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以降，共產主義應許的經濟成長走到了盡頭，中東歐各國負債累累，無止盡的通貨膨脹與持續探底的生活水準，讓人民走上街頭、發起罷工，並組織工會。他們要求改善待遇，爭取更多應有的人權，醞釀成一股擴及民族的力量。最終迫使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無形間鬆動了整個共產體制的基石。

1989年鐵幕應聲倒下，歐盟的力量藉由資本主義的扶持湧入中東歐，人民殷殷期待著自由民主將帶來更好的生活，卻發現全球化的力量將他們狠狠甩下，自由競爭的市場、沒有保障的工作，在在都讓人們在承受劇變的同時，懷念起極權時代被錯記的社會氛圍。

與此同時，沉寂許久的民族情緒以最令人錯愕的形式回歸。原本以為族群衝突將在冷戰結束後畫上句點，南斯拉夫卻隨即爆發族群清洗。在波士尼亞戰爭中，塞爾維亞共和國大肆報復其他民族，導致數十萬人死亡，種族滅絕的槍聲在巴爾幹半島北方留下了殘忍悲鳴。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下旬，革命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展開，每天都有成千上萬公民湧入全國各城鎮中心，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十一月二十三日晚間，英國歷史學者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在與當時竄升為革命領袖的異議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的酒席間，提出了大膽預言。他說，推翻共產政權在波蘭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十個月、在東德用了十星期，說不定捷克只要十天？事實證明他是誇大其辭，但也相去不遠。一個月剛過沒多久，哈維爾當上了總統。

一九八九年的革命不僅為時更短，更接二連三，看似連鎖反應。賈頓．艾許和哈維爾同桌喝酒那時，柏林圍牆向東西兩方開放，波蘭也有了非共產黨政府。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從電視上得知消息，同時刺激了領導人和人民。古斯塔夫．胡薩克和黨內同志得出結論，靜悄悄地下台最為妥當。他們都是歷史的門徒，就他們所能預見，歷史的判決不利於他們。數名領導人辭職，以免過往罪行遭受追究，仍然在位的領導人則與公民社會代表協商出隱退之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共產黨議員占多數的捷克國會一致選出哈維爾為新總統。一九九○年元旦，他從布拉格城堡向全國人民演說，其話語受到揚．阿摩斯．康米紐斯（Jan Amos Comenius）和托馬斯．加里格．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啟發：「國民同胞們，政府歸還給你們了。」那年稍後舉行了自由選舉。

但東德示威者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展開為期十週的革命時，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領導人會不會和平讓位。埃里希．何內克和高齡化的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層持續反對一切改變，身為領導人之一的指定接班人埃貢．克倫茲（Egon Krenz）在六月飛往北京，祝賀中共政權鎮壓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儘管如此，他們在國內的控制仍非絕對專制，而是取決於東德政權一九六一年築起柏林圍牆之後便不言自明的理解：被囚禁的人民向政權報以政治上的遵從，換取體面的生活水準。但在一九八九年夏天，南方遠處的事態卻透露出東德人再也不是被囚禁的人民了。

當東德人在一九八九年六月收看西方電視節目，他們看到了奧地利和匈牙利官員使用大得不尋常的剪線鉗，剪斷分隔兩國的有刺鐵絲網。每剪斷一處，就意味著東德人生活的計算基礎改變了。匈牙利是他們無需護照即可前往的國家，這時他們看來可以經由奧匈國界，繞過柏林圍牆逃向西方了。六月和七月間，數萬人駕車南下到匈牙利「度假」，目的是拋棄車輛，而後徒步跨越國界。他們知道，只要到達維也納的西德大使館，就能不經盤問取得一份護照，並搭乘免費巴士前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此得以展開自由的新生活。他們不再只能生活在柏林圍牆背後了。

事實證明，西方媒體的鏡頭誤導了有意逃亡的人們。國界圍牆多半仍完好無缺，匈牙利邊防軍也還在捉拿逃亡者，並依據一九六九年兩國政府的協議將他們遣返東德。儘管如此，仍有些人成功越界，到了七月，匈牙利開始遵行另一份不同協約：國際難民公約，東德人按照這份公約有權留在匈牙利。[4]到了九月，人數來到數十萬，匈牙利官員開始受到波昂（Bonn）的西德政府強大壓力，要求讓東德人自由跨越國界前往奧地利。此舉將導致匈牙利對當時仍是盟國的東德違約。同時，東德本身也成了壓力鍋，人們猜疑政府是否會封閉捷克斯洛伐克國界，把他們困在國內，如同上一代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柏林圍牆突然拔地而起時的處境。有些更急切的東德人（主要在該國南部），開始做出數十年來無法想像的舉動：他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表達求變的渴望。

但匈牙利官員何以自行掀開鐵幕？有一條線索隱藏在賈頓．艾許的「十個月」計時之中。團結工聯革命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間轉變了波蘭社會。匈牙利的自由化發生得更緩慢些，但在一九八八年也產生了類似結果：在免於恐懼的社會，人們可以前往西方旅遊或在家隨意說話，也一如戈巴契夫統治下的蘇聯，匈牙利的官方媒體很快就充滿了對政府的強硬批評。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開放奧地利邊界的決定甚至稱不上決定。邊防軍一名軍官告知某位政府首長，維修邊境堡壘工事（也就是更換圍牆的鏽蝕部分）、換新失效地雷的時候到了。但經費吃緊，因此問題來了：何必多此一舉？匈牙利人可以隨心所欲經常前往奧地利旅遊（他們擠滿了維也納的百貨公司），用來防止人民逃亡的帶刺鐵絲網派不上用場了。更糟的是，換成不鏽鋼網得以強勢貨幣支付，因為供應商在西方。

匈牙利人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自一九五六年抗爭過後所規畫而成。亞諾什．卡達爾政權藉由體面的生活水準和最低限度的意識形態壓力安撫人民。但這股動力到了一九八○年代已經耗盡。經濟停滯不前，國家債台高築。政府嘗試向「資本主義」妥協，例如允許私營公司最多雇用五百名員工，並與西方國家公司合營事業，但改革卻產生了通貨膨脹等「資本主義」問題，通貨膨脹率在一九八七年達到百分之十七（真正的通貨膨脹率恐怕是兩倍）。薪資和退休金趕不上通貨膨脹，舊時代的邪惡副作用逐漸重現：全國有兩成人口被社會邊緣化，僅能勉強餬口。

這還算是社會主義嗎？如果不是，社會主義政黨又有什麼理由實施全面管制？危機太過嚴重，統治者確信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讓公民一起來尋找解決方案。轉型的痛苦不可避免，責任必須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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