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傅斯年肯定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有自己的心得。1920年，他说：“社会主义是去困穷──须赖以全力增加生产额──而不是去财富。”（傅斯年《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与65年后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不谋而合。
1919年7月，鼓吹渐进改良的胡适抨击，“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鼓吹激进革命的李大钊看到此文后，随即反驳胡适的观点，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同时“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胡适、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领导力量的分歧、分化。用现代语言描述，争的是“脚踏实地”还是“仰望星空”，两者不可偏废，但又往往各自过犹不及。傅斯年保持沉默，没有介入这个争论。原因大致有二：一、对两位教授都敬重。“新潮社的成员既是胡适的追随者，也是李大钊的追随者”（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二、他的思想也矛盾纠结。
1923年，傅斯年留学时在英国伦敦买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精装原本，非常高兴，当即用毛笔在书名页前的空白页上写下：“购得我们工人阶级的圣经，其喜也不可名状。”（张友仁《周炳琳与傅斯年》）
显然，此时傅斯年视自己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所以说“我们”，还将《资本论》视为本阶级信仰的“圣经”。北大教授张友仁说，这本书后来一直存放在周炳琳家中。他在研读《资本论》时，因为中译本非常难懂，还从老师周炳琳处借阅傅斯年题字的英文原本。
1935年8月，傅斯年不讳言社会主义思潮对北伐的影响。“中国因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乃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会主义的动荡，乃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建业，这一条路并未尝走错，且是历来环境所促成惟一可做之路。”（傅斯年《一夕杂感》）
全面抗战期间，傅斯年人到中年，依然研读《资本论》。史语所职员张政烺陪同傅入川，在宜昌等候换船时，他打扫卫生，就在傅枕头底下发现一本《资本论》！（何兹全《谈谈“最稀有的天才”的傅斯年》）
任参政员时期，傅斯年曾手写一份演讲大纲（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检讨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有褒有贬，“目的对，方法大有问题。”
1945年7月，他对社会主义仍然没有一棍子打死，“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傅斯年《评英国大选》）
他甚至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和罗斯福的“新政”，都视为有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傅斯年《黄祸》）；“国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在是温和的，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傅斯年《评英国大选》）。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美国国会演说，要求国会拨款，为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武器，首倡著名的“人类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要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融洽，这需要借鉴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缩小阶级鸿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45年4月，傅斯年在《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中评论“罗斯福新政”，是“虽不揭社会主义之名，……其中实在包含着不少温和的社会主义成分”。他批评自由主义的缺陷，“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同时明确提出应借鉴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社会政策，“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
傅斯年不是光说不练、光写不做，而是敢想敢干，尤其青年时期更是满腔热血，豪气冲天。周炳琳夫人魏璧说，“傅斯年曾从国外带手枪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他的办法是将西文精装的原版书挖出空洞装入手枪。”（张友仁《周炳琳与傅斯年》）
傅斯年终生保持部分社会主义思想。他的侄子傅乐成在《先伯孟真先生的日常生活》文中说，这是因为他“极端痛恨世界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毛子水在《孟真先生传略》文中说，傅斯年“是一个主张自由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的人”。
1937年1月20日，傅斯年在致张荫麟的信中自承：“就个人思想论，弟早岁热心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以前甚多来往”。他曾对何兹全说，“他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何兹全《谈谈“最稀有的天才”的傅斯年》）；又对陶希圣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了解他思想脉络的陶希圣认同，笑答：“可惜很少人知道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还可以结合在一起。”（陶希圣《傅孟真先生》）
1949年某天下午，白色恐怖笼罩台北，傅斯年和程沧波“大辩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他口口声声是赞成社会主义”。程对傅早逝的最大惋惜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终有一天会调和而混合的”，傅斯年如在世，“对这方面必有极大的贡献”。（程沧波《记傅孟真》）
与胡适一样，傅斯年是中西知识分子之典范，其人格是中西文化精华之结晶；与胡适不完全一样，傅斯年是自由社会主义儒者，或者说是自由社会主义之士。解读其政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轨迹，有三个维度：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经济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和文化层面的儒家传承。比胡适多了“社会主义”这一维度，但最底层、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还是儒家传承。
在文化新旧更替、政权新旧更替、国家救亡图存的大动荡时代，傅斯年这三个维度、三个烙印更为凸显，冲突更为剧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光明未来，也许关键就在这三维之间，走出“第四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