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抓取自RSS,版权归源站点所有。
查看原文:缅甸纪录片30年:入狱或流亡,光照不进的所在,阴影仍然可以说故事
人们或许难以想像,一场风灾,不仅能影响一国的政治走向,还改变该地媒体或影视工作者的视野──至少,对2008年的缅甸纪录片工作者来说,即是如此。
2008年5月3日,气旋纳吉斯(Cyclone Nargis)从缅甸西南处的伊洛瓦底省登陆后,沿著陆地上行之际,多位影像工作者正聚集在距离登陆点约两百公里处的仰光电影学校,参加纪录片工作坊。
这日的安排称不上严肃紧凑,有志于摄影的泰狄(Thaiddhi)记得当时众人只是喝茶吃点心,轻松谈论电影,本以为就这样欢愉度过一日,不料风强雨壮,连电都停了。被这天气困在屋内的众人,拿起了摄影机往窗外拍,景框内只有暗云雾雨,风摇树动,却不知这才是开始而已。
史上第一部当时军政府不仅封锁灾区、禁止媒体进入,也拒绝国际援助。国营媒体甚至谴责非官方授权的灾难报导是“捏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防堵真相传出。
隔日风雨渐息,他们终能走出屋子,这才发现路面尽是倒树,寸步难行,直觉不太对劲:灾情恐怕不小。花了三天清理家园后,这群影片工作者不做他想,立刻带著摄影机,朝“纳吉斯”侵袭之地而去──路途难行,尸横遍野,像是末日来临。
这时,军政府对外公告的语气如常,仿佛这只是个普通的气旋,虽然带来灾情,却无重大伤害。但泰狄等人清楚:并非如此。团队回到仰光后,决定拟定拍片计划,正式纪录这场灾难。接著,他们兵分两路,分头拍摄:两组各有一个导演、一个摄影及一个工作人员。
“我们到达灾区的时候,军政府的人还没有进入,因此抢得一些先机。”第一批前进灾区的杜笃娴(Thu Thu Shein)表示,当时他们准备了大量饮水与粮食,并将摄影机藏在物资之下,佯装物资运送以突破重围。而居民也会协助藏匿,让这支纪录片团队得以在军政府视线外继续拍摄。
日后人们才知,这场风灾重创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造成14万人死亡、300万人受灾的悲剧。然而,当时军政府不仅封锁灾区、禁止媒体进入,也拒绝国际援助。国营媒体甚至谴责非官方授权的灾难报导是“捏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防堵真相传出。
团队在帖莫奈(The Maw Naing)及裴貌山(Pe Maung Same)两位身兼诗人与艺术家身分的导演带领下,每次拍摄都会花上一周到10天蹲点,返回仰光以筹备物资、盘点拍摄进度后,再次前往灾区,总拍摄时间约是三个月,正是国际NGO还未被允许进入,灾民只能互相扶持的灾难初期。
透过镜头,观众可以看到一个脑袋被外物砸出大洞的小男孩,如何眼睁睁看著父亲与弟弟相继从眼前消失、死去,独自活下来却等不到医疗协助,任由这清晰见骨的伤口暴露在外;许多伤心的母亲对于救不了孩子而难过痛心,哭号不止,几乎活不下去;灾民没有饮水食物,得不到救济;原本养有许多狗畜的村落,如今只剩一只狗或一只猪活下来,而从未见过的苍蝇却大批出现,且空中再无鸟儿鸣叫飞翔⋯⋯画面中不见一具尸体,死亡与绝望却是满溢。
这部名为《气旋纳吉斯:当时间停止呼吸》(Nargis – When Time Stopped Breathing)的纪录片于灾后翌年(2019)完成,并以90分钟时长,成为缅甸历史上的第一次纪录长片。
拘捕与流亡:决定用真名主办单位决定仅靠口耳相传,让观众得知放映讯息。团队成员也决定揭示真名。“片中受访者愿意在镜头前露面,我们却为了安全因素而不使用真名,对此,我感到羞愧。”
“因为缅甸没有纪录片传统。”《气旋纳吉斯》的制作人杜笃娴解释,过往,缅甸的电视台只会播放政令宣传或旅游影片,外界所定义的“纪录片”,在这个国家几乎不曾出现过。
尽管2005年开始,国外影人尝试带入资源,让缅甸影像工作者学习并拍摄纪录片,但受限于资源与资金,也都只能作出短片。《气旋纳吉斯》因其重要性与机缘,得到国外资金的挹注,才有发展成长片的机会。
然而,这并非官方所乐见的结果。当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受邀到国外影展放映时,军政府逮捕其中两个团队成员,并拘留了一个月,另有一位团队成员流亡到泰国。因此,尽管《气旋纳吉斯》有机会在国外十多个国家、影展放映,但缅甸国内却无人得知,且为了安全起见,国外放映的版本中,幕后团队成员姓名皆是化名。
2012年,缅甸进行民主选举那年,由泰狄和杜笃娴夫妇创办的瓦旦电影节(Wathann Film Festival)也来到第二届,这个四年前记录下来的灾难故事,才终于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观众。主办单位决定不送审,也不将这部片列在节目单上,仅靠口耳相传,让观众得知放映讯息。
团队成员也决定揭示真名。
“片中受访者愿意在镜头前露面,我们却为了安全因素而不使用真名,对此,我感到羞愧。”导演之一的裴貌山当时如此表示:“我想要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谅解我们。如今此事已然公开,藉著这部影片在此放映的机会,我们得以致上歉意。”
军政府的颟顸、不顾救灾强制推行的修宪案,在在动摇民心,灾情的严重性也引起国际关注,如骨牌效应一样,逐渐影响了缅甸政治──2010年,翁山苏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开始崛起,而军政府也尝试重返国际舞台,与西方建立商业与外交关系,而NLD也于2012年选举大获全胜。

军政府国家的纪录片启蒙这种直接录像(straight to video)可以每年制造一千部片,平均每天作出两到三部影片,在这种条件下,电影品质自然不佳,故事尽是陈腔滥调,“令人生厌。”
《气旋纳吉斯》也标记了缅甸纪录片世代的来临。在这个纪录片团队中,分别担负摄影与制片工作的泰狄与杜笃娴,当时才25岁,是年纪最小的成员。
出生于1983年的泰狄、杜笃娴这对夫妻,曾经历了缅甸电影的“繁盛”时代──尽管与1962年首次政变前傲视东南亚与南亚的黄金时期难以相比,但这个军政府掌权的国家,主流电影产业规模仍是相当庞大,光是仰光就有上千家电影院,有一整条街由电影制作公司组成。但受限于审查制度,电影业能拍的题材有限,产制的多是“爆米花电影”,作为娱乐之用,而后,还有大量粗制滥造的家庭录影带生产,麻痺了观众的神经。
杜笃娴解释,这种直接录像(straight to video)可以每年制造一千部片,平均每天作出两到三部影片,在这种条件下,电影品质自然不佳,故事尽是陈腔滥调,“令人生厌。”
杜笃娴和泰狄都拥有多媒体学程的学历,就学时即对摄影、影像产生兴趣,便在因缘际会下,参加了由捷克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电影与电视学院(Film and TV School of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in Prague ,FAMU)在缅甸举办的工作坊,从而踏入纪录片之路。
仰光电影学校与FAMU可说是缅甸纪录片的摇篮。尽管缅甸民主之声(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DVB)于2005年透过卫星从挪威像缅甸播送新闻,引起缅甸国内一波公民新闻与纪录片制作的风潮,但真正替纪录片创作打下基础的,还是影视人才培育的平台。
彼时,英缅电影教育者琳赛.梅里森(Lindsey Merrison)先在2005年以工作坊形式培训了12个影剧人才,与军政府谈判了一年后,隔年,带著德国与欧盟的支持,终于能够创办仰光电影学校这个非政府组织时,缅甸电影产业是停滞的,而纪录片则可望成为一种开创性的媒介。
因此,包含泰狄夫妇在内的这批FAMU工作坊成员,可说是开启缅甸纪录片先河的代表人物。他们除了在2005、2006年担任其他导演的摄影师外,也开始他们各自的第一支纪录片。
“没有创伤,没有艺术”跟拍整整一天后,发现这不是女性们的竞争而已,“她们不仅维护了这个编织文化,她们也相互扶持(weaving)。”
杜笃娴的第一部作品是《一百万条线缕》(A MILLION THREADS),作品背景是缅甸佛教区在每年11月满月夜进行的编织比赛,参赛女性们会聚集在宝塔里,来回操作手摇纺织机,赶在黎明前,为寺庙里的佛像编织出最好的袈裟。
“尽管我在宝塔旁住了大半辈子,我知道有这个活动,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细节。”直到参加了FAMU工作坊,杜笃娴才有纪录并探索这个传统活动的意识,在跟拍整整一天后,发现这不是女性们的竞争而已,“她们不仅维护了这个编织文化,她们也相互扶持(weaving)。”
这支15分钟的短片,可以说是杜笃娴认识自己文化的开始。
而泰狄是以摄影师身份踏上纪录片之途。他协助导演欣代韦(Shin Daewe)拍摄一名居住在伊洛瓦底江畔敏贡 (Mingun)的画家惹呼拉(Rahula)的创作与日常。尽管惹呼拉只是一个生活在乡间的平凡艺术家,当时的时局也不容他们谈论政治,但泰迪发现:光是这位画家曲折一生的经历,就足以反映政治社会人生诸多层次。
在这部名为《无题的生活(AN UNTITLED LIFE)》完成后,泰狄大受震撼:原来这故事远比她的摄影机所捕捉到的更多、更丰富,“我感受到纪录片的力量。”
“当时,你不能直接谈论政治,你只能诉说个人日常生活,但那仍然反映出政治社会的层面。”泰狄表示,因为个体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纪录片的力量正是如此:即使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说出非常多事情。这个拍片经验,几乎奠定了泰狄的纪录片哲学:从平凡中见真实。而“贴近真实”就是纪录片比电影更能反映社会的原因。
“你不能直接谈论政治,你只能诉说个人日常生活,但那仍然反映出政治社会的层面。”
翁明的拍片哲学,也是如此。本业是医生的翁明,是台湾导演赵德胤最新纪录片《诊所》中的主角,片中可见:底层民众或精神病患不时上门求医,而他不仅提供了工作室让病患绘画创作,自己也构思剧本、拍摄电影。
1960年代出生的翁明(Aung Min),经历过多次政变,见过这个国家的变化。1988年政变,他远离尘嚣,在山上生活,专注阅读小说多年后下山,在2003年参与了日本人办的电影工作坊。只看过缅甸与好莱坞电影的翁明,看到了小津安二郎等大师的作品后,大受震撼,加上当时有人想要寻找“会说故事”来协助纪录片拍摄,而他那“会说故事”的才能得到重视,并开始了纪录片制作之途:2013年由帖莫奈导演的《僧侣(The Monk)》,便是他自己与故事主角接触后,获得启发而创作的剧本。而翁明自己也于2010年拍摄、制作了《诊所》,谈自己执业过程中与病人的互动,及其生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