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完课后我脑仁儿疼。”离开校外教培机构后，罗琳开始在公立学校教小学生写话课（注：针对低年级学生的口头与书面语言训练）。虽然就职于一线城市一所区里排名靠前的小学，罗琳在教学时也躲不开每个班都有的“顽劣学童”。
传统的被一定程度默许的“体罚”，早已被正式文件和师德师风的道德训令禁止，而崛起的80、90后中产家长们对学校和老师的期待也和父辈一代相去甚远：从“虎爸虎妈望子成龙”到更重视孩子在学校的心理感受。
师生关系、家校关系正在重塑。在学校老师看来，他们的地位正在从崇高的“园丁”滑落为忍气吞声的“保姆”。对家长的态度，有理解，也有委屈。
“夹缝生存”，罗琳说，学生在课上“诅咒”她早日投胎，她不敢言语，因为不想再承担被家长投诉的代价。另一名在湖南省某地级市教书的小学老师也感叹，“以前教委还站在老师这边，现在是有事就是我们老师的事，没有人保护老师了。”
老师的委屈“你知道他们上课怎么闹的吗？”罗琳问。“拿着彩笔在人家脸上画，画各种颜色，拿彩笔在人家衣服上画，在羽绒服上画。还有在地上爬的，从那个椅子桌子底下窜过去，从这一个组窜到旁边三个组去。他穿过了两个人。”
2023年7月，是近些年北京最热的暑假，罗琳收到了北京一所小学的录用通知，她为这所学校一二年级总共15个班级的学生上写话课。
此前一年，罗琳在深圳一所公立学校教六年级的语文，在课上，对那些故意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有时候，她会朝那些学生扔个粉笔头以示警戒。但来了北京，在首都，一切都不一样了。面对一二年级的低龄学生时，她说了一些“重话”，很快就被家长投诉了。
罗琳供职的学校位于海淀区，附近有好几所知名学校，用罗琳的话说，自己的学校在区里排名还是不错的，学区房均价10万元以上。学校孩子的家长以80后、90后为主，还有少部分二胎放开后生育的70后家长。
罗琳回忆，2023年12月上旬，在给一年级某个班上课时，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在课上抢东西、推桌子，最后打了起来。罗琳非常生气，直接对他们说，“你们班怎么这么差呢？你们班的纪律，我已经强调过多少遍了。你们几个为其他同学考虑过没有，影响老师上课就是没素质。”
在罗琳严肃批评完这几名学生后，班里难得安静地上了一节课。但下一次再来这个班上课时，罗琳看到教室后面坐了一位家长陪读。更严重的是，罗琳收到了班主任的“谈话请求”。班主任显得很不好意思来找罗琳，班主任表示，实在没办法，家长追着不放，一定要我了解清楚，给个答复。
班主任反应，罗琳批评学生的话被小朋友告诉了家长，“没有素质，特别差劲”，家长认为这样的批评对自己的孩子并不公平，孩子还小，不能用这样的词汇批评。
罗琳通过班主任了解到，投诉家长的孩子是班上一个特别安静的男孩，“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一个男孩儿。”放学回家后，男生和妈妈说不喜欢写话课，因为老师特别严厉，说他们班没有素质，是最差的班。就这样，家长找到班主任反应情况。班主任把和家长对话的截图转发给罗琳，希望了解情况，确保中间没有误会。
罗琳虽然认可身为老师不该用“没有素质，特别差劲”这样的话批评学生，但还是觉得特别委屈。她从来没有批评过那个安静的男生，而被批评的那几个总爱捣蛋的学生，却总是像没事人儿一样。
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一些同事给罗琳支招，“以后你就多关注这个班，多表扬投诉家长的那个孩子，家长可能只是想要老师的态度。”还有同事说，“以后班主任再来问班里情况，你就说这个班特别好，每个班都特别好，每个人都表现特别好。别说学生调皮，说他们有进步。”
家长的监督和投诉显然起到了效果。“风波”过去后，罗琳在这个班的下一堂课，课堂纪律又恢复如常，爱闹的孩子依然如故。几名女同学忍受不了和她抱怨，“老师他们几个特别吵。”
罗琳只能看着情况失控，看着他们在教室里玩抛接帽子的游戏。三个孩子全坐在第一排，最边上那个孩子不小心将帽子抛到了讲台上、罗琳的身边。孩子起身离开座位，绕过罗琳把帽子捡回来继续玩。
有了上次被投诉的经验，罗琳努力克制自己，特别温柔和善像哄小孩一样不断劝说，好，现在我们坐好，但没有人听。“全班特别闹，没有人听。”
惩戒权坍塌2018年，罗琳从北京的一所师范类院校本科毕业，那还是教培行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行业的造富神话仍在持续，罗琳入职了一家知名教育机构当补习老师。她的前领导挣够了一千万后移民加拿大，本科毕业的罗琳那时的月薪亦接近2万元。
但三年后，2021年7月24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落地后，曾经风光无限的教培行业瞬间倾覆，行业内公司大规模裁员，罗琳也没逃脱被裁的命运。
这之后，罗琳辗转深圳、北京的公立学校当老师，和第三方签订合同，没有编制，工资是在教培行业的三分之一。
离北京1500多公里，湖南省株洲市的一名老师陈瑶，和罗琳同年本科毕业。不同的是，陈瑶一毕业便选择了公立学校任教，她是一名有编制的老师。工作5年半，陈瑶感到教师的惩戒权在逐渐坍缩。
教师惩戒权前些年在中国大陆教育界备受关注。惩戒权的提出是为了纠正中小学长年存在的体罚现象，绝大多数学校一直缺乏对惩戒行为合理限度的明确规定。2020年12月23日，中国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在这份文件中，教育惩戒被分为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和强制措施四类，并明确禁止体罚。
规则出台前一年，广东曾尝试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最初的意见稿中，教师可实施的惩戒行为包括“罚站罚跑”，一审后“罚站罚跑”的条款被删除，文件将具体规定下放给了学校主管部门。不过，惩戒权很快消失于公共讨论，取而代之的是语焉不详的师德师风。
陈瑶在湖南株洲荷塘区一所小学教四年级语文，同时也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以前，没完成学习任务，没背完当天课文的学生，会被要求留校完成功课。但不知何时开始，陈瑶在安排学生留校前需要先给家长发短信征求对方同意。“以前没有完成学习任务留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对吧？现在要征求家长意见了。”
教师们察觉到的一个变化是，家长们对合理的教学工作的干涉越来越强势。金晶在湖南一所县级市的私立小学当班主任，教语文。在金晶看来，私立学校的家长投诉相比公立学校更多，“一个学期学费近4000元，住校学生要6000元，家长觉得花了钱，你就要服务好噻。”
“好的服务”包括安排孩子们的课堂座位也要完全服从于家长。金晶在担任目前所在班级的班主任的五年间，曾遭遇过来自家长的人身暴力威胁。
那是一个正在做视力矫正的男生。金晶记得，他长年戴眼镜，眼镜的一边镜片被遮挡起来，孩子妈妈要求对孩子特殊照顾。从一年级开始，由孩子妈妈在班级指定座位，教室最中间的第二排位置。孩子妈妈说，第一排太近，第三排太远，二排刚刚好。
到了二年级，金晶收到其他家长的意见，觉得这样不公平。金晶便跟孩子妈妈沟通，班级每个月轮换位置，准备把孩子调到教室右边第二排，孩子妈妈当时没有应声。
等到真正给孩子换了位置，孩子父母、爷爷奶奶都找上了学校。一天上课时，孩子爸爸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把金晶从教室叫出来后一把拽住金晶的衣领，抵住她脖子，问她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孩子眼睛有问题，歧视孩子。“他爸看起来就要打我了，我赶紧给我老公打电话，喊他过来学校。”
这样被质问是不是歧视学生，金晶不是第一次了。五年级时，金晶发现班级的一个女孩成绩下滑很快，学校两套校服，这个女生换着穿，从来不洗。
金晶决定去家访。到了女孩家，她惊讶地看到女生家里没有垃圾袋，从卧室到客厅，都是被胡乱丢弃的垃圾，臭味熏人。和女孩聊过后才知道，女孩父母离异，母亲重组了家庭，又有了孩子。女孩跟着每天在外跑货车挣钱的父亲，没人照顾，放学回家，都是自己做饭。
出于班主任的责任和对女孩的怜悯，金晶找到女孩爸爸，希望他能多关心一下孩子。但女孩父亲态度漠然，给她的感觉是，“孩子学成什么样就什么样，读不进就读不进。”金晶又找到女孩的母亲。当时已经嫁到外地的母亲回来后，看到家里的环境，在电话里和孩子爸爸大吵一架。吵过后，女孩的学习和生活并无改变。
金晶再找女孩妈妈反应情况时，被对方狠狠骂了一顿，“要你多管闲事，你怎么总是反应我们家孩子？你是不是歧视她？”
陈瑶和金晶的学校都没有成文的教师惩戒行为规则，学校往往只在工作群里提醒老师不要拖堂，教育学生要注意方式方法；或者在师德师风教育活动上重复，“要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不讽刺不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但在具体细微的教学场景中，这些高度道德化的要求并无益于缓解教师和学生及其家长的矛盾和互不信任。
在县城，大部分老师像金晶一样毕业于专科院校或者二本院校，不少家长也像上述家长一样，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寄望于学校大包大揽承担孩子全部的教育与照顾。金晶作为教育从业者，一直认为，家庭教育的缺席也会埋下师生冲突的隐患。
一名同行的遭遇让金晶至今心有余悸。这名同行在一所公立学校教五年级英语，一次上课时抽查背单词，一名女生总也背不出来，甚至输给班上“掉车尾”的学生。女生突然冲出教室意欲跳楼，一只脚已经翻过了阳台，被老师及时拽了回来。
后来老师才得知，女孩父母离异后，妈妈经常打骂孩子。抽背单词的前一天，女孩刚被母亲责骂，“比猪还蠢，是最蠢的人”。课上的挫败，冲垮了女生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敌对”的师生相较县城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北京家长对孩子的宠溺时常让罗琳觉得“过分”了。
在惩戒规则明确禁止“体罚”之前，北京中小学已很少听说有老师“体罚”学生的行为。然而，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却在近几年演变到了另一个极端。为了避免日益频繁的投诉，承担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在家长对孩子的溺爱和对教师的不信任中，不得不谨小慎微。
2023年12月，北京因为下雪居家上课一周。在线上课堂，一名同学的线上暱称和头像都换成了“你们都是sb”。班主任发现后，将直播课堂的截图发给孩子妈妈，对方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她说，我先问问什么情况。孩子推脱说是姥姥弄的。姥姥说，我英文不好，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呀。正式上课前，“你们都是sb”的暱称和头像被换掉，事情不了了之。
罗琳说，现在的家长会无条件地袒护孩子的行为，“北京的家长不会因为你是老师，就相信你反应的问题，家长首先是质疑。”
这样的事情，罗琳在深圳也遇见过。在深圳带六年级时，班级作业上交以小组为单位，罗琳所教班级每6人一组，为了照顾学生感受，小组不按成绩区分，每个组都会有成绩好的学生和普通学生。
有一个小组的作业晚交了两次，罗琳在课上提醒说，希望晚交组的组长多督促，负起组长的责任。第二天，班主任来找罗琳，说接到家长投诉：小组明明只有一个孩子没交作业，为什么其他人的作业也跟着不能收、不能批？家长还认为，罗琳让学生监督学生写作业，是把本属于老师的责任推给了学生。
收到班主任的“提醒”后，罗琳叫小组长开会，告诉他们以后作业收不齐也不用着急，先把收到的作业交来就行。但罗琳的安排在会后却被曲解，一名小组长回到班上说，“你们几个不爱交作业的单独一组吧，我们组不要你们了，你们被老师遗弃了。”
紧张、脆弱的师生、家校关系，延烧至教学任务之外的琐碎中。陈瑶所在的学校，学生每年要交380元的医保，催缴医保的工作很自然地落在了班主任陈瑶身上。每年都有家长嫌贵拖着不交，陈瑶只能一遍遍发微信打电话去催。
和钱有关的所有事情都要靠催，订校服、研学旅行、注射乙肝疫苗……一张长长的清单，每一件事都折磨着陈瑶的耐心。更令她恼火的是，学校总也布置不完的德育作业，“形式主义，”陈瑶评价。
“全国少工委”的公众号有一栏叫“红领巾爱学习”，点击后会弹出小程序。学生被要求每天打卡小程序学习，学习内容每天更新。12月29日小程序提供的学习内容是中华水塔三江源，一则视频科普青藏高原腹地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学习任务要求学生看完科普视频，再由家长截图证明任务完成反馈到班级群。
陈瑶要做的，是收集截图再转到年级群，证明本班已完成学习。绝大多数时候，任务截图并不会顺利地按时收集完整，本班任务完不成会被上级催，陈瑶作为链条中的一环，只好不断地催促家长。“即使不算在教师考评里也很烦啊。”
每月一次的班级评比更是将传统的师生权力关系彻底逆转。班级评比排名分为优秀、良好和及格三等。评分项目包括卫生、纪律、班风等，“如果扣分，班级就很难评上优秀。”而掌握评分权的，是高年级，即五六年级的学生。
当扣分的“权力”掌握在学生手里，陈瑶的学校就出现了“学生管老师”的现象。课间，这些高年级值日生化身大队委，到低年级“巡视”。有学生趴在走廊地上，扣分；两名学生在操场手拉手，扣分；坐在石头上，扣分。
前两年，评分项目甚至包括教室分贝。大队委们会拿着分贝测试仪前往不同教室，当分贝值高于某个数值，说明教室过份吵闹，就要被扣分。“大家意见特别大，今年就取消了。”陈瑶觉得，这些扣分事项不值一提，但她还是得提醒学生，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我还适不适合当老师”“夹缝生存，”罗琳形容自己转到公立院校任老师的生活状态。
2023年12月初，罗琳学校要接受上级领导抽查课间休息和师德情况，学校群发了一条通知，要求老师不得拖堂；不得以安全为由要求学生只能在班里休息或不能下楼；批评教育学生不能声音过大、时间过长、语音过于激烈。
其中第二条，是针对两个月前网友热议的“课间十分钟”。那时，不少学校以担心课间打闹出事故、保护孩子安全为由，课间十分钟禁止学生出教室。很快，消息冲上微博热搜，在家长投诉和网友关注下，2023年11月1日，新华社发表时评定调，“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
时评称，怕孩子出问题，怕被追责，就采取限制学生课间外出活动这种“省事儿又保险”的方法，实则是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懒政。随后，各地学校撤销了此前禁止学生课间十分钟离开教室的做法。
罗琳所在学校特地安排了安全员课间在楼层巡查，罗琳作为副班主任也要时不时去看看孩子们，担心同学们玩闹中有个什么碰撞。“不能限制孩子们玩儿，但出了事就是老师、学校的事情了。”罗琳无奈道。
在家长对孩子过分袒护，又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罗琳觉得，教师这份工作越来越难在教育和批评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
一次写话课上，罗琳设定了一个主题：去医院探望病人应该说什么。罗琳回忆，上课时她特地考虑到举例不能以孩子家长住院为例，罗琳就假定自己生病住院了，“如果是罗老师生病了，在医院里，你想对罗老师说什么呢？”
有一个男孩儿把手举得特别高，罗琳便走过去，把话筒递给他，却没想到男孩回答说，“祝你早日投胎”。罗琳当场愣了一下，反问道，“你知不知道祝你早日投胎是什么意思？”
男孩没再吭声，罗琳向全班同学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你是希望跟罗老师说这样的话吗？”学生摇头。罗琳看着他，眼神稍显严厉，但没再多说什么。她转身回到讲台，像是自我劝慰地说，“他（那位同学）是给我们开了个玩笑，是吧？我知道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一名老师听完罗琳的遭遇后非常生气，说如果自己被学生这样对待，一定要让他道歉。同事的话让罗琳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还适不适合当老师？“我真的掌握不了对待学生的分寸，什么事、什么话算严重呢？要冒着被投诉的代价教育他们？”
在深圳一所公立学校有着5年班主任经验的一名老师认为，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出现的种种矛盾，还是由于现在家长们对学校的需求不一样了。这名老师认为，以前家长更注重的是孩子的学习，望子成龙。现在，比如在深圳，家长希望孩子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的心愿不再像以往那么强烈，更注重孩子的在校感受，是不是受到欺负，老师是否尽责等。
当家长对学校的要求和期待发生了转变，学校和教育体制尚未在心理和机制上做好调整的情况下，新的师生矛盾不可避免。而“矫枉过正”、看似站在家长一侧的“政策”在未来显然不会因为教师的委屈而中断，重走回头路。
金晶不想再陷于当前的困顿，自从不当班主任之后，她的工资下降到每月不到2000元。去年6月，金晶提出了离职，赔偿了学校5000元的违约金，“这两千块钱的工资，干什么不比当老师强？”现在，金晶自己开公司创业去了。
同在湖南工作的陈瑶已经结婚，定居在株洲，作为一名有编制的老师，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她不敢轻言离开编制。
而罗琳，在北京，每个月工资大概只有7000元，寒暑假时，薪资减半。北京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像一道不可逾越的现实高墙，她想着，再忍忍，再忍一年，等有了三年公立学校教学经验，她打算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