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區域研究、科技監控的知名學者戴倫．拜勒，在這本既宏觀又兼具個人感性的民族誌中，一方面透過全球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研究視野，探究新疆地區的治理與大規模監控體系，如何借鏡於美國科技產業的發展，並挪用全球反恐主義論述，以合理化對穆斯林族群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剝奪。一方面則細緻描述了逃離鄉間科技監控與再教育營的年輕維吾爾族男性，流離於烏魯木齊這座城市短暫的自由、友誼及夢想。

原生民族的男性特質，以及做為一種「方法」的少數政治
在他的研究中，西德里克．羅賓遜（1983）提出了一種劃世代的描述，說的是經濟成長如何與種族化間存在連結。與此同樣重要的，還有他駁斥了馬克思主義那種以白人男性工人做為有革命潛能的無標記主體來進行的表述——那等於抹消了女性與少數化他者的勞動。事實上在羅賓遜的啟發下，羅賓．D．G．凱利（Robin D. G. Kelley 2017，被引用在Goldstein 2017）提到：「種族與性別並不是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的隨機或意外事件，它們是這個秩序的建構要素。資本主義是做為一種種族與性別化的政體而得以興起。資本主義的生存之道就是種族主義，也是基於種族跟父權的國家力量。資本主義過往的發展與當前的運作，都在一個種族系統或種族政體中進行。種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與再製的根本，暴力則是創造暨維繫資本主義的必備之物。」

資本主義系統的存活關鍵，是社會再製，是撐起具貨幣價值之生產形式的照護勞動，是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對居家與主體間照護的暴力擴張。存在於殖民國家管轄與資本主義凝視範圍外的各種照護形式，就算只是一部分流落在外，都會成為這個系統在擴張時的摩擦力來源。

在本書研究的期間，我把注意力的焦點放在那些一方面為恐怖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一方面也在進行反抗的日常照護形式。我在烏魯木齊的維吾爾地下聚落附近住過一段時間，期間深交了數十名分屬維族與漢族，由鄉村遷到都市的男性移民。我們會頻繁地碰面、聚餐、上清真寺，前往祈禱室、藝術工作室、茶館，還有咖啡店。我在那些場合中獲悉了他們的生命故事，也讓他們得知我的。我觀察到他們是如何在就業不足與被種族化糾察針對的不利因素下，仍懂得彼此照顧。此外，我蒐集了維吾爾語與中文的文化產品如電影與小說，內容關於烏魯木齊這座城市的當代發展，是控制系統的施行，還有驅使維吾爾移民遭到迫遷，使他們必須在城鄉間進進出出的經濟運作。許多這些文本，都成了我與不同處境的漢族或維族朋友們對談的話題。把諸如此類被公開「搬上舞台」的再現作品帶入我與不同人的對話中，讓我得以用個人在說故事的形式建構起這本著作。這也讓我認清了中介的效價與力量，以及這些文化物件是如何在性別化、族裔─種族化的國家論述中，在各種資本生產模式中，也在殖民關係裡的各種科技中，被形塑出來。

這種方法論取徑，推動我去思考維吾爾的年輕男性是如何透過自身的社會關係跟感官展演，去建構與具體表現出他們的男性特質。以眾多曾在穆斯林社會——且特別是維吾爾社會中——檢視過性別建構之人類學者研究為基礎，我致力於不將維吾爾男性的觀點跟經驗視為維吾爾身分的非性別化與規範性表達，而將之視為情感照護的場址。21縱觀全書的行文，我試圖凸顯把焦點只放在男性觀點上的風險。他們的觀點並不代表中國中亞社會體驗的整體，惟在本書所分析的剝奪與族裔─種族化序列中，他們確實扮演著要角。維吾爾年輕男性是人民反恐戰爭的主要假想敵，而漢族男性則被派去打造全球化城市，也去支撐恐怖資本主義的擴張。在烏魯木齊，漢族男性特質與國家權威的共構及價值提升——乃至於由此衍生出，維吾爾男性特質的可棄性——是新興種族化過程中的一個核心部分。因為這一點，也因為我身為「投身殖民鬥爭主題之男性研究者」的社會位置（positionality），男性的觀點崛起成了一種主流的敘事源頭。隨著維吾爾年輕男性在科技─政治監控系統的手中「被消失」，被送進無限期的羈押中，創造生命與社會再製的重擔，就落到了剩下的人肩上：那當中自然包括維吾爾青年的男性親友，但更大程度上指的是他們的母親、姊妹與女兒。22同樣地，隨著漢族男性移民在這座全球城市中找到新生活，他們也會把妻女拉進一個強占人土地、把維吾爾人的生活變成侵占對象的原生民族剝奪計畫中。維族與漢族男人的故事，並不只是只屬於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故事還牽涉到中國西北的整個社會。

維吾爾人的男性性別認同是歷史的產物，是由把意義與力量賦予給這些認同的社會力量塑造而成。如莉莎．洛菲爾（2007）在她討論性別在中國其他地方的社會構成所提及，在伊絲特．牛頓（Esther Newton 1979）等女性主義人類學者的領軍下，相關研究造就了一種廣泛的理解：性別認同是一種「展演」出來的東西。23性別認同並不單純是生物機制的產物，也不會隨著特定慣習（habitus）自然而然出現。實際上，性別認同是由歷史決定的規範跟權力結構所塑造。如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7）所示，性別認同是通過司法與宗教傳統，並在「引用」這些傳統規範的日常慣例中，由論述建構起來的。性別慣例對理想化性別規範模型的指涉，與性別關係中根深蒂固的權力與從屬形式結合，便能把強制性、懲戒性的機制建立進性別慣例中，其結果就是被認為恰當的性別行為光譜遭到限縮（E. Y. Zhang 2015）。這些重複的規範化慣例，就是讓二元性別區別被歸化為自然的東西。一如在許多穆斯林社會中，維吾爾社會那源自社會歷史沿革的性別規範也導致了各式各樣的性別隔離。如其他學者曾提及（Dautcher 2009; Smith Finley 2015），這些隔離導致了分工，也導致在儀式跟宗教活動上的經驗差別。女性大抵被排除在公共宗教空間之外，並在壓力下不得不去從事育兒與持家等無償勞動，至於男性則通過務農或較晚近地靠領薪養家活口（Huang 2012）。隨著各種剝奪推著依地而生的維吾爾人進入市場經濟與都會環境，這些性別分工已經開始偏移，且往往導致女性額外扛起賺錢養家的擔子，但也得同時負責家務。

本书完整ep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