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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國政治的劇烈動盪，已不只是政黨輪替或政策風格之爭，而是對自由民主本身正當性的根本質疑。不論川普政權的「國家重建」是否成功，人民對自由民主作為現代政治基礎的信任，已明顯動搖。本書正是從這個斷裂點出發，追蹤美國社會中左右兩極不斷升高的思想衝突，指出所謂「川普現象」並非短暫的政治民粹，而是一種體制變革（regime change），奠基於宗教性與文化性價值之上的深層思想轉變。
本書作者井上弘貴長年研究美國政治思想史，他以冷靜周延的筆法，系統性整理了支撐川普崛起與再度執政的思想力量，並將這股勢力概括為不同於傳統保守主義的「第三代新右派」。這群人不再滿足於修補自由主義秩序，而是從根本上質疑古典自由主義，將其視為導致社會分裂、共同體瓦解與菁英壟斷的根源。
◆ 三道互相矛盾的新右派脈流：宗教、文化、科技
第三代新右派並非單一思潮，而是由多條彼此張力十足的路線交織而成，包括主張復興基督教秩序的宗教保守派、強調國家主權與文化認同的文化保守派，以及以科技發展與未來主義為武器的科技右派。以下是三大特徵：
第一，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懷疑，以及試圖從其框架中脫身。
他們不再將自由主義視為現代社會的出發點，而是批判其為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與共同體瓦解的根源。
第二，回歸國家與宗教。
他們對個人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抱持警惕態度，轉而肯定由強勢國家權力或宗教秩序所支撐的治理模式。
第三，對科技的積極擁抱與未來主義傾向。
尤其是科技右派，試圖以科學技術為手段，提出超越自由主義秩序的全新文明構想。
作者深入剖析這群「第三代新右派」的思想與來歷，書中探討的主題包括MAGA運動、另類右派（Alt-right），以及新右派（New Right）等不同流派，並深入介紹諸如後自由主義右派（Postliberal Right）和民族保守主義（NatCon）等新興思想。同時，它也檢視了「1619計畫」與「1776委員會」所代表的兩種對美國建國史的不同詮釋，以及科技巨頭如提爾、馬斯克等人在塑造現代右派思想中的影響力。此外還提及了「大取代」（The Great Replacement）等極右陰謀論，以及這些理論如何在美國和歐洲的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中傳播。
宗教保守、文化保守與科技右派等多樣化思潮，並非鐵板一塊；它們彼此之間充滿矛盾與衝突，卻因「對自由民主的不信任」這一共同點，而得以暫時結盟。再次強調：現代美國政治的核心斷裂，不在左右，而在於是否仍承認自由民主作為政治正當性的來源。
美國從二○○○年代開始，究竟發生了什麼？
冷戰結束後不久，在表面上看起來堅若磐石的自由民主體制之下，美國社會內部其實已經開始浮現價值觀的對立。社會學者詹姆士．戴維森．韓特（James Davidson Hunter）在蘇聯解體的同一年，也就是一九九一年出版了《文化戰爭：為美國下定義的一場奮鬥》（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一書；而美國社會內部圍繞著種族、性別、性取向、宗教等議題的兩極化對立，也正是在此之前就日益加深。例如二○○一年四月，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因一名黑人青年遭警察槍殺而引發暴動（二○○一年辛辛那提暴動）。然而，這起事件卻很快被幾個月後發生的「九一一」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國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事件所掩蓋。
二○○○年代後半以降，尤其是二○一○年代歐巴馬政府到第一任川普政府之間，保守派與自由派在文化議題上呈現出毫無妥協餘地的對立狀態──也就是所謂的「文化戰爭」──這導致美國社會的基本原理開始動搖。二○○八年，巴拉克．歐巴馬擊敗了共和黨的約翰．麥肯（John Sidney McCain III），成為美國史上首位黑人總統，一度讓人認為基於膚色的歧視已經成為過去式。進入二○一○年代中期，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歐巴馬政府下的美國社會持續向更進一步的平等化邁進。在歐巴馬兩屆共八年的任期當中，共和黨方面出現了如茶黨運動般的草根反建制運動。另一方面，民主黨則逐步壯大一種以多元化與政治正確為優先、明確轉向推動社會正義的自由主義路線。
二○一二年的特雷馮．馬丁事件（後述）做出無罪判決，成為日後「黑命貴」運動的導火線。二○一四年至二○一五年間，全美各地接連爆發激烈的種族暴動。「黑命貴」運動，正是一種對「制度性種族主義」（Systemic racism）的控訴──亦即認為基於種族的不平等，至今仍在政策與社會制度當中持續運作。二○一七年，女性針對性騷擾與性暴力而集體發聲的 #MeToo 運動也迅速擴大。二○二○年五月，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喬治．佛洛伊德事件」（後述），再度於全國點燃了對社會正義的強烈呼聲。
在自由派與左派激進運動興起的同時，右派這邊也同樣有所行動。二○一七年八月，極右派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舉辦了名為「團結右派大會」（Unite the Right Rally）的集會；而前文也提到，二○二一年一月美國更發生了國會山莊襲擊事件。實際上，右派的激進主義與左派一樣，早在二○一○年代，或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經逐漸顯現，並開始反叛既有的共和黨及主流保守思想。如果說在二○一○年代，「黑命貴」成為左派激進主義的一種標誌，那麼將右派激進主義凝聚在一起的標誌，便是「另類右派」。
另類右派的興起──對主流政治的反叛
打破傳統保守主流格局的「另類右派」，正如美國非營利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定義，他們主張「白人的身分認同」正因政治正確與多元文化主義而陷入危機。[1]它與早已存在的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有許多重疊之處，因此一度讓不同思想傾向與團體在「另類右派」的旗幟下匯合。然而到了二○一六年秋天，另類右派逐漸分裂為兩股勢力，一方是新納粹（Neo-Nazis）與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等極右勢力，另一方則是明確批判這些立場的人士，後者被稱為「輕度另類右派」（Alt-lite）。
在「另類右派」這個詞尚未出現之前，右派內部的非主流派之間，早已瀰漫著對於推動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小布希（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政府的不信任感。當時的布希政府中，對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是一群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簡稱新保守派／新保［Neocons］）」的人士。這些人認為，對美國與世界民主構成危害的國家或團體，都可以對其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第一代新保大多是猶太裔，且許多人原本出身左派陣營。他們雖然曾支持美國介入越戰，但二○○○年代崛起的第二代新保，更展現出第一代所沒有的傲慢。例如，屬於第二代新保的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曾直言不諱地主張，歐洲之所以對外部威脅的容忍度高於美國，只不過是因為歐洲的軍事力量薄弱罷了。卡根的邏輯是，假設在森林裡遇到熊，只拿著小刀的歐洲，當然會比手持步槍的我們（美國）更謹慎。而我們既然有步槍，使用它又有什麼不對呢？
這樣的態度引起了強烈反感，也徹底奠定了新保守派至今仍揮之不去的負面形象。在美國國內，特別是在右派內部的非主流派之中，對既有菁英的不信任感便逐漸浮現，並且與反猶太主義相互結合。
另類右派社運人士之一的布拉德．格里芬（Brad Griffin，本名 Hunter Wallace）就指出，如果認為另類右派是對歐巴馬的種族反動才誕生，那是完全不正確的。[3]究竟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採信格里芬的說法，可能尚存爭議，但依照他的說法，「反體制右派」的原動力，來自於對新保守派與推動全球主義的右派菁英的不滿；他們將這股憤怒之情，轉化成網路論壇上匿名的謾罵言詞。
正如在日本討論「網路右派」時無法不提網路一樣，在美國，若忽略網際網路的存在，是無法理解「另類右派」的。在歐美的極右匿名論壇當中，最知名的就是「風暴陣線」（Stormfront）。這個網站於網際網路草創期的一九九五年，由三K黨（KKK）前幹部唐．布萊克（Don Black）創立。在這個論壇裡，白人至上主義者與否認大屠殺（Holocaust Denial）的網民發表言論，以匿名方式交流並交換情報。
然而，如果白人至上主義或新納粹僅僅只是以這種右派支流的形式，存在於封閉性的網路空間，它們或許就不會演變成如此大的規模。但到了二○○○年代中期，情況發生了巨大轉變：一位能夠集結各種團體與思潮的年輕「魅力型領袖」橫空出世。這號人物，就是在日本也廣為人知的理察．史賓塞（Richard Spen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