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書名中的「卷地風來」取自蘇軾詩「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小」人物則指的是書中記錄的故事主角不屬於反右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大右派，不屬於「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教授、藝術家群體，而是指中等文化水準，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基層群眾。他們作為運動中的打擊對象，只是「55萬」分之一；但作為一個個體，所受的打擊則是百分之百。正是這些小人物，構成了五十五萬右派群體的絕大多數。

本書前半部為作者茆家昇自傳，詳述一個年輕醫生經歷的政治運動，從肅反、反右直至文革結束。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他，先被流放到安徽蕪湖的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因有醫學專長，才倖免於超強勞役的折磨，在大饑荒的死亡威脅下活了出來。1960年代中後期，他在文革中被押送到偏遠鄉村的公社衛生院從醫十年，直至右派改正後才回到城市醫院。其間他因右派身份而不允許與知青戀人成婚，爾後又因窮困而送走幼嬰。命運改變後，妻離子散，他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重建家庭，並在退休後開始執筆寫作，重回歷史的深處。

本書後半部為反右運動中的小人物紀事，他們中有鄉村醫生、小鎮商人、小會計、文盲工人、基層中小學教師，包括作為右派和右派妻子的女性。作者以文字替他們留下紀錄，證明歷史上曾有過這麼一群小人物，他們在反右的旋風中家破人亡，即使苟活下來，悲劇命運也籠罩了一生。而反思這段歷史，絕不應該遺忘的，正是這些沉默的大多數。

前言

茆家昇

魯迅先生曾說過一句話，地獄裡最苦的鬼是無聲的。的確，我所接觸到的基層右派，幾乎沒有能用筆發言的人；正好比一群無聲的人。所以，從我被分配到門口塘這家右派農場起，我就想過，有一天我要為這群人說幾句話。

當然，我只是一個基層的醫務工作者，既不是專業作家，也不是新聞從業人員。對已定性的五十五萬多名右派分子，還有不在編的所謂反社會分子等雜牌軍，我無法作出廣泛的調查和深度分析。我只能從我所在的那家農場講起，視角和立場也只是基於我的親歷親聞，並且也只能是一鱗一爪。我期待有更多的人來寫這段歷史，使我們看清那場運動的全貌。正所謂關心歷史，就是關心我們自己。

一九五八年五月我到門口塘的時候，年僅二十一歲。我在羅家沖作業區，還見到一個十九歲的小右派。他長得又瘦又小，地道的一個孩子。我見他整天哭，哭來哭去就一句話，我不就畫錯了一個符號嗎，怎麼就犯了大罪呢？此情此景，真叫人肝腸寸斷。這些升斗小民和什麼兩種思想兩條道路的大決戰，究竟有什麼關係？

我腦海裡一直存在著這樣的疑問，因為現實和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宣傳差異太大了。我想不通一個國家為何要和基層百姓過不去，想不通這對國家有多少好處。即使得到了廉價乃至無報酬的勞動力和表面上思想統一，代價卻是民心離散，長遠的後果又將怎樣？

就安徽來說，此事不久就有了答案。一是中央有部署，反右運動要向縱深發展，這當然是要深入到基層單位了。二是安徽省一把手曾希聖歷來是寧左勿右，反右派時他在中央關於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之外，又還新增加了兩條標準：一是反對他強制推行的所謂農業「三改」就是右派，二是反對本單位的領導就是反黨。多了這兩條，安徽的右派還會少嗎？

我們農場這一大批右派，基本上是一九五八年春季之後才陸續戴上帽子的。其中一部分和我一樣，先是在一九五七年受批判，一拖半年多之後才處理。還有一大批人是一九五八年運動向縱深發展挖出來的。前一部分人挨鬥多次，有了思想準備，情緒要平靜一些；後一批人則是禍從天降，不知所措。這些人都是基層的普通員工，犯的幾乎都是反單位領導即反黨這一條，別的什麼也不知道。特別是一些不夠劃右派的什麼反社會主義分子，情緒波動極大，說起單位領導都是非常氣憤，甚至滿腔仇恨。

後來我瞭解得多了，發現這裡面情況也很複雜。固然有很多基層領導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乘運動機會排斥異己；但有的領導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是整風反右，倒覺得可以借機精簡冗員。還有一些領導，個人品質不錯，主觀上也不想整人；但運動一天緊似一天，特別是劃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指標已經下達到基層，再不積極行動，就要自己去頂。這時，只好狠狠心了。

我就聽過一個基層領導訴苦，他說這事辦起來比國民黨派壯丁還難；那時還能和多男丁戶協商，拈鬮或是出錢買個光棍漢抵數。可是在搞運動時，這些辦法全用不上。既然抓誰也是冤，那只有運氣不好關係不好的人認倒楣了。你們說我哪裡錯了？你們要找我算賬，我找誰算去？還怪我那麼凶那麼狠，還說我編了他那麼多假話怪話反黨的話；他怎麼也不替我想想，不編些瞎話，他能夠上槓子嗎？不凶不狠怎麼叫搞運動？怎麼向上級交差？就是演戲也得假戲真做，而且演長了也就成了真的了。連被鬥的人自己最後不也承認了？誰想到二十多年後還會改正呢。

我在農場時，已經感覺到這種狀況很荒唐；但總還想這只是局部錯誤。全國那麼大，出現一些偏差，應該說不足為奇。攤到我們頭上只能哀嘆命苦，哪裡敢懷疑運動的正確性？

可是農場解散後回到社會上，我瞭解到類似的農場，在全專區有好幾處，全省就更多。特別是我調到一家地市級醫院後，發現在這種所謂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情況還是差不多。總之從反右起，我所接觸到的右派和什麼反社會分子，除少數人外，基本上都是基層普通群眾。沒有人想過那些國家大事，也無從想起。

很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一場主要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大辯論，為什麼要株連普通百姓？他們又是怎樣被株連的？這些人為的是哪些破事遭此滅頂之災？遭罪後在農場境況如何？摘帽後又在幹什麼？有多少人熬到了改正這一天，多少人未熬過去？熬過來的人現在日子過得咋樣？

我想，如果有一本題為政治運動史的書，裡面一定少不了反右派這一章；而寫這一章的人，不應該只看到右派群體裡那些著名的人物。要知道，還有無數的小人物罹難，忽略了他們就無法進入這場大悲劇的深處。不要相信什麼權威性的結論，而要眼睛向下，一直看到最貧苦的受難人群，正是他們的命運才真正反映出了一場運動造成的普遍後果。

因此，我開始寫這本書；重新修訂時，我也將個人自傳補充了進來。我想讀者也許願意先瞭解我自己當右派前後的經歷吧，所以我把《少年右派》這一部分作為開篇。

「你家的馬被分掉了」──熊大瀛醫生落網記

五十年前的一九五八年春節，那是肅殺淒涼惶恐的日子，也是狂熱的日子，就看你處在什麼位置了。知識界經歷了反右的摧殘，多少人家身陷煉獄，剩下的人噤若寒蟬。只有捕獵者依然亢奮，渴望著更多的獵物。

五十年後我問了熊醫生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你當時在農村是如何感受這場運動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一套「陽謀」在農村也施行過嗎？中央據說有政策，工人農民不劃右派，何以農村也處理了那麼多人？

第二，你本人是中專畢業，醫生職業，正兒八經的知識分子，怎麼又會戴上雜牌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呢？

第三，聽說你父親也被打倒了，全家都受到了牽連，家裡都遭遇了什麼呢？

熊大瀛說，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沒有基層就沒有國家，也沒有歷史。基層不是一個泛泛的概念，而是無數個體的血肉之軀組成的。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故事，於是他開始講述。

就從五十年前的春節說起吧，我那時也就二十郎當歲。工作單位是當塗縣血吸蟲病防治站，常年工作在水鄉黃池鎮的血防點。這裡水網縱橫，很多灘塗，是受血吸蟲病影響的重災區。我是血防站的主要技術骨幹，有很多實際工作等待我去做。工作和人生都很踏實，我很少關心病人以外的事。

一九五七年夏季以後，城裡鬧翻了天，小鎮上還很平靜。雖說從報紙上多少也知道點運動的事，我還不大放心上，我覺得沒自己什麼事。

春節放假期間，我回了趟當塗縣城，又去老家去看望父親，我父親是當地的小學教師。見到父親，我才怵惕不安起來。我家成分不好，是地主。其實我爺爺是老中醫，他用一生積蓄買了十五畝田。未想到這區區十五畝田成了我一門災難的淵藪，用那時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是深深地打上了階級的烙印！我們全家都將是新執政者永遠打擊的目標，任你如何掙扎也難贖其身！

都說在劫難逃，誠然焉。黃池蕞爾小鎮一千來人、二三十個單位。按偉大領袖部署，也要繼續革命。怎麼革？依樣畫葫蘆，整人唄。整誰呢？首當其衝的是我們這樣的人，所謂家庭成分不好，又稱得上是知識分子。所以小鎮上運動一開始，我就有一點思想準備，但也心存僥倖。我想，從報上看，大城市大學裡抓的那些右派，還不都是亂說亂寫的結果。這是前車之鑒，我學乖點，什麼鳴放提意見的會，說得再好聽，能躲就躲，躲不掉就一言不發。你們還能怎樣定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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