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荒謬時代,
每一本書都是一個線索
戒嚴歷時38年,因為身陷「匪區」,
許多譯者的名字被移花接木、張冠李戴……
該是還他們正義的時候了。
轉型正譯!現在開始!
揭開台灣翻譯史上荒謬時代的面紗
台灣受到二次大戰後政治因素與戒嚴時期的影響,「投匪」或「陷匪」的譯者之作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出現,加上語言與文化政策造成的青黃不接,有能力從事中文翻譯的人才不多,出版社或基於文化使命、文學喜好,或在商言商、有利可圖,於是將舊譯易容改裝、借殼上市。此舉雖不免風險,但畢竟相對較小,並可省卻找人重譯成本高昂、曠日廢時且品質沒有把握的情況,以致仿冒者眾,流風所及,出版界習以為常,除了少數明眼人之外,絕大多數讀者都遭矇騙而不自知。
這種翻譯界的怪現象固然為當時台灣的文化荒漠注入一些活水,後遺症則是使得台灣翻譯史成了一筆糊塗帳,埋名隱姓、化名出版、冒名頂替、「謀殺譯者」的情況比比皆是,時間一久就沉寃莫白了。本書追根究柢,針對一例例個案加以處理,根據一塊塊碎片逐漸拼湊出大時代下的台灣翻譯史拼圖。
全書收錄翻譯事務所歷年來精彩案例,洋洋灑灑五十則,除紀錄了翻譯偵探破案的軌跡,也帶領我們見證那個譯者「被隱身」的時代,以及台灣的譯事與軼事。
〈獨裁秘辛之卷〉呈現戒嚴時代翻譯與政治、權力、禁忌的關係:揭露反共年代短命的編譯機構「台灣省編譯館」;遭逢白色恐怖的春明書店與啟明書局;官方禁書政策下,民間出版社的作為/作「偽」;美新處為了保護「投匪」或「陷匪」譯者而成為偽造譯者的始作俑者;台灣如何為了反共而偽譯或炮製不同的譯本;如何透過翻譯來看統治者蔣介石或中國大陸;以及戒嚴時期的禁書於解嚴後出現了一書兩譯的中文譯本與台語譯本。
〈偷天換日之卷〉從已發現的一千四百多種抄襲的譯本中,精選案例說明如何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像是大名鼎鼎的林語堂、以翻譯俄國文學享有盛譽的耿濟之、譯作《茶花女》風行台灣的生物學家夏康農、譯作《魯濱遜飄流記》成為台灣主流譯本的吳鶴聲。以及同書異譯、一書多譯、抽樑換柱、魚目混珠的現象,如三本《紅與黑》、十本《茵夢湖》……。
〈高手雲集之卷〉由個案凸顯大時代的滄桑與個別譯者的命運,讀來令人不勝噓唏:因國共對抗、兩岸分隔而不得相見的父子(英千里與英若誠)與怨偶(沈櫻與梁宗岱);以創辦《文學雜誌》、培養出白先勇等作家聞名的文學教育者與反共譯者夏濟安;自由主義先驅、夾譯夾論的殷海光;父未竟譯作由子續完的郁達夫與郁飛;多產譯者卻因血案入獄的馮作民;以及眾多白色恐怖下的受害譯者……。
〈追憶再啟之卷〉從個人經驗出發,記錄與形塑我們這一世代的翻譯記憶:從原本無語到中譯有話的美國漫畫《小亨利》;歷三十多年不衰的日本漫畫《千面女郎》;同一年出現七個中譯本的《天地一沙鷗》;美國名將麥克阿瑟的〈為子祈禱文〉;三毛譯自西班牙文的漫畫集《娃娃看天下》;甚至自德文翻譯的〈搖籃曲〉,自英文翻譯的驪歌,自英文、日文翻譯的流行歌曲……。
最末〈娛韻繞樑之卷〉則是分享辦案過程中發現的一些有趣現象,以博讀者一粲:如台日對照、做為學習台語之用、台灣最早的《伊索寓言》,台灣最早的莎士比亞故事〈丹麥太子〉,最早的安徒生童話中譯其實是台灣出版的〈某候好衣〉,把名盜亞森羅蘋的犯案現場移到高雄的《黃金假面》,《拾穗》出版的香艷大膽蕾絲邊譯作《女營韻事》,以及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由譯者成為作者而撰寫的充滿東方(主義)遐思的神探狄仁傑……。
官逼民作偽──查禁圖書目錄
台灣偽譯本會這麼多,一開始其實是被政府逼出來的。台灣從一九四九年五月開始戒嚴,五月底公布「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開始查禁書籍。《查禁圖書目錄》由台灣省政府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合編,登錄了曾被沒收的禁書,裡面當然也有不少翻譯作品。這份目錄看起來是要分發到各單位,方便大家對照,沒收禁書用的。為了怕漏掉,特地在使用辦法說明: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編入查禁圖書目錄者,概予查禁。
1. 匪酋匪幹及附匪分子之著作及譯作,以及匪偽書店、出版社出版之書刊。
這份目錄的編排方式頗為有趣,是按照書名字數排的,就像唱卡拉OK的歌本一樣。例如李霽野翻譯的《簡愛》,就是在「二字部」下面。查禁機關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查禁日期是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下面還有個字號「安欽二○九八」,不知道是不是某次行動的代號之類的?查禁原因是「二3」,根據《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第二條「新聞紙、雜誌、圖書、告白、標語及其他出版品不得為下列各款記載」的第三款「為共匪宣傳之圖畫文字」。大陸譯作被查禁的理由幾乎都一樣。像《簡愛》這樣一本十九世紀的英國愛情小說,跟共產黨一點關係都沒有,到底是要如何「為共匪宣傳」?簡直匪夷所思。其實,問題出在譯者身上。
戒嚴期間相關的查禁條文頒布多次,以下面三條為例,可以看出一些歷史演變:
第一階段:「共匪及已附匪作家著作及翻譯一律查禁」(一九五一年)(也就是說,李霽野雖然在台大教過書,跑回去就是附匪了,翻譯一律查禁。)
第二階段:「附匪及陷匪份子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一九五九年)(也就是說,出版社只要把李霽野名字改成「季芳」或「李文」,我們就不抓了。)
第三階段:「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品一律查禁」(一九七○年)(也就是說,李霽野是中共黨員,算匪幹吧,還是要禁。但傅東華這種被整的很慘的,我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這本目錄分為「違反出版法」和「違反戒嚴法」兩部分,前面是台灣省新聞處查禁的,後者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和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查禁的。前者的翻譯書有四十二種,後者的翻譯書有八十四種,不乏名家手筆。如傅雷的《高老頭》和《貝多芬傳》、朱雯的《流亡曲》和《凱旋門》、李健吾的《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等。俄國文學被禁最多,什麼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契訶夫、果戈里都禁就算了,連美國文學也會被禁,像是侍衍的《紅字》、徐遲的《華爾騰》、焦菊隱的《愛倫坡故事集》這幾本,雖然一開始是上海美新處籌畫翻譯的,台灣又跟美國友好,卻因為這幾位譯者都「附匪」了,只能通通淪為禁書。還好政府有開方便法門:譯者換個名字就好啦!所以這些書其實也都看得到,只是把譯者名字換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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