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完课后我脑仁儿疼。”离开校外教培机构后，罗琳开始在公立学校教小学生写话课（注：针对低年级学生的口头与书面语言训练）。虽然就职于一线城市一所区里排名靠前的小学，罗琳在教学时也躲不开每个班都有的“顽劣学童”。

传统的被一定程度默许的“体罚”，早已被正式文件和师德师风的道德训令禁止，而崛起的80、90后中产家长们对学校和老师的期待也和父辈一代相去甚远：从“虎爸虎妈望子成龙”到更重视孩子在学校的心理感受。

师生关系、家校关系正在重塑。在学校老师看来，他们的地位正在从崇高的“园丁”滑落为忍气吞声的“保姆”。对家长的态度，有理解，也有委屈。

“夹缝生存”，罗琳说，学生在课上“诅咒”她早日投胎，她不敢言语，因为不想再承担被家长投诉的代价。另一名在湖南省某地级市教书的小学老师也感叹，“以前教委还站在老师这边，现在是有事就是我们老师的事，没有人保护老师了。”

老师的委屈“你知道他们上课怎么闹的吗？”罗琳问。“拿着彩笔在人家脸上画，画各种颜色，拿彩笔在人家衣服上画，在羽绒服上画。还有在地上爬的，从那个椅子桌子底下窜过去，从这一个组窜到旁边三个组去。他穿过了两个人。”

2023年7月，是近些年北京最热的暑假，罗琳收到了北京一所小学的录用通知，她为这所学校一二年级总共15个班级的学生上写话课。

此前一年，罗琳在深圳一所公立学校教六年级的语文，在课上，对那些故意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有时候，她会朝那些学生扔个粉笔头以示警戒。但来了北京，在首都，一切都不一样了。面对一二年级的低龄学生时，她说了一些“重话”，很快就被家长投诉了。

罗琳供职的学校位于海淀区，附近有好几所知名学校，用罗琳的话说，自己的学校在区里排名还是不错的，学区房均价10万元以上。学校孩子的家长以80后、90后为主，还有少部分二胎放开后生育的70后家长。

罗琳回忆，2023年12月上旬，在给一年级某个班上课时，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在课上抢东西、推桌子，最后打了起来。罗琳非常生气，直接对他们说，“你们班怎么这么差呢？你们班的纪律，我已经强调过多少遍了。你们几个为其他同学考虑过没有，影响老师上课就是没素质。”

在罗琳严肃批评完这几名学生后，班里难得安静地上了一节课。但下一次再来这个班上课时，罗琳看到教室后面坐了一位家长陪读。更严重的是，罗琳收到了班主任的“谈话请求”。班主任显得很不好意思来找罗琳，班主任表示，实在没办法，家长追着不放，一定要我了解清楚，给个答复。

班主任反应，罗琳批评学生的话被小朋友告诉了家长，“没有素质，特别差劲”，家长认为这样的批评对自己的孩子并不公平，孩子还小，不能用这样的词汇批评。

罗琳通过班主任了解到，投诉家长的孩子是班上一个特别安静的男孩，“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一个男孩儿。”放学回家后，男生和妈妈说不喜欢写话课，因为老师特别严厉，说他们班没有素质，是最差的班。就这样，家长找到班主任反应情况。班主任把和家长对话的截图转发给罗琳，希望了解情况，确保中间没有误会。

罗琳虽然认可身为老师不该用“没有素质，特别差劲”这样的话批评学生，但还是觉得特别委屈。她从来没有批评过那个安静的男生，而被批评的那几个总爱捣蛋的学生，却总是像没事人儿一样。

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一些同事给罗琳支招，“以后你就多关注这个班，多表扬投诉家长的那个孩子，家长可能只是想要老师的态度。”还有同事说，“以后班主任再来问班里情况，你就说这个班特别好，每个班都特别好，每个人都表现特别好。别说学生调皮，说他们有进步。”

家长的监督和投诉显然起到了效果。“风波”过去后，罗琳在这个班的下一堂课，课堂纪律又恢复如常，爱闹的孩子依然如故。几名女同学忍受不了和她抱怨，“老师他们几个特别吵。”

罗琳只能看着情况失控，看着他们在教室里玩抛接帽子的游戏。三个孩子全坐在第一排，最边上那个孩子不小心将帽子抛到了讲台上、罗琳的身边。孩子起身离开座位，绕过罗琳把帽子捡回来继续玩。

有了上次被投诉的经验，罗琳努力克制自己，特别温柔和善像哄小孩一样不断劝说，好，现在我们坐好，但没有人听。“全班特别闹，没有人听。”

惩戒权坍塌2018年，罗琳从北京的一所师范类院校本科毕业，那还是教培行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行业的造富神话仍在持续，罗琳入职了一家知名教育机构当补习老师。她的前领导挣够了一千万后移民加拿大，本科毕业的罗琳那时的月薪亦接近2万元。

但三年后，2021年7月24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落地后，曾经风光无限的教培行业瞬间倾覆，行业内公司大规模裁员，罗琳也没逃脱被裁的命运。

这之后，罗琳辗转深圳、北京的公立学校当老师，和第三方签订合同，没有编制，工资是在教培行业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