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撤回提案:刑法堕胎罪未除,台湾女性未完整的生育自主 – 端传媒

台湾似乎不像美国,因为“反堕胎”而有大规模的社会对立,但台面下的暗流从未停止。

2024年11月5日,台北,妇女新知基金会及台湾女人连线主办“法务部无视性别平等!刑法堕胎罪早该废了!”记者会。图:王正旭Facebook

10月29日,法务部以“使刑法各罪罚金级距一致”为由,将修正刑法288条“怀胎妇女堕胎者”,与290条“意图营利而犯堕胎者”中的罚金上限,前者由三千元提高到八万元新台币,而后者则由一万五千元提高为50万元。经媒体报导后,引发舆论一片哗然。不只在野小党纷纷谴责法务部大开性别平等的倒车,不少民进党政治人物和党公职也都忍不住表达愤怒。

在民间团体纷纷发表抗议声明,并组织各界连署后,法务部于11月5日表示将撤回堕胎罪修法草案,但同时留下伏笔,新闻稿末尾以“再行研议,以期周延”作结。而这次法务部提出的草案,绝非仅是某些试著为执政党缓颊的政治人物或 KOL 所言:只是修整对齐罚金,无意惩罚女性;这种辩解,是无视过去二十年来,法务部在面对各项人权议题时,习惯性以保守、限缩的解释,且次次于两公约的各项审查中,曲解其一般性建议的“前科”(注1)、始终无视其结论性意见是要求改善台湾目前对女性生育自主保障仍不足的问题,也太过淡化近年来在法务部、卫福部、各级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机关内,特定保守观点不断试图扭转多项性别平等政策方针,而与政务官、公务人员和民间团体间的各种拔河。

刑法堕胎罪仍存在,女性身体自主权未得到完整保障表面上看,台湾似乎不像美国,因为“反堕胎”而有大规模的社会对立,但台面下的暗流从未停止,甚至还有基督教政党于2019年发起有台版心跳法案之称的公投案,试图将人工流产限制在怀孕八周内,虽因听证会上的发言让社会瞠目结舌,最后未完成补正程序,被中选会驳回,但随后又发起“六天思考期”的公投案,虽然一样被中选会驳回,但相关团体从未放弃,仍经常穿梭于国会和各部会间进行游说、等待机会。

而此次妇运团体更深一层的愤怒,是早该废除的刑法堕胎罪,法务部却始终延宕不处理,让刑法堕胎罪如同一把利剑,持续悬在女性头上。今年4月,法务部在“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公约(CEDAW)”第四次国家报告行动回应会议上,还继续宣称“刑法堕胎罪之存在是为了保障胎儿生命权”,且“刑法288条堕胎罪系处罚‘不合法之堕胎’,并非处罚所有堕胎行为,且堕胎罪系保护特定法益”。而这特定法益指的是什么呢?法务部提出的解释是:“非法堕胎有害民族繁衍,对国家未来之竞争力及发展有重大影响,此亦为目前政府之政策系采鼓励生育之原因”。

由此可见法务部的一贯立场,并非以女性完整的身体自主权为核心,也就不难理解此次修正草案中,虽处理了两处妇运团体诟病多年、两公约审查也一再要求的条文(注2),却仍以提高“不合法堕胎”的罚金,来回应、安抚反堕胎团体的诉求。

多年来,女性是靠《优生保健法》成为刑法堕胎罪之“法定阻却违法事由”(注3),才保障了部份生育自主权,因此,这项权利始终是不完整的。不只堕胎始终未除罪,对已婚女性而言,“配偶同意权”正是导致“不合法堕胎”的主因,仅管生产的身体变化和风险,是由女性独立承担,但家庭观念、文化、不良或家庭暴力下的婚姻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怀孕女性无法取得配偶同意。而如今法务部要调整的罚金标的,正是针对此类“不合法堕胎”而来,也突显了仍带有孕育后代是女性天职预设下,《优生保健法》的不足。

2024年6月1日,台北一所教堂。 摄:陈焯煇/端传媒

“强国强种”思维下诞生的《优生保健法》曾遇过多位外国友人,不约而同表达过对台湾社会的疑惑:台湾女性在公共领域,远比日韩活跃,即使职场玻璃天花板现象仍显著,但平均而言,就学与就业机会是更加平等的,甚至不乏一肩挑起家庭经济责任的女性。但一涉及婚家恋爱的私领域时,有些地方又比表现的比香港和中国大城市更保守。

我个人其实蛮同意这样的观察,台湾的女性权益在公、私领域存在著断裂的现象,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中产以上的白领女性,甚至对这群女性而言,在私领域退让、回归保守家庭分工和角色期待、承担“第二轮班”,是交换公领域成就必须付出的代价。

于是,台湾一方面可以选出女性的总统、副总统,但她们的未婚未育,仍会成为社会讨论的议题,以及政治对手攻击的焦点。而台湾社会也很习惯女性的部长、民意代表活跃于政坛,但质疑她们是否能兼顾好家庭及对子女教育的声音也从未消失。

这样“保守传统”的社会,虽未有西方国家因基督教文化影响,将之定位成“维护生命权”的战争,但也不具有主动支持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土壤。之所以能在近四十年前的1984年就通过《优生保健法》,使人工流产在特定条件下免受刑法堕胎罪追诉,给予女性部份生育自主权的保障,仰赖的是时空背景下,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

蒋经国主政时期,已从中国的人口过剩危机,意识到必须即早制定相应政策,并包装为“强国强种”来说服民间支持,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女性身体自主权为核心。当年“两个孩子恰恰好”的口号,正反应了《优生保健法》的立意,本质上仍是以女性身体作为人口调控的工具、辅以社会向工商业和都市化转型的小家庭,达成“高品质人口培育”的目的,也让母职密集化成为社会主流。当时妇运团体虽知其意图,却也不得不接受折衷,然而因多数立法委员为男性,最后法案在通过时,仍被加上“配偶同意权”的父权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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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香港爵士乐团体“翻腾三周半”:即兴,在框架里最自由地走动

于是他们取“Fountain”之名、翻译为中文的“翻腾”; “三周半”就是想呈现一种动感。翻腾三周半,跳向未知。Michael 说,“我们的终点就是进去一个叫做‘未知’的地方。做艺术最怕就是所有东西都知道了,我们很喜欢那种未知、保持着探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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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俄罗斯旅行:我看到美丽新世界中的战争“痕迹”

莫斯科的蹦迪,“军事迪士尼”里的大疆无人机,北高加索的征兵广告,塔吉斯坦的走私可乐。到处都看不见战争的痕迹,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

俄罗斯莫斯科基辅火车站和莫斯科城商业中心的摩天大楼。摄:Maxim Shemetov/Reuters/达志影像

俄乌战争900天后,面临着欧美国家双向关闭领空和超过16500项国际制裁的俄罗斯,依然在2024年上半年迎接了350万国际旅客入境。中国,是最近两年俄罗斯旅游业最主要的客源,每周有162个定期航班在两国之间忙碌穿梭。随着中国国门重新开启,去年有超过40万中国人选择赴俄旅游;而到了2024年上半年,中国游客数量已接近去年总人数的翻倍,达到70万。

决定启动赴俄旅程后,我几乎不费力气就混进了五个俄罗斯旅游微信百人大群,随后半年,每当俄罗斯出现无人机轰炸和飞机失事的新闻,我的旅游群也会随即被消息轰炸。

2024年最触目惊心的两次本土袭击事件,是发生在3月的莫斯科番红花音乐厅恐怖袭击,死亡145人;和6月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东正教堂和犹太教堂恐怖袭击,死亡20人,受伤44人。两次事件的策划者分别来自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和高加索省分支,隐隐提醒外界,活跃了三十年的北高加索分离势力,又有重新抬头的迹象。

不过,每天过百条群信息中,游客对暴力威胁的恐惧总是很快会被对暴力本身的崇拜所覆盖。

12:05——“妈耶,无人机都打到莫斯科了?!”

17:10——“下周在圣彼得堡坦克和AK射击体验有要组队的吗?目前已有3人可再拼2人。”

17:35——“T-55坦克每人9800卢布 约790人民币;PT-76坦克每人7000卢布 约565人民币;MTLB坦克每人6000卢布 约484人民币,接送往返军事基地,手榴弹套餐,需要的私聊。”

圣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和它对面的胜家大楼,均为俄罗斯著名的文化遗址。胜家大楼的玻璃塔屋顶设计建成于1908年,建筑风格超前。一战时期,美国驻俄大使馆曾短暂迁入胜家大楼;十月革命后,胜家大楼改成书店并持续至今;2011年,VK和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把公司办公室搬到胜家大楼五层,次年,杜罗夫和员工曾向办公室窗外抛出20多架纸飞机,全部由5000元卢布纸币折成。图:作者提供

战争的代词“今晚帅哥不多。”音乐太吵,24岁的莫斯科女孩玛莎凑近我的耳边喊道,“总的来说,莫斯科就没有多少帅哥。”我条件反射般问她,是因为征兵把很多年轻男性抓走了吗?玛莎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当然不是!征兵轮不到莫斯科。”

出于一时冲动,我把旅程的起点和终点分别设置在了莫斯科和达吉斯坦。

真正抵达莫斯科后,我才发现,有关战争与武器的讨论,最热烈的地方还是在旅游微信群里。走在莫斯科动辄双向八车道的宽阔街道,不同历史时期交替映衬的精致建筑、营业至午夜11点的鲜花店、随处可见的精品巧克力店和高档酒吧、默默耸立在公园中心的文学巨匠雕塑、融合了极繁主义美学设计和战时庇护所功能的地铁环线,CBD摩天大楼一层的Starbucks已经撤离两年并由本土品牌StarsCoffee无缝衔接……首都居民的生活完全称得上平静惬意。

只有在景点购买门票时,我才能从一长串免票人员的身份列表中,窥见政治与战争留给这座城市的底色:“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被平反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前法西斯集中营的囚犯,切尔诺贝利灾难清理的参与者,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及其家属,现役义务兵。”

受到战后国际制裁的压力,俄罗斯经济转向内循环,2023年GDP出人意料地获得3.5%增长,俄罗斯国内旅行人数也在去年激增9000万。在俄罗斯本土旅游网站tripster,光看一日游的文字描述,足以令人心生向往:“水上漂流之旅!导游是2014年奥运会参赛者、国家队教练、北奥塞梯越野车导游司机协会领导者之一,已访问过从美洲到亚洲20个国家。”,“莫斯科红色路线citywalk!导游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图书管理员、俄罗斯最大的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共产主义构想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私人图书馆创建者、莫斯科费边社会主义协会俱乐部主席。他组织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座谈会和讲座,从事相关文献研究工作。”

可惜我不懂俄语,本地导游多数也不懂英语,只能在经过著名景点时,靠自己联想一些莫名其妙的历史注脚。例如,红场中心位置的五星级莫斯科大都会酒店,曾经是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多次发布演讲的舞台。美国作家艾默·托尔斯受此启发,创作了大受欢迎的小说《莫斯科绅士》:苏联掌权后,末代沙皇贵族被判终身监禁在这个奢华酒店里,旁观种种政治运动,最终在1954年胜利逃亡,奔向自由。

小说情节纯属虚构,但现实世界的事情未必不比小说更离奇。1959年,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入住了一个不到20岁的美国青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苏联当局对这个选择叛逃美国、加入苏维埃建设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不屑一顾。奥斯瓦尔德独自在大都会酒店的2219房间住了三个月,仍然无法入籍,还被打发到白俄罗斯去打杂。1963年,他不甘平庸生活返回美国,最后在达拉斯用一把步枪射杀了美国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约翰·肯尼迪。

在人潮涌动的阿尔巴特商业街,我看到苏联史上最受欢迎的摇滚教父维克多·崔同样英年早逝,他的巨幅画像被喷绘在墙上供人纪念。维克多·崔是朝鲜族裔,祖辈来自朝鲜,他本人在1980年代的正职工作是圣彼得堡锅炉房的挖煤工,靠业余时间创作了具有反叛与革命精神的摇滚歌曲,红遍苏联15个加盟国,甚至拍摄了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维克多·崔肯定预料不到,四十年后俄罗斯年轻人追捧的流行音乐将来自韩国。2024年8月的周末,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某家夜店门口排了半小时长队才挤进了它的“KPOP之夜”,整整三层楼的空间被年轻男女的酒杯和舞姿填满,金发碧眼的东斯拉夫人们,用韩语齐声大合唱一首又一首来自男团THE BOYZ和女团NEW JEANS的热门歌曲。、

莫斯科热门夜店的“KPOP之夜”的拍照区,摆着自制的爱豆人形立牌。 图:作者提供

“今晚帅哥不多。”音乐太吵,24岁的莫斯科女孩玛莎凑近我的耳边喊道,“总的来说,莫斯科就没有多少帅哥。”

我条件反射般问她,是因为征兵把很多年轻男性抓走了吗?玛莎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当然不是!征兵轮不到莫斯科。”她补充解释,在俄罗斯最高法院裁定LGBT运动为“极端主义”以后,来自中国的玄幻修仙和古风耽美近年成为了俄罗斯年轻女生的同性文化平替,现在她心中的帅哥标准是《陈情令》里的古装王一博。

在夜店的角落处,我又有新发现。现场设置了一个民主投票区,顾客可以留下使用过的电子烟空弹,对某个问题进行二选一投票。当晚贴在墙上的问题是:你支持谁当美国总统?

川普10票,哈里斯0票。(我今晚的最大收获:俄罗斯操纵美国大选的证据!)

走出喧嚣热闹的夜店,莫斯科市区唯一能够与战争直接关联的,只有大街小巷随处树立着大写“勇气与英雄,致电117登记”的征兵广告牌。

无论措辞是乌克兰战争还是特别军事行动,莫斯科人并不愿意公开讨论它。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在俄罗斯只要公开说出“要和平,不要战争”即有可能触犯刑法;也因为,提及战争的存在就意味着要围绕更多立场问题进行讨论——战争的性质,输赢,成本,伤亡……为了维持友谊,为了保证安全,为了当日的心情不受影响,人们学会在交谈中使用其他替代词,例如,“西方制裁我们以后”,“新冠疫情以后”,或者挑起眉毛,小声说,“那个以后”,随即平稳滑向下个话题。

作为游客,我最喜欢听到“那个以后”,前面两种代词要么转移焦点,要么时间偏差,只有“那个以后”既突出了事件的排他性,又暗示了事件的禁忌性。

作为游客,我最喜欢听到“那个以后”,前面两种代词要么转移焦点,要么时间偏差,只有“那个以后”既突出了事件的排他性,又暗示了事件的禁忌性,我似乎被邀请参与了一次与军方口径相反的讨论。

“那个以后,你们感受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试探莫斯科人的战争立场。

“哎呀,那个以后,我们去不了欧洲旅行了!欧洲人不欢迎我们!”26岁的女孩史黛拉深叹一口气,“我以前去过西班牙和希腊,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我想去北欧旅行!”37岁的尤利娅也感叹,不能去欧洲旅行,成为了这两年最大的遗憾,她曾经每年定期前往阿尔卑斯山滑雪,直到“那个以后”,才不得不把假期安排在国内,我们见面前,她刚刚登顶海拔5642米的欧洲最高峰——厄尔普鲁士峰,位于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山区。原来,当有75万名俄罗斯军人在前线打仗,包含囚犯在内的60万合同兵入伍,约12万人阵亡,1000平方公里面积被占时……莫斯科人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申根签证。

带我去夜店蹦迪的玛莎,则后悔她的第二外语选择了法语:“高中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欧洲好,学了英语又学法语。现在回想,真是浪费时间,我当时就应该学中文的。”四年前玛莎考上了全俄最高学府之一,她开始上中文家教课,还拥有了一个类似张艺谋早期电影女主角的中文名,春桃。玛莎的大学专业是国际政治治理,她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制度特色和政商关系,并撰写了两篇课堂论文,《中国的一国两制方案在香港与澳门的应用以及对台湾的启发》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任正非管理华为》。

我问玛莎,一国两制的方案,对于俄罗斯看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关系,也会有启发吗?

*2008年俄格战争后,在俄罗斯支持下两地从格鲁吉亚分离,仅极少数国家承认其独立。

玛莎摇摇头:“俄罗斯已经够大了,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土地。这两个地方不属于俄罗斯,只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缓冲地带。”为了维持这段友谊,我没有继续追问她,为什么国土面积全球第一的俄罗斯,还需要在2022年把顿涅茨克、卢甘茨克、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土地写进新宪法。

爱国者公园内的儿童游乐设备,以迷你坦克最为常见。一对母子在园内玩耍。图:作者提供

军事迪士尼米哈伊同意带我去看爱国者公园里的二战苏军坦克展,但明确拒绝参观武装力量大教堂,他认为那东西根本一文不值。“战争?绍伊古懂个屁!他就知道盖房子洗钱!”

在莫斯科真正能够公开讨论战争的地方,在郊区70公里以外的地方,库宾卡。

从苏联房地产经理飞升至时任国防部长的绍伊古,在2016年耗资200亿卢布,打造了库宾卡爱国者公园。这座被称为“军事版迪士尼”的庞然大物,由世界最大的坦克博物馆、空军博物馆、博览中心和游击村等园区组成,占地面积达到惊人的55平方公里——相当于1.8个澳门的陆地面积。2020年,绍伊古再次耗资60亿卢布,修建了一座专门为国防军荣誉加身的殿堂,俄罗斯武装力量大教堂。它不仅极尽运用奢华与狂野的美学装潢,还开创性地把救世主的慈悲力量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海陆空三军融为一体,用爱与和平来保佑战争必胜,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气质。目前,这里成为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打卡地之一。

爱国者公园的公共交通极其不便,我向本地朋友、40岁的米哈伊求助。米哈伊同意带我去看爱国者公园里的二战苏军坦克展,但明确拒绝参观武装力量大教堂,他认为那东西根本一文不值。“战争?绍伊古*懂个屁!他就知道盖房子洗钱!”

*对话发生几天后,爱国者公园园长维亚切斯拉夫·艾哈迈多夫因涉嫌贪污罪被捕,他是自今年5月绍伊古下台后第12个被打击的国防机构和军方高层。

驱车两小时后,米哈伊的越野车还是在庞大的爱国者公园里迷路了,我们不得不把车停在96米高的武装力量大教堂面前。他允许我单独进去逛10分钟,自己生着闷气,坚决不肯靠近半步。

武装力量大教堂的穹顶下,救世主图像的面积达到300平方米,是基督有史以来最大的马赛克图像。四个侧祭坛则分别供奉着俄罗斯武装力量的4位守护神灵,分别是空降部队守护者、陆军守护者、战略导弹部队守护者,和海军舰队守护者。图:作者提供

军绿色的大教堂,设计细节非比寻常。据说,绍伊古曾经要求,这座教堂的“每一厘米都要意味点什么”。大穹顶的直径为22.43米,中央圆鼓状屋顶的直径为19.45米,圆鼓状屋顶设有8扇窗户……一系列数字综合起来,代表德国法西斯签署无条件投降条约的1945年5月8日22点43分。等我弄清楚这些繁复的理念,早已超过约好的10分钟。

米哈伊第二次生气,是因为我又掏出了《俄罗斯成功收缴北约武器展》的预约票。这是一个特设临时展,用隐晦的名字暗示,里面正在展出俄罗斯从乌克兰战场上运回的870余件战利品。米哈伊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浪费时间在这里,他抬腿走进旁边的餐厅里,待着。

不知为何,在庞大的爱国者公园里,这个展厅是唯一配备了中文讲解器的场所,我得以直接了解俄罗斯军方对于战争合法性的叙述。我看到了来自美国的M777榴弹炮、英国的风暴装甲运输车、德国的地雷狼扫雷车,讲解器补充“但我们的武器更好”;我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和云轮智能,云轮的碳纤维固定翼Mugin-5 Pro被乌克兰改装成神风敢死队无人机,讲解器补充“中国禁止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我看到了乌克兰国旗和国徽被印在一块地板上供人踩踏,但讲解器非常努力地尽量避免提及乌克兰,它会说“班徳拉分子”“亚速营纳粹分子”“乌克兰军工联合体”。

“我爱俄罗斯!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虽然我也很清楚,我们正在入侵乌克兰的领土……我无能为力,我阻止不了战争。但那些在开战后逃离了祖国的俄罗斯人,我更恨他们,他们放弃了让俄罗斯变好的机会,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曾经去过很多国家的战争博物馆,美国的、伊朗的、以色列的……战争博物馆的宗旨是让参观者恐惧战争、反对战争。但是军事迪士尼的效果不同,无论是琳琅满目的实战武器,装甲车轮胎改造的咖啡桌,还是供儿童驾驶的迷你坦克碰碰车,总能让参观者对征战沙场产生憧憬。

当我从展厅里出来,米哈伊已经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着展厅外墙上一张废墟海报,“这个地方叫马里乌波尔,我去年来过。”

突然得知他曾经出现在最惨烈的马里乌波尔前线,我惊呼一声:“你去打仗了?不是说你有哮喘证明,不用被征兵吗?”

“我不是军人。当时俄罗斯已经拿下马里乌波尔,我作为人道主义志愿者,开车送一些应急物资过去,留宿一晚就走了。到处是伤残的平民和小孩,真的太悲惨了。”他边走边说,句子里隐去了很多信息,例如施暴者的国籍,以及受害者的国籍。

我们回到了米哈伊的越野车上,在封闭的私人空间里,他第一次没有使用代词,直接提起俄乌战争。

“我爱俄罗斯!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虽然我也很清楚,我们正在入侵乌克兰的领土……我无能为力,我阻止不了战争。但那些在开战后逃离了祖国的俄罗斯人,我更恨他们,他们放弃了让俄罗斯变好的机会,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米哈伊怨恨的同胞,开战至今逃离人数超过100万,成为俄罗斯史上最大的外逃潮。但是,如果反战者留在俄罗斯意味着被罚款、被动员、被判刑、或猝死在北极圈内的监狱里……谁又有资格定义谁更爱国?俄罗斯著名独立媒体《新报》总编、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认为,选择外逃的年轻人大多优秀而睿智,因为他们不想杀人和被杀,“A state always calls itself fatherland when it is ready for murder.” 他如此引述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话。

发行了三十年的《新报》在俄乌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被关停;《新报》最年轻的战地记者叶莲娜·科斯秋琴科去年疑遭俄情报人员下毒,她流亡欧洲后出版了自传,书名就叫——《我爱俄罗斯》,仿佛与米哈伊的指责彼此对照。

俄罗斯唯一的专门纪念斯大林镇压和古拉格制度的国家博物馆。斯大林——他本人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将集中营视为镇压异议和促进苏联工业化的一种方式,40年时间监禁了超过2000万名囚犯,百万名囚犯没能活着离开。这座博物馆由一名古拉格集中营幸存者建立,室内常设温度低于20°C,游客需要在门口领取毛毯才能继续坚持下来。馆内的休息椅则被设计成囚床。图:作者提供

生命价格表在微信群里,游走在俄罗斯各地的中国游客,不时分享彼此最新发现的征兵广告,我们很快感受到,不同地区的生命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价。

在俄罗斯地图的最南端,横跨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是欧亚大陆的天然屏障,也是俄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的历史要塞。高加索山的北侧城市被俄国命名为Vladikavkaz,字面意思就是“征服高加索”,这里居住着超过80个山地民族,隶属四大语言体系,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没有一个民族占据绝对人口优势。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并不喜欢北高加索,“你要小心,他们不够俄罗斯。”我不止一次收到善意的提醒,“为什么你不去正常点的地方看看呢?”

但是,在我极其有限的俄国文学阅历里,那些家喻户晓的作家几乎都与北高加索山区颇具渊源:普希金在此地流放,莱蒙托夫在此地决斗,托尔斯泰在此地服役,索尔仁尼琴在此地出生,布尔加科夫在此地弃医从文、由红军队医转型为剧作大师。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性,也在此地得到延续:从沙皇到斯大林时期失败的民族政策积怨已深,少数民族的抗争与暴动从未停止,民族矛盾在苏联解体后被瞬间点燃,先后进入历时两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历时十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2009),历时九年的“北高加索叛乱期”(2009-2017)。极端宗教人员把炸药安在莫斯科的机场和圣彼得堡的地铁,每年发生伤亡的恐怖袭击上百起,高加索武装力量甚至一度输出到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的ISIS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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