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如何制造女性虚假意识

奥斯卡颁奖尘埃落定,《可怜的东西》满载而归。然而,由这部国际电影节“宠儿”所引发的争议,时至今日,仍然在各类媒体与公共讨论中沸反盈天……

《可怜的东西》电影改编自苏格兰作家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Gray)的同名小说,由执导过《狗牙》(2009)、《龙虾》(2015)、《宠儿》(2018)等电影的希腊籍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Lanthimos)掌镜。透过极富邪典色彩的影像叙事,电影张扬着女主角Bella的快乐、欲望、冒险、暴力,演绎了女性“弗兰肯斯坦”的一种可能性。

让我们回看向话题本身:《可怜的东西》中的“性解放”是女性自我赋权吗?它是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作为一部科幻电影,《可怜的东西》如何继承和改写了由玛丽·雪莱开创的“弗兰肯斯坦”原型?

而寻找答案,毫无疑问要回归到原著与电影之间。

一、在“错置”中再造弗兰肯斯坦

显而易见,《可怜的东西》是一部超越了大众视觉经验的、“错置感”十足的作品。它以黑白镜头开场,屏幕上胶片的颗粒细节清晰可见。创作者这里开启了全新电影语言的探索——同时运用超广角和鱼眼镜头,矛盾地制造出无限开阔或无限拥挤的意味,构建起兼具婴儿与成人身份的Bella的双重世界。

画框之内,错置仍然是视觉编码的主轴: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街头出现带有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 Gaudi)风格的塑性建筑,里斯本城市上空穿行着宫崎骏动画中的机械飞船……在这些富有想象力的美学融合之外,“性别”是另一条无法忽视的明线。戏服设计师Holly Waddington从维多利亚时代夸张的服装轮廓中汲取灵感,为Bella设计了带有孔口、中间斜线和褶皱花边的一件“阴道衬衫”和一件“阴蒂衬衫”,以及在巴黎妓院的场景中Bella经常穿着的、象征安全套的斗篷。她刻意混搭不同年代、风格,以庄重的衬衫搭配灯笼睡裤等等手法,保持Bella古怪的“不得体感”。

可以说,《可怜的东西》基于蒸汽朋克结合复古未来感的整体视觉设定,以精致高调的视觉景观重构了常规的“赛博格”(Cyborg,又称“生化人”或“半机械人”)图谱。同时,它缝入了女权主义艺术家有关女性生殖器的奇妙灵感,最终在大银幕上塑造出了与主流科幻电影最大、最令人惊喜的视觉差异。

这镜语并非漂浮无依,相反,它深植于“弗兰肯斯坦”原型。19世纪末,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发表了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描绘了一位被男性科学怪人(即弗兰肯斯坦)制造出的外表丑陋但本性善良、渴望亲近人类的雄性怪物,讲述其被以貌取人的人类屡屡拒绝、伤害后决定报复自己的创造者,复仇后自焚而死的故事。近百年间,电影中的弗兰肯斯坦神话被一再改写。卡罗琳·琼·S·皮卡特(Caroline Joan S. Picart)指出,《弗兰肯斯坦》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它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被称之为“弗兰肯斯坦式魅影”(Frankenstein Cinemyth)的影视类型。在这一类型中,人造人的未知性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表象,用以颠倒我们惯常熟知的人类分类和性别关系。

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Gray)于1992年发表的《可怜的东西》小说,在“弗兰肯斯坦”神话原有的身份属性基础上进行了再一次再造,借由性别的调换、错置,创造出了一个同时处于现实真空、又构建文本现实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主角Bella Baxter可以被视为玛丽·雪莱在文本中的再生。玛丽·雪莱的父亲是激进哲学家威廉·戈得温(William Godwin),而在《可怜的东西》中,复活Bella、后来以父爱的情感对待她的人正是Godwin。玛丽·雪莱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是女权主义先驱之一,著有女权主义最早的理论作品之一《女权辩护》,她因与丈夫的婚外情、婚外孕和分居婚姻而被指淫乱。而Bella的母亲维多利亚·布拉辛顿(Victoria Blessington)同样被其丈夫称为“性亢奋的”(sexual hysteric)。除了父与母的形象复制,主角Bella还承袭了与玛丽·雪莱类似的“谋杀母亲”的女儿身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生下玛丽·雪莱后不久便由于产褥热不幸离世,而Bella的诞生即源自于母亲的死亡。母亲的缺席,遗留下了女性成长中的巨大紧张。

在《弗兰肯斯坦》中,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既是妄想僭越上帝造人权利的魔鬼,又是开创人类世纪的亚当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还是象征意义上的夏娃,其象征性就表现在弗兰肯斯坦“造人术”和夏娃生育能力之间的类比关系。这种魔鬼、亚当与夏娃的“三位一体”身份特征,也正是玛丽·雪莱的——女性的天然生育能力使她成为夏娃;而写作中的女性对男性权力的僭越,使她无异于造反的魔鬼;而她创造一个莫须有的科学怪人世界,更让她成为了开创者亚当、成为了在创造世界后第六日造人的。

电影《可怜的东西》在弗兰肯斯坦神话原有的身份属性基础上进行了再一次嵌套。具有儿童的大脑和成年女性的身体的Bella是活人、亦是亡者;是人、亦是怪物;是母亲、亦是女儿;是亚当、亦是夏娃;是纯净天使、亦是堕落恶魔;是贝拉·巴克斯特、亦是玛丽·雪莱。在人类这一主体之外,电影还添加了诸如猪头鸡身、鸭头狗身的“拼接动物”奇观,探索了由残肢拼凑起来的“类生物”“多重生物”的可能性。《圣经》创世神话漫漶之外,Bella最终将羊脑植入生父的“弑父”,在隐喻意义上将希腊神话中的母羊怪物“奇美拉”(Chimera)调转性别,制造出了“公羊奇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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