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来自美国乡村的“绝望者”?

2019年5月29日,堪萨斯州林伍德,龙卷风过后,房屋严重受损,一根弯曲的美国国旗在飘扬。摄:Kyle Rivas/Getty Images

只要对美国政治有稍稍多一些关注的人,对乡村选民很容易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印象:贫困、无望而愤怒的白人,同时在价值观、在宗教观上又格外保守。 在普遍的印象中,这些人因为全球化而面临产业外移,在萧条与衰退中感到被菁英、特别是自由派菁英背叛,因此才逐渐流向共和党,促成在全美国乡村区域都平均以动辄7成以上的选票支持特朗普,从南方到新英格兰、从中西部到西部平原无非如此。

特朗普今次竞选搭档凡斯(J.D. Vance)的成名作《绝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正描绘了这样的图像:在矿坑与工厂陆续关闭之下,阿帕拉契地区的人们改以毒品为寄托。 当时的凡斯在书中强调的,是他认为这些人从此养成怨天尤人、自我放弃的心理结构,从此深陷于根深柢固的文化之中,遂不能如后来到耶鲁就读的他一般自立自强。 而从政之后,他的说法则有所调整,更着重菁英们的脱节与背叛,并主张特朗普和他真正“懂”得这群人,会代表这些人捍卫“真正的美国”。

而这也不是新的看法。 早在2008年、在特朗普还根本称不上政治人物的时候,奥巴马在民主党初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失言,就是宣称宾州乃至中西部的乡村小镇选民因为工作流失、经济衰退,所以开始感到“怨恨”(bitter),所以“他们抓紧(cling onto)枪枝,或者抓紧宗教,又或者对长得不像他们的人反感,抓紧反移民、反贸易的情绪,藉以解释他们的挫折感”。

当时,这样的言论立刻遭到对手反击,包含初选对手希拉里立刻指控这显现出奥巴马的“菁英主义”和“与民众脱节”,甚至在造势场合发放“我并不怨恨”(I’m not bitter)的贴纸。 但姑且不论选举操作,单就实质内容来说,这种“因为衰退,所以愤怒,进而转向右翼”的论点,确实已经常是这些年来主流讨论的出发点。

而在自由派的圈子内,一本曾引发许多讨论的作品是同样在2016年问世的,由知名社会学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撰写的《家乡里的异乡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Hochschild也同样从破败的乡村景象出发,主张这些选民之所以在奥巴马时期支持极右翼的茶党,并不只是一些自由派想像的“被骗”或“被种族主义蒙蔽”,而是在穷困之中养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认为自己努力“排队”往前进,却被一大群其他人“插队”的世界观,藉以理解自己为何遭逢困顿。

这本书谈的现象虽然是茶党,但因为特朗普当选之后,许多人急切寻找一个解释,这本书恰好立刻能够填补这样的空缺; 《家乡里的异乡人》与《绝望者之歌》都成为了引导2016年以后讨论乡村选民的主流出发点。

但是,这样的说法真的准确吗? 在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研究乡村政治的两位政治学家 Nicholas F. Jacobs 和 Daniel M. Shea 在他们合著的《The Rural Voter: The Politics of Place and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一书当中提出许多相反的证据, 认为这种衰退与愤怒的解释其实太过薄弱:全美国太多人都在经济变迁下感到焦虑和愤懑,根本不只限于乡村。 要理解乡村选民的集体转向,需要分析的是乡村民众彼此之间为何产生了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而且认为民主党站在这个共同体的对立面。

2024年7月1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凡斯的照片出现在摄影机取景器中。 摄:Hannah Beier/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面对经济困境的,并不只有乡村选民两位作者提出的挑战,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理解:如果关键真的是全球化下的经济困境,那怎么会只有乡村经历这么巨大的政党板块位移?

毕竟,全美国都经历了类似的经济困境,并不只是乡村独有,都市、郊区的人们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在经济上也都有不安的理由。 他们用更精细的、更小的地理单位区分都市与乡村,重新整理官方统计数据,发现近15年来,都市和乡村的失业率几乎完全同进退,都从2000年前后约4%的水平逐步上升,在20年间渐趋严重,也在相同的时间最高达到10%。 而问卷调查也显示,经济拮据(回答自己的经济状况“无法支付约400美元的紧急支出”)的人口比率,在都市跟乡村也几乎完全相同。 固然,乡村选民“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和“对未来经济状况悲观”的比率略高于都市,但每一年的差距最多只有1、2成,也不足以解释民主党在乡村的得票率为什么会动辄低上4、5成,甚至更多。

事实上,乡村贫穷虽然是严重的问题,但近年来情况其实正在改善,反倒是都市贫穷才在逐渐恶化。 不论是以年收入低于5万美金(经济不宽裕)为标准,还是以收入低于贫穷线为标准,乡村贫穷近十余年来情形并未变得更严重,反而是都市中这类家庭的占比才节节攀升。 之所以如此,主因是在教育扩张之下,乡村民众有越来越多人能够投入薪资不低的工作。 总而言之,所谓近十几二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困境,都是由都市和乡村所共享,并非仅仅集中于乡村。

当然,乡村经济有专属乡村经济的难关,比如基础建设不足是一项经常被提到的问题。 但若要用经济衰退解释乡村选民的转向,像奥巴马或凡斯一样宣称乡村的人是因为经济衰败而深受挫折,马上必须面临的挑战是:那么,都市的选民明明面临同样的衰退,怎么没有跟着转向?

2024年4月14日,犹他州格林河,一名牛仔和他的女儿在放牛。 摄:George Frey/Getty Images

“同仇敌忾”的乡村选民两位研究者认为,真正的答案在于乡村选民产生了某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一齐“同仇敌忾”,甚至就连乡村内的有钱人也都共享这样的情感。 相反地,都市、郊区的居民就较少认为自己的命运和同一都市的民众互相连结,因此更不会因此产生团结对外的意识。

You need to be logged in to view the rest of the content. 请 . Not a Member? 加入会员

发表回复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