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10-14世纪中国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对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辽夏金元等政权及其主要 思想，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通贯性研究。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辽夏金元时代的 思想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该时期各王朝的主体宗教思想与中原汉族之间文化认同的细节、路径与特点；从 学和历史学视角，系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各主流宗教思想文化的具体内涵和理论特点，探讨了各种 形态、思想与辽夏金元社会的互动，及其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力图展现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 史、民族史的全貌，揭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袁志伟，1985年生，山西大同人，历史学博士。现任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宗教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出版《以民为本》《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李因笃评传》等学术专著（独著及合著），先后在《中国哲学史》《世界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及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等十余项。

佛教与辽朝社会的时代课题

这里所说的“时代课题”，是指10—14世纪辽、西夏、金、元和高昌回鹘、喀喇汗朝等中国主要少数民族政权思想界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具体来说，它们所面对的共同时代课题是“社会和文化秩序的重建”，也就是为“如何吸收先进文化以促进本民族发展与社会进步，并为民族政权的巩固提供理论支持”这一课题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解答方案，而辽、西夏、金、元和高昌回鹘的佛教思想，以及喀喇汗朝的伊斯兰教思想等，就为各民族政权时代课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答案。就辽朝来说，契丹民族及辽政权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本质上也与其时代课题的解答有关。

辽朝（907—1125），又称大契丹国或大辽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全盛时期的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西南与西夏为邻；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的白沟河，与北宋为界。其统治范围包括今中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地区的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及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等省市。

契丹族的族源可以上溯至鲜卑族，早期聚居于中国东北的辽河上游一带，自称青牛白马之后。唐太宗曾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在契丹人住地设立松漠都督府，委任当地酋长任都督，并赐李姓。至晚唐时代，契丹迭剌部崛起，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并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即可汗位。后梁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国号“契丹”，改元神册，正式建立辽（契丹）政权。

契丹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定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后改称上京。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国，同年阿保机病逝，庙号太祖。耶律德光即位后，于天显十一年（936）帮助石敬瑭攻灭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为报答契丹之恩，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契丹拥有汉族聚居的幽云地区。会同十年（947）耶律德光攻灭后晋，正式改国号为“大辽”。同年，耶律德光病逝，庙号辽太宗。此后，辽朝经历了世宗耶律阮（947—951年在位）、穆宗耶律璟（951—969年在位）、景宗耶律贤（969—982年在位）、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年在位）、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年在位）、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天祚帝耶律延禧（1101—1125年在位）等朝。其中，1005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与宋真宗在河北澶州订立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此后辽宋之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状态。辽朝自建国至1125年为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所灭，前后计九帝，历时二百余年。

辽朝灭亡后，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政权，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国号“辽”，史称西辽，1218年被蒙古灭亡。

一、“崇佛”与“正统”：辽政权对佛儒思想文化的接受

（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四“熙宁十年八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952页。
（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八“庆历二年十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19页。
（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二“庆历三年七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12页。
辽朝自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开始广泛吸收汉文化以促进政权的发展。而就所吸收引进的汉文化来说，主要包括官制、法律、礼乐制度等为主的政治文化（史称辽朝“颇取中国典章礼义” “治国建官，一同中夏” ），以及建筑、服饰等物质文化（“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 ）；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则主要吸收了中原大乘佛教尤其是唐代的佛教文化；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引进，儒学也对契丹民族和辽政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契丹民族和辽政权对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中原精神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以及宗教思想与辽朝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中原道教思想对于契丹民族和辽朝社会的影响较小。

在探讨辽朝对中原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引进吸收之前，本书有必要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背景做简易的交代。辽朝所处的10—12世纪即五代和北宋时期，三教合一思潮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就佛教思想来说，隋唐时代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时期，唐代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中原大乘佛教宗派思想，正是印度佛教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产物，而五代北宋时期则是三教融合和佛教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就儒家思想来说，北宋时期兴起的理学思想也吸收了佛教及道教的思想，也可以视为三教合一的产物。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综合思潮，以及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正是10—12世纪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背景。这一思想文化背景对于我们理解辽朝的宗教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大乘佛教文化已经是中原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契丹民族对中原大乘佛教的接受与崇信，与其对儒学思想的引进与学习一样，都属于引进吸收中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中原大乘佛教宗派吸收融合了儒家的忠孝观及性善论等思想理论，建构了佛儒融合的思想体系；契丹民族在接受中原大乘佛教文化时，儒家的伦理道德及哲学思想也随之影响到契丹民族和辽朝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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