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傅斯年肯定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有自己的心得。1920年，他说：“社会主义是去困穷──须赖以全力增加生产额──而不是去财富。”（傅斯年《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与65年后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不谋而合。

1919年7月，鼓吹渐进改良的胡适抨击，“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鼓吹激进革命的李大钊看到此文后，随即反驳胡适的观点，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同时“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胡适、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领导力量的分歧、分化。用现代语言描述，争的是“脚踏实地”还是“仰望星空”，两者不可偏废，但又往往各自过犹不及。傅斯年保持沉默，没有介入这个争论。原因大致有二：一、对两位教授都敬重。“新潮社的成员既是胡适的追随者，也是李大钊的追随者”（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二、他的思想也矛盾纠结。

1923年，傅斯年留学时在英国伦敦买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精装原本，非常高兴，当即用毛笔在书名页前的空白页上写下：“购得我们工人阶级的圣经，其喜也不可名状。”（张友仁《周炳琳与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