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想到“family”这个词，TA第一个想到的是朋友。未来，TA想要建立的家庭，也是与朋友们一起的，酷儿式的家庭。」

特约撰稿人 包包

【编者按】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自1982年确认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直到2016年“全面二孩”的提出才正式废除。在计生时代出生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如今多已成年。为躲避计生执法与超生罚款，他们中不少人的童年活在“黑户”或“黑女”的羞辱中。也因为这段“被边缘化”的经历，成长过程中，他们更早开始思考政策与人的关系，自己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并重新定义父母与家庭。

被藏起来的孩子那个张小灵叫做“婶婶”的人，其实是她的妈妈。

1994年，张小灵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一个小镇，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非法超生”的标签。小镇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网络丰富而复杂。至今，人们依然保留着不打招呼就串门拜访的习惯。

张小灵出生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在严格执行。严厉的计生执法和高额的超生罚款，影响了两三代人的童年，张小灵家也不例外。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检查，家人不得不千方百计隐藏她的存在。

年幼的时候，只要门铃响起，家人就会立刻把她藏进卧室，等客人走了才放她出来。张小灵经常被要求待在家里，不要外出被人发现。妈妈只敢在夜晚带她出去散步，选择那些没什么人经过的路线，跟着月亮走，只有一团蚊子跟在后脑勺。

每次出门前，妈妈都要反复向她强调，在外一定要叫她“婶婶”，如果被问起爸爸是谁，就说乡下叔叔的名字。如果遇上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她就会被送往舅妈家住一段时间。她的户口也挂在了舅妈那里，她俩单独一个户口本，在关系那一栏，写着“其他”

初中以前，她没有和家人的合照。小时候，张小灵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和妈妈、还有哥哥坐在一个辆三轮车的后座上，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把她丢掉。

张小灵的哥哥姐姐都有着很特别的名字，唯独她的名字，一个“小”字加一个平常的字眼，全国重名的可以找出很多，她觉得这是父亲对自己不够重视的体现。初中时她和家人聊起过改名的可能性，姐姐和妈妈都热情地参与，帮她一起翻字典，找到几个不错的备选后，张小灵去找父亲商量。父亲一脸严肃，说，名字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可要想好了。

像是一盆冷水浇下来，张小灵再没有和父亲提过改名的事。她心想，既然名字是一辈子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随意地给我起名？后来她想到，改名的手续需要父亲处理，可能牵扯出家中有超生的事实。多年过去，父亲仍然惊恐。

汪静和张小灵有着相似的童年，她们都是“计生时代”被藏起来的孩子。

她出生于1988年河南的一个县城，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她大一点后听说，父亲知道又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连看也不看，就要把她送去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看老天爷的意思。”前来帮忙接生的，是母亲乡下的姐姐，她于心不忍，就将汪静抱回了农村家中，和同为农民的丈夫收养了她。这位“大姨”由此成为了汪静的母亲。

那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生于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施前。汪静是家里第五个孩子，是“黑女”——这是当时用来形容超生没有户口的女孩的词语。

汪静一直记得，七八岁的一个下午，她和其他四个“黑女”一起被关在家里的卧室，因为“查计划生育的”来了村里，要找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孩子。那些“黑女”中，有三个和她年纪相仿，还有一个才刚刚一岁多，被姐姐抱在怀里。每个人都好像自小就学会了把自己藏起来。那个下午格外漫长，没有人哭闹，只是静静看着窗外，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查计划生育的”是汪静自小最害怕的人。小时候，只要有些风吹草动，汪静就会被送往别处。她时常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时是在外公家，有时是在干妈家。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一点都不亲切和善，因为她是个女孩，对她不闻不问；干妈则是个严厉、冷漠的女性，连她起夜去厕所都会抱怨她。

她总盼着家人来接她，整日盯着大门，盼星星盼月亮，却总也等不到。后来很多年中，她发现自己和别人说话会有意无意地看向门口，接受心理咨询后才明白，这一下意识的行为和小时候这段经历有关：她好像永远在等着什么人来接她回家。

1997年，汪静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去乡里开会，乡里说要给这些“黑女”解决户口问题。她在一个午后和堂姐玩耍，堂姐突然提起，你爸要给你上户口了。那是汪静第一次听到“户口”这个词，她并不十分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只是朦胧觉得好像自己要有一种堂堂正正的身份了。

中国农村会按每户人口分配土地，一旦因婚嫁、取得非农业户口等原因迁出户口，其所使用或承包的土地会被收回，重新分配。汪静虽然有了户口，乡里却说村里的土地不能分给“黑女”。她仍然被村里人嘲笑，笑她没有地。她不服气，指着村里的荒地，和那些笑她的人说，谁说我没有地，这就是我的地。

“查计划生育的”来了最先藏起来的，其实是母亲。

怀孕的月份大了之后，张小灵的母亲开始整日待在家中，不再出门。家里采买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父亲或是知情的亲戚买回来。

母亲出生于1950年代潮汕地区的一个重男轻女家庭，外婆常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她是家中的长女，要承担许多家务，读了两三年书便出去打工，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成了家庭主妇。张小灵出生前，母亲已经生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别比张小灵大12岁和5岁。

生二胎姐姐的时候，家里交了巨额罚款。意外怀上张小灵时，父亲正好在政府机关获得了一份工作，如果被发现超生，父亲会失去这份不错的机关工作。但母亲喜欢小孩，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为此，她不得不躲过众人的视线。这在潮汕的社会，并不容易。

为了藏起来，母亲从未在医院做过产检，就连生产，都是请了一位有接生经验的朋友来家里帮忙。

那时她已38岁，是高龄产妇。生产当日，婴儿的脐带缩回了母亲的阴道，导致大出血，还好产婆朋友发现后眼疾手快将脐带拿了出来，才让母亲捡回一命。

事后，接生的朋友心有余悸，她嘱咐母亲，“年纪大了，别再生了。”

这个经历母亲和张小灵讲过很多次，母亲至今仍感激那个朋友。

张小灵是个吵闹的婴孩，哭得很凶。父亲在一旁黑着脸，眉头紧锁，他担心邻居听到有婴儿的声音去单位举报。父亲高中毕业，和妈妈出生在同一个村子，经人介绍认识、结婚。在来到城镇之前，他做过很多其他工作：兽医、仓库管理员。得到政府内的工作不易，这令他原本不想要这个孩子。

父亲的脸色让母亲很焦虑，她只能尽全力去哄这个婴儿，让她停止哭泣。

从汪静生长的村庄往东北500多公里，是许陌的家乡。2000年，TA出生在山东的一座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超生意味着他们会双双失业。

2008年以前，县城的房地产业还未兴起，大多数家庭都住在胡同街巷中的平房。许陌的家是一间常见结构的四合院，推开院门进去，正对着的便是客厅，卧室和客厅连着，院子的两侧分别是厨房、厕所，还有一间杂物室。院子中间有三棵树：石榴树，柿子树和葡萄树。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硕大的果实会拉着树枝垂下来，七八岁的小孩也可以毫不费力地伸手摘到。

母亲原本在当地学校做老师，为了生二胎，她主动选择调去了县卫生局的行政岗位。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托关系找熟人做产检，谁知对方医术不精，怀疑她是宫外孕，推上了手术台，划了一刀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一胎流产了。

35岁那年，母亲又怀上许陌。医生曾嘱咐她，流产后三年内不能要孩子，但母亲说，“为了要孩子不怕受罪”，没多久就怀孕了。怀孕的大多时候是秋冬，冬日平均气温只有四摄氏度左右，母亲早早便裹上了羽绒服，把隆起的肚子藏在羽绒服中，就这样瞒过了所有同事。

那时，县上计生检查仍非常严格。母亲说，当时在体制内，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有没有怀孕。如果被查出来超生，不仅失业，还要罚款。怀上许陌时母亲刚从学校调去卫生局，档案还没有转过去，趁着这一年多的空挡，才把孩子安全生下来。但这三个月一检查的政策，一直维持到了母亲50多岁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