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和他的朋友們

章詒和回憶聶紺弩:「敢想、敢怒、敢罵、敢笑、敢哭。」
聶紺弩1922年加入國民黨,是黃埔二期學生,作為蔣介石衛隊第一次東征;後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學,與鄧小平、蔣經國等人同學。
聶紺弩的仕途卻未因此而發達,為追求革命他在1935年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以筆為戈。這一信念使他坐過日本人的監房,躲過國民黨的抓捕,及至文革期間被劃為「右派」分子,遭受十年牢獄之災。聶紺弩一生經歷刀山火海,也因此結識了各種各樣的知心好友。

本書記述聶紺弩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不同人生階段與不同身分之人交往,既有中國文化大家,如魯迅、馮雪峰、邵荃麟、胡風、鍾敬文、蕭紅、蕭軍、羅孚、舒蕪、黃永玉、劉再復等,也有平凡小輩如周健強、黨沛家、李世強等;亦收錄了珍貴的史料照片、詩信手稿,從聶紺弩與友人的互動,既可見其為人思想,同時也折射出風雲變幻的時代背景。

三十萬言三十年──聶紺弩與胡風

彭燕郊說,胡風是聶紺弩生死與共的文學戰友。又說,「胡先生和聶的友誼,是最美的、最深沉的友誼,他們兩個人的人格在友誼中有極崇高的互相輝映。」

東京監獄的難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聶紺弩在南京組織「文藝青年反日會」,並發表反蔣文章,引起國民黨中宣部的注意。九月下旬受到當局傳訊,遂棄職潛逃,並決定脫離國民黨。年底,得在早稻田大學留學的夫人周穎信,便經上海東渡日本。

在東京,聶紺弩靠周穎的一份留學生官費維持生活,邊學習邊給國內報刊寫稿。後來周穎把早稻田大學同學、湖北蘄春人方瀚(何定華)介紹給紺弩認識,接著方瀚又把他的蘄春同鄉胡風(張光人)介紹給紺弩認識,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胡風夫人梅志說:

方瀚陪同湖北同鄉京山人聶紺弩來看他(按,指胡風)。聶帶來了一卷新詩詩稿,要他看看,並提意見。他照例說了真話,並且毫無保留地說了自己的看法,否定多於肯定(他當時並不知道聶在南京辦了一個什麼詩社,還為此丟掉了在中央社的一個不小的官職)。他最後說了句,「你如果寫小說,一定會比新詩寫得好」,聶聽了他的一番評論,當然很不好受,但冷靜下來後,還是帶笑地同意了他的意見。他被約到聶家去玩,這次知道原來聶的妻子就是他在東亞日語補習學校認識的那位周穎。從那以後,他們就常相往來,他和他們夫婦二人的友誼交往一直持續了四、五十年!(《胡風傳》)

聶紺弩在一九五五年所寫交代材料中說:

胡風是三一年底或三二年初在東京認識的。那時我剛從南京逃出來,想參加革命,周穎說她認識兩個搞革命的,一個何定華,一個胡風,可以給我介紹。過了些時,何定華來了,她就介紹。何也談到胡風,說我既然搞文學,可以找他談談。一天何又來,說約好胡風在家裡等,我們去看他。我就和何到郊外一個什麼地方去看了他。我談了些過去的經歷和在南京出走的情況及想參加革命的志願等等。他談了一些什麼,不記得了。過了些時,他來找我,說左聯要我寫點材料,打算吸收我。我寫了,過幾天交給他了。再過幾天,他來說,上海左聯說我寫的材料不好。我聽了很失望,以為不吸收我了。過了些時,不知是來通知我開會還是做什麼事,我很奇怪,不是不吸收我麼?他說已經吸收了。(〈歷史材料重寫〉)

一九三二年三月,胡風、方瀚邀集聶紺弩、周穎、邢桐華、王承志共同建立「新興文化研究會」,由東京左聯領導。該會分為「社會科學」和「文學」兩部分,社會科學部分由方瀚、王承志負責,文學部分由胡風負責,聶紺弩和周穎、邢桐華等參加。研究會還創辦油印刊物《文化鬥爭》(後改名《文化之光》),進行反日活動,引起當地員警廳的關注。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清晨,日本員警搜查聶紺弩和周穎的住所,查獲日共《赤旗》報追悼小林多喜二專號,並逮捕他們夫婦以及王承志等四人,關押於早稻田留置場。同日清晨,胡風也被員警抓走,關押在四谷警署。

為了躲過員警的酷刑,同時也為保護胡風,聶紺弩作了機智的口供:他只供出文學研究會開過會,談了些開會的瑣碎情況;至於胡風與日共領導人的關係,胡風、方瀚、王承志《赤旗》報三人小組,誰是「適代表」,反戰會議的活動……等等重要事件一點沒有暴露。當日本員警把聶紺弩的口供拿給胡風看時,胡風心中的石頭落了地,他在聶紺弩口供的範圍內也作了口供:只承認在《文化鬥爭》上發表過文章,參加了文學研究會的活動,思想上反對日本侵略中國。這些內容,日本法律是無法對他起訴的。

六月七日,日本內務大臣根據內務省訓第一五○五號檔宣布,除方瀚、王承志外,包括聶紺弩夫婦和胡風在內的其他廿二人驅逐出境。胡風回憶:

方瀚和王承志掩護了我,我和他們一起的幾個重要關係沒有暴露。除去在《新興文化》上寫文章,文學研究會的活動外,連書記局都替我開脫了。原因當然是由於一般的革命紀律,能少暴露一個就少暴露一個;既然自己暴露了,就一切由自己承當起來。第二年他們回上海時(當時通過方瀚同文書院關係的日本人取保釋放的),我們彼此見面非常愉快,認為那是對日本員警鬥爭的一次勝利。他們告訴我,他們暴露是由於聶紺弩「吊兒郎當」,在他那裡搜查了《赤旗》追悼小林多喜二專號的半張副刊(從《赤旗》追黨的關係,那僅是一步之隔)。……這次逮捕,我因罪證不足免於起訴被釋放(周穎是早些時被釋放的,聶紺弩大約時間長些,但也比我早被釋放)。

六月十二日,聶紺弩夫婦倆與胡風等人正式啟程回國。聶紺弩後來回憶:「三三年三月我們夫婦同時被捕,被捕後一星期,把周穎放出去了,說因為她是女的,她放出之後來看我,告訴我別人連胡風也於同日被捕。關了三個月,審訊了三、四次,於六月上旬被押送出境,在車上碰見胡風及其餘幾十個人。胡風在路上講過幾次他被打的情況,說他不能忍受了的時候,就渾身一鬆,刑事看見,以為他要死了,就停止打。除此之外不記得他談過別的。」

回到上海不久,胡風出任「左聯」宣傳部長,介紹聶紺弩參加宣傳部下設之理論研究委員會(即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委員會)活動,後又成為小說研究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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