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航空技術是一種特有的專業技術和知識，美國軍事和技術專家在近代中國發展航空事業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媒介，但過去的研究並未突顯這一部分。本書將這一論題置於中美關係的視域中，對我們了解近代中國航空教育史和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脈絡發展。」
本書細緻梳理了1920年代以來近代中國航空教育的發展歷程。至1930年代，中國航空教育，先有德、美、義、蘇等外籍顧問參與，其中美籍顧問團以裘偉德（JohnH.Jouett）等為主，參與了中央航空學校的建置，深刻影響近代中國空軍教育發展。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中央航空學校輾轉遷至雲南昆明。1938年7月，定名為「空軍軍官學校」。1941年，中美兩國航空教育再起合作，中國派遣空軍軍官學校員生赴美，接受美式航空訓練及駕駛新式飛機，其重點是建立中國本土空軍，以加強空軍的作戰能力。這些中國飛行員返國後，一方面引入美式航空訓練知識；一方面也促成了「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AmericanCompositeWing,CACW）成立，對近代中國航空教育產生莫大的助益。這些赴美受訓的空軍官校員生，後多成為空軍的重要幹部，對臺灣空軍的發展影響深遠。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的航空力量非常薄弱，急需現代化的航空教育和技術支持。為了增強對日作戰能力，中國與美國進行了廣泛的軍事合作，其中航空教育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中美航空合作最著名的莫過於飛虎隊（Flying Tigers），這支由美國志願航空隊組成的部隊在中國抗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飛虎隊的存在不僅僅是為了直接作戰，還包括培訓中國飛行員，提高中國的航空技術水平。通過這些培訓，中國的航空人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為後續的抗戰和戰後航空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美之間的航空教育合作不僅限於軍事領域，還延伸到了民用航空。美國為中國提供了大量的飛行器材、技術支持和教育資源。許多中國年輕的飛行員和技術人員被送往美國接受培訓，他們學成歸國後，成為了中國航空事業的骨幹力量。
這種合作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互助，更是文化和技術上的交流。美國的航空技術和教育理念通過這種合作，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航空發展路徑。在這一時期，中國的航空教育從無到有，逐步走向成熟，為中國現代航空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總結來說，抗戰時期的中美航空合作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合作，更是一種教育和文化上的深度交流。這種合作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的航空人才，提高了中國的航空技術水平，為中國抗戰的勝利以及戰後的航空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段歷史不僅是中美兩國友誼的見證，也是中國航空事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中國空軍美式航空教育的主流化
你們已經學會比日本人飛得快、射得準的空中技能，你們可以去打擊侵略集團的凶焰。……我們要確切記牢，在同一天空中，抱著同一目的，我們要共同作戰直到我們共同敵人消滅為止。隨諸君之後，正有許多中國青年來此求學，你們回國之後，你們的任務中，有一部分為使兩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使兩國成為一個偉大的同盟。
1942年中國第一批赴美學生完成美式航空訓練，美國為表示對中國空軍學生的訓練與美國空軍學生同樣重要，美國陸軍西岸航空訓練指揮官卡新斯（Ralph P. Cousins）少將，特別向新畢業之中國空軍學生致詞。致詞中表明，中國空軍學生已習得精良的空中技能，並希冀中國空軍學生返國後，發揮影響，鞏固中美兩國的同盟關係。這些受訓學生返國後，使近代中國航空教育受到美式航空訓練、航空知識、空中戰略思維和作戰戰略等方面的影響。
同時，航空教育伴隨著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 CACW）的成立，使得航空知識在戰爭時期已有所提升，對近代中國航空教育產生了關鍵的影響。這些赴美受訓的年輕飛行員，在戰術與思維上與美籍軍官配合得宜，中美空軍混合團的合作模式，亦使美式航空知識逐漸在空軍群體中傳播。
第一節 美式航空教育的制度化
一、戰前美式航空教育理論與課程的建置
如前章所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的航空教育中，雖曾經歷過德、義、美等國顧問的先後參與，但最後只有美籍顧問留下明確的影響。1930年代，裘偉德（John H. Jouete）為首的美籍顧問團等人在中央航空學校所訂定之飛行訓練教程，成為日後中國航空教育的主流，甚至成為傳統的一部分，流傳到今日的空軍官校。
裘偉德係美國西點軍校、航空戰術學校及高級航空學校畢業，歷任美國飛艇學校校長、航校戰術教官，1920年代初任美國陸軍航空隊（Army Air Service）攻擊驅逐中隊指揮官。[3]在空中作戰理念方面，裘偉德奉米契爾（William Milchell）主張之「以驅逐、轟炸機為主體的制空權」、「空軍應脫離陸軍系統獨立成軍」為圭臬。[4]
1932年，裘偉德在華先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考察，再依其服役於美國的經驗建議蔣中正。他認為中國空軍發展的要訣即在「簡單」與「劃一」，為了應付戰爭的擴大，中國空軍應該單獨成軍。[5]在航空教育方面，裘偉德建議：[6]
（一）強調飛行生體、智、能的甄選標準，以擇優汰劣。
（二）採取劃一的教育體系，以提高作戰協調合作方面的效率。
（三）飛行生訓練方式採美國瑞安達夫（Rondolph）航空學校的教程及分級制度，於高級飛行時以專科分系，俾能達成作戰之明確目標及有效發揮戰力。
在教育理念上，美式教育講求個人能力，效率及成本效益，認為空戰不同民航，必須重視性向、能力的甄選，以減少戰爭的損失，主張驅逐、攻擊、偵察、轟炸、魚雷分科並重。[7]在1937年，空軍高級幹部會議中，議決空軍建軍的兵力部署及人員培訓，確定航校教育必須按比例均衡培養各科飛行人員，訂定淘汰機制。[8]同時在考慮作戰、補給、修護之一致性，並避免飛行師承及技術派別之成見而影響空軍團結，從而統一空軍教育以美式教育為尊。[9]明定以杭州筧橋航校為中心，洛陽分校改為初級班，分校所有結訓學生均須回筧橋接受中、高級教育訓練。[10]於是在空軍教育程序中，接納美式菁英教育的精神，實行嚴格淘汰及分科訓練。[11]具體教育程序及時程為：軍官基礎教育兩年，部隊專科教育一年，參謀教育一年。基礎教育又分為陸軍入伍教育一年，初級、中級、高級三級飛行訓練各6個月（參閱表4-1）。
初級飛行主要為飛機機械實習40小時，飛行432小時。課目為基本飛行科目，目的在於要求基本動作的養成及能安全地單獨飛行，作為中級教育的基礎。初級飛行經過單飛落地考試及格後，即編入中級組。中級飛行的課目大致和初級相同，主要是用高速機來複習以往所學，並加入「編隊飛行」及「長途飛行」，使學生能完成一般之飛行能力。中級飛行將結訓前，教官依照學生的性格、技術及志願等因素考量，分科進入高級組，進行專長訓練。專長訓練分成驅逐、轟炸、偵察三科。
美式航空教育，最大的特色為嚴格的淘汰機制。第三期的航校學生回憶，初級訓練的淘汰率高達55%，雖然在中、高級訓練階段未再淘汰學生，仍使該期學生淘汰率超過50%。[12]其實淘汰制度過去即有，只是美國顧問進行的飛行考核更為嚴格。從航空委員會的統計資料顯示，航空班所培訓的第一期學生，淘汰率為23.9%。但美國顧問團進行飛行訓練、考核後，第二期的總淘汰率及提升一倍以上，達到47.3%。若以完全在杭州筧橋受訓之第五期乙班與第六期甲班為例，在初、中、高級訓練的淘汰率，分別為：第五期乙班48.1%、8.1%、12.2%；第六期甲班47.3%、14.9%、5.5%。兩期總淘汰率均高達57.46%，可見其高淘汰率。[13]從畢業的飛行員數量來看，1931年至1937年，中央航空學校第一期至第六期，共培育613位飛行員。平均等於每年畢業102位飛行員，對於亟待擴充的中國空軍，是嚴重不足的。統計1934年至1936年，中央航校畢業飛行生平均每年僅一百四十人（參閱表4-2）。在數量上雖感不足，但在飛行技術的質量方面，卻是不容懷疑的。裘偉德認為，經高淘汰率下所精選的學生，其飛行技術已與美國陸軍飛行學生極其相似。[14]高淘汰率成為日後空軍官校的傳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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