況未見起色，反而出現腹瀉、小便短赤的症狀14。西醫克禮為了控制症狀，為他處方健胃劑、強心劑和利尿劑三種藥方。此時，出現兩名來自上海的醫師，他們受國民黨推薦進入孫中山的醫療團隊，其中一人名叫葛心慈，是留學德國的精神治療師，擅長催眠術。葛心慈在孫中山病榻施行20分鐘的催眠治療，他按住孫中山的胸口，來回輕輕撫摩，這個看似平凡無奇的舉動，卻成功讓受苦的病人安然入睡直至天明，當場折服孫中山的家屬與友人，《晨報》與《大公報》隔日不約而同以「神技」來形容這場治療。2月27日，在一場於中央飯店舉行的治療討論會後，醫療團隊正式決定讓孫中山接受精神療法

當孫中山因藥物副作用而停服中藥，西醫也以久病為由不再注射針劑，報紙描述他「僅靠體力以與苦痛相抵抗耳」16。適時出現的精神治療，彷彿成為最後一線寄託。起初幾天，葛心慈的催眠術獲得不錯的成效，施術過程「經過甚佳」17，但終究在中西醫皆已束手的情況下，無法扭轉實際病情18。孫中山於3月12日與世長辭。

作為深具象徵性的政治人物，孫中山生命中最後半個月的病況和醫療決策，成為媒體密切報導的主題，也讓精神療法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過去歷史學者往往關注於民國初年的中西醫論戰如何在孫中山的最後時日白熱化上演19，卻鮮少著墨精神療法的出現是如何為這條戰線打開一個缺口。精神療法之所以最終異軍突起，原因在於藥物有時而窮，當中西醫紛紛在物質性治療手段上受挫，以精神為號召的治療方式就成為少數僅存又不會帶來傷害的選項。從連日來《晨報》對孫中山病勢報導的隔壁版面，我們可以發現一則「國民精神養成會」的會員募集廣告，上頭清楚標示了精神療法的這項優點：「不用藥物、不用針灸。凡醫藥不能治之症，精神治療皆能治之，手法穩速，五分鐘立見功效。」

大體而言，精神療法是根據催眠術而發展出來的各式治療技術的總稱，它的特性在於「變化病人之精神，以為治病之方法也」21。這類療法的原理在於利用精神的「暗示作用」——不論來自於自我或他人——而達到物質身體的改造，有時也揉合了精神分析的方法22。而所謂「暗示」，則被定義為「使生豫期之注意也」23，亦即讓被術者在治療過程中產生預先設定好的意識活動。雖然在部分著作中，一些精神治療師會刻意強調自己的手法並非催眠術，不會讓病人進入意識恍惚的「入神狀態」（trance）24，但究其治療原理，還是不脫催眠理論中的暗示作用。

精神療法在20世紀初期成為一種新興的治療選項，頗有與中西醫藥物治療相抗衡之勢。或許就規模與人數上，精神療法不比中、西醫來得普及，但在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一些大城市，它仍然占有一定的醫療市場，受到不少病家認可。從1922年的《上海指南》來看，當時上海的私人醫院中至少有五家醫院標榜從事精神治療，包括「大精神醫學研究會附設治療院」、「中國心靈療養院」、「東亞精神學會附治療部」、「精神治療院」、「靈理修養院」25。它們的收費差異甚大，有些門診診金1至2元、到府出診6元，與大部分中西醫院類似；有些則收取門診診金5至8元、出診10至15元，幾乎等同於接生、中度手術或血清療法的費用26。但就如梁其姿的研究所顯示，20世紀早期中國的醫院經常中西混雜，無論在療法、醫師身分或服務功能上皆沒有截然分別27。部分上海的精神治療醫院也同時混合中西醫治療，如施種牛痘，或兼提供藥物治療。而在治療設備上，除了二層隔音玻璃、低噪音鐘錶、電器風扇與斯特普火爐等調節施術環境的布置，它們也往往配備了診察台、洗手缽、消毒藥、痰盂、手巾等一般現代醫藥衛生設備28。但不同於大多數的私立中西醫院，這些精神治療醫院通常附屬於催眠學會，除了上述「大精神醫學研究會」和「東亞精神學會」之外，「中國心靈療養院」是余萍客成立之「中國心靈研究會」附設的臨床部，「精神治療院」則隸屬於鮑芳洲創立的「中國精神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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