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公众的情绪，或者至少是活动人士的影响力，现在是决定欧盟贸易政策的最强大力量之一，但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英国《金融时报》 艾伦•贝蒂
2024年4月1日 11:45 英国《金融时报》 艾伦•贝蒂
最近，欧盟立法流水线又生成了两项闪亮的新监管措施：一项是尽职调查法，要求企业对其供应链中的破坏环境和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另一项是塑料包装回收新规。
欧洲可能正在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苦苦挣扎，但其在监管上的生产力无与伦比。布鲁塞尔方面还制定了一部毁林法规，阻止销售在最近清理的土地上种植的大宗商品；制定了一项碳边界调节机制，实际上迫使海外出口商遵守欧洲的排放定价机制。此外，欧盟正在拟定规则，准备封杀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
除此之外，还有对欧盟食品和农业的严格规定、日益复杂的包装和标签要求，以及对个人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严格规定。美国关于贸易壁垒的年度报告用32页的篇幅列举了对欧盟的不满，远远超过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传统上，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其他备感懊恼的农产品出口国一直谴责这些规定——包括关于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牛肉生长激素和鸡肉化学清洗的规定——是受欧洲生产商利益驱动的保护主义。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也表示，欧盟优惠贸易协定中有关劳工和环境标准的条款是变相的保护主义。
但几十年来，在很多情况下，欧洲公众的偏好——尤其是在食品和环境方面——似乎才是欧盟制定更严格规则的主要推动力，而欧洲企业和农场主则经常反对这些规则。在跨国公司（尤其是德国的跨国公司）的强烈反对下，最近出台的尽职调查法被削弱了。许多农场主，至少是泛欧盟组织欧洲农业团体联合会(Copa-Cogeca)代表的大型生产者，反对针对新农业技术的限制。
欧洲议会最近投票放宽了关于基因组编辑的规定，即在不引入其他物种基因的情况下修改农作物DNA的做法。此举遭到了环保人士和小型有机农场主的抵制，但却得到了欧洲农业团体联合会的大力支持。农场主正试图阻止一波即将到来的环境和食品法规浪潮。
贸易伙伴只是逐渐意识到真正的政治动态。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转基因战争”中，被斥责为“科学怪食”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被欧盟拒之门外。此后，美国农民开始认识到，此事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消费者的抵制，而非不愿改变的欧洲农民。
但最近出台的一些法规，如滥伐法规，仍被指责为旧式的生产者保护主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种植者就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他们现在必须费力地证明其产品是可持续生产的。
诚然，欧洲油籽生产者受益于2018年起实施的一项可再生能源指令，该指令实际上在欧盟禁止使用棕榈油生产的生物燃料。最近，世贸组织(WTO)对马来西亚就这些规则提起的诉讼做出裁决，批评了欧盟的一些做法。但毁林法规也涵盖了咖啡和可可的种植者，而欧盟本身几乎不种植咖啡和可可。公众舆论——至少是活动人士的意见——是影响该立法的主要因素。
总的来说，让更广泛的公众利益而非纯粹的生产方游说力量影响贸易政策无疑会更好，尤其是在政治合法性方面。但欧盟前贸易专员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所称的“集体偏好”的问题在于，这些原则可能反映出对利弊权衡的理解不足，并产生不良的意外结果——尤其是在环保人士夸大和扭曲问题的情况下。
例如，遵守毁林法规的成本和难度意味着，大型棕榈油种植园可能会取代小农，向利润丰厚的欧盟市场出口棕榈油。与欧盟相比，英国官方的毁林法规较弱，但在几年前的自愿行动中，适当性问题得到了重视。2016年，英国连锁超市Iceland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合作，禁止在其所有自有品牌食品中使用棕榈油，这一激进做法几乎没有得到主流环境或发展专家的支持。
对于被误导的或力度不恰当的贸易相关法规，欧盟的约束太少了。在食品安全和绿色法规方面，欧盟倾向于忽视不方便的科学，这导致世贸组织以前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裁决。欧盟还倾向于寻求消除新技术带来的危害，而不是评估风险与回报之比。在棕榈油等问题上，它很少考虑其监管对发展和增长的影响，以及种植其他植物油对环境的冲击。
欧洲公众和消费者的情绪，或者至少是活动人士的影响力，现在是决定欧盟大量贸易政策乃至全球监管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它有可能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但其有时武断的要求及其带来的适得其反的监管负担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