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擁有多少小孩、選擇何種教養方式,其實都跟經濟學有關!育兒環境如何影響家長的教養決策?就讓經濟學家跟你說清楚、講明白。 教養方式大不同,專斷、放任、威信、忽略…… 為什麼我們這樣受教育,那樣養小孩? 教養為何會是這種風氣?很多人以為是各國文化不同,但絕不應漏掉經濟這項因素。因此當亞洲經濟起飛後,教養方式都趨向較早開始發展的歐美。
過去兩百年,全球家庭結構與教養態度發生劇烈轉變:教養成本提高,人們因為資源有限減少生育,進而出現少子化現象;時代快速變遷,未來工作難以預料,家長從強調勤奮順從,轉為看重獨立與想像力;性別分工不再明顯,已沒有絕對適合男性或女性的工作。在這樣的環境下,家長如預期社會將變得更不平等、競爭更為激烈,他們回應的教養方式,就是想辦法讓孩子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並期望孩子有所成就。
兩位作者受歐美國家級研究支持,透過數據資料,結合過往的經濟學訓練、身為家長的親身經歷與童年體驗,將他們對家庭教養與總體經濟相互影響的觀察,歸納出育兒決策與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因素。 透過本書,我們將能理解:在不平等的年代,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揭開教養問題的真相,進而做出最合適的選擇。
本書特色 ◆ 統整農業時期、工業化社會與當代各時期教養史,梳理過去、現今、未來的教養觀念,形成宏大的教養視野。◆ 觀察亞洲與歐美各國的教養風格與差異,收錄美國、荷蘭、瑞典、瑞士、英國、中國、日本等經典案例介紹。◆ 分析在各種宗教、政治、性別與家庭因素影響下,家長為何會有不同的教養選擇。
經濟誘因如何改變教養方式?
這本書的出版,最初始於一篇由我們撰寫並刊登在學術期刊的文章,標題為〈教養方式:代間偏好傳遞的利他主義和家長主義〉(Parenting with Style: Altruism and Parent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 1我們從經濟角度去思考教養問題,發現許多學科(人類學、教育、歷史、心理學、社會學,當然還有經濟學)在討論育兒方法時,彼此很少有相互交流的機會。為了促成更廣泛的討論,我們在入口網站voxeu.org推出專欄「虎媽與直升機父母:教養方式經濟學」(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不少讀者提出回饋,鼓勵我們出書與更多讀者分享觀點,包括父母與希望更深入理解教養的一般讀者。這就是本書出版的緣起。
多年來,父母和小孩一直是我們的研究焦點。在開始研究教養方式前,我們主要研究人力資本累積、偏好(preference)、文化傳遞(cultural transmission)在家庭內部所扮演的角色。我們針對這些主題撰寫許多篇科學論文,而在過程中所學到的,比刊登於學術論文的摘要更多。在撰寫本書時,我們重新回顧過去幾年所做的研究,試圖運用前後一致的軸線整合這些研究;除了科學文獻外,也參考多種媒體出版資源(報紙、部落格、暢銷教養書籍等),深入了解人們如何看待教養問題。
在本書的一開始,我們分享自己身為父母和小孩的經驗,透過回想兒童時期的記憶,與現在的家庭生活相互對照。如今我們扮演的父母角色已經與上一代大不相同,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做得比自己的父母好。我們相信若處於相同環境,我們的做法大概也會和上一代一樣。今天我們採用不同的方式養育小孩,並不是因為擁有較豐富的知識或見解,而是因為養育兒童的環境已和以往大不相同。基於這種精神,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說明「父母養育小孩的環境,如何影響他們的教養決策」。我們希望了解父母實際行為背後的動機,而不是提供建議,告訴家長應該怎麼做。
我們也參考了法布里奇歐太太的瑪莉亞(María)與馬蒂亞斯太太的瑪麗莎(Marisa)的經驗,並發現他們的兒時記憶和我們非常不同。再次強調,我們沒人宣稱自己擁有「最優秀的父母」,而是在四個不同國家成長: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美國。在我們年幼時,這四個國家的育兒方式非常不同。更深入研究後,我們發現不同國家的教養方式,至今仍有顯著的差異。而我們四人成年後也各自在不同國家生活,因此又多了個人的成年經歷。我們結合這些個人經歷與學術知識,試圖理解為何各國的教養方式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
第一部探討的是現代的教養方式。我們的研究發現,最近數十年,美國及其他富有國家的教養方式日趨嚴格。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父母的教養方式比現在放鬆許多,要如何解釋「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和「虎媽」(tiger moms)現象的突然崛起?我們的解答是「經濟誘因改變」,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同時期的貧富不均加劇。接著我們開始分析不同國家的情況,試圖了解為何不同國家的教養方式差異如此明顯,答案是不同國家的經濟誘因也不盡相同。第三,我們觀察到在先進經濟體系,不同社會階層的父母做選擇時有「教養落差」(parenting gap)。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落差?我們將說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同,面臨不同限制條件的父母,他們的經濟誘因有何差異。
第二部則是回溯歷史。為何過去幾世紀嚴格的教養方式如此受歡迎,但現今多數父母在小孩做錯事時不願懲罰?我們認為原因同樣是「經濟誘因改變」。透過同樣的視角,我們研究了性別角色在教養上的轉變;隨著經濟發展,從大家庭到小家庭的轉變過程;父母對於童工態度的改變;不同社會階層,如何形成不同偏好與價值觀並加以傳遞。
第三部是展望未來。我們研究政策與機構的影響,先聚焦於學校與教育機構,再探討政策干預,認為是富有與貧窮家庭的教養落差,進一步導致不同家庭背景的兒童機會更加不均,同時探討如何彌補落差。此外,我們也提出以下問題:如果現今貧富不均惡化的情況持續,下個世代的教養方式會是什麼樣貌?
如果沒有許多人的協助,本書不可能順利出版。瑪莉亞及瑪麗莎從一開始便鼓勵我們啟動這項專案。在實際教養小孩的過程中,她們也是我們的夥伴,影響了本書對於諸多議題的思考。關於本書的書寫要如何進行,她們持續給予我們支持並提供建設性的批評。在此也感謝孩子們激發我們的靈感,同時還得忍受我們長時間投入理論研究、忽略實際的教養責任,允許我們將大家的共同經驗寫進書中。
還要謝謝編輯莎拉.卡羅(Sarah Caro)鼓勵我們完成這專案,而且從第一份初稿到最後定稿,不斷給予精闢的編輯指導。謝謝我們的學校——西北大學與耶魯大學——給予的支持。書中提到的研究獲得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補助案SES-0820409,德普克),以及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補助案100080_165616,里斯波提)的財務補助。我們有幸得到蘇黎世大學、西北大學和耶魯大學的優秀研究助理的協助,包括泰坦.艾隆(Titan Alon)、史蒂芬.賓德爾(Stefan Binder)、賽維林.連哈德(Severin Lenhard)、艾莉莎.瑪奇(Elisa Macchi)、尼娜.穆勒拜克(Nina Mühlebach)、薩巴斯提安.奧廷格(Sebastian Ottinger)、馬蒂亞斯.席夫(Mathias Schief)、維若妮卡.賽萊茲尼娃(Veronika Selezneva)、艾希利.王(Ashley Wong)、瑞秋.吳(Rachel Wu)與羅拉.茲維斯克(Laura Zwyssig),沒有他們的協助,不會有這本書的出版。還有提供我們有用回饋與評論的海蓮娜.艾波伯格(Helena Appelberg)、蓋布瑞爾.蓋塔尼亞(Gabriele Gatania)、庫夏爾.戴夫(Kushal Dev)、帕蜜拉.杜克曼(Pamela Druckerman)、盧卡.法薩尼(Luca Fasani)、凡妮莎.韓(Vanessa Han)、梁立新(Lixing Liang)、劉劉(Liu Liu)、大垣昌夫(Masao Ogaki)、艾莉絲.奧里諾(Alice Ollino)、裘蒂.歐諾(Jody Ono)、奇亞拉.普隆札托(Chiara Pronzato)、朱利安.沙樂爾(Julian Schärer)、魏翔(Xiang Wei)、張通(Tong Zhang)。我們的朋友與合作夥伴費邊.金德曼(Fabian Kindermann)、喬爾.莫基(Joel Mokyr)、蜜雪兒.泰提爾特(Michèle Tertilt),對書稿提供了寶貴的回饋意見。
最後(但不表示最不重要),我們要謝謝朱塞佩.索倫提(Giuseppe Sorrenti),他對這專案的協助遠超出助理的工作範圍。如果沒有其熱忱、想法、豐富的知識與投入,這項專案永遠無法完成。
……
中國:競爭與高風險測驗
若說有哪個國家的學校系統發展是以評量和高風險測驗為中心,那就是中國。競爭考試的傳統可追溯到隋朝(五八一至六一八年)的科舉制度。到了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科舉成為選拔官員的標準流程, 12考試具高度挑戰性、生死攸關,因為只要當了官,從此就能榮華富貴:在傳統儒家文化中,士農工商以士為首。科舉制度在清朝末年遭到廢除(一九○五年),然而,共產黨政府於一九五二年又恢復競爭激烈的入學考試,而該制度於一九六六年再度被廢除,文化大革命誓言破除學業成績和職業的關聯,消弭不同背景學生間的隔閡。 13一九七七年,也就是毛澤東過世的隔年,中國恢復全國大學入學考試。由於之前停試時間過長,特別准許十三至三十歲的人都能參加聯考。 14
如今,中國整個教育系統都以考試為中心。學童的課堂時間多半花在模擬考上。孩子從小就競爭好成績,從托兒所開始逼迫孩子學習英文和乘法表。有錢的父母送孩子上托兒所名校,要他們贏在起跑點。香港的教育系統和中國不同,但競爭原則也很類似。法布里奇歐有位香港朋友曾分享,為了準備兩歲女兒的托兒所面試,全家都承受極大的壓力;還好女兒最後被錄取,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中國學生十五歲受完九年義務教育,如果想再升學,就得通過高中聯考(中考)。學生依聯考成績分發到普通高中或高職。想獲得高中文憑,學生得修滿規定的學分,並考過高中會考,或是所謂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
雖然會考對多數學生來說只是一種形式,但算是前哨戰,緊接在後的是另一場攸關存亡的戰爭:全國高等教育入學考試(簡稱高考)是進入大學必須通過的資格考試。 15二○一七年,中國有九百四十萬名學生參加高考,多數省份是六月初進行高考,在為期兩天的考試中,全中國都屏息凝氣。第一天各大報紙的頭版多半是高考的新聞。考場附近的工程全都暫停、交通改道,以免干擾考生。各地鐵站廣播要大家禮讓考生優先上下車。救護車也在考場外待命,隨時協助因緊張而昏倒的考生和家長。當局祭出嚴厲措施來防止作弊:考生被抓到作弊要坐牢七年。 16監考手段非常嚴密:使用監視無人機和金屬探測器來偵測違法設備,學生還必須掃描指紋確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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