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和朵瑪:西藏離散社群的流動與社會韌性

這是一個外族人進入藏文化找尋自我的故事,個人「應該屬於」的國家以及「自己是誰」,總歸必須是自己的選擇。相較於世界上其他的難民群體,西藏人是一個特殊的個案。這個群體以印度為主要的遷入地,其中包括以學校為目的地的孩童與青少年、因宗教因素追隨領袖流亡的朝聖者、出生與居住在安置屯墾區,繼而以難民身分生活的無國籍人。這本書主要描寫的就是這三群人,他們並非完全不重疊的類型,如同生命延展的方式,他們可能從一種樣態流進另一種樣態,再長出新的生存方式。

從背包客、田野調查到成為一位研究者,從一名旅途中的觀察者,進而融入西藏、印度等地的離散社群,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從流亡到共生,非自願移民的近距離觀察。

血緣與純正性

開始旅行的時候,第一個帶的行李是自己。

匆促中逃亡,或者並不確定要離開多久,自己就是最重要的資源與工具。誰是「西藏人」(Tibetan)這一題有很多回答方式。首先在中文語境中有西藏人跟圖博人兩種說法,在英文當中就用Tibet來說明。西藏這個語詞有中國中心思考的疑慮,因此使用圖博似乎是最尊重人群的名稱,但藏語稱呼原本只有一個音節,由圖博變化的博巴( Bodpa)則最接近標準藏語發音。這些轉折對於同時能夠說標準藏語、英語和漢語的人群才有意義。我的經驗是,日常交流對話當中會說漢語的藏人會使用西藏這個詞,用西藏來出版的網站、圖書和小冊子也遠遠多過圖博,本書就用西藏來稱呼這個地方、藏人來稱呼這群人。

身分認同有內生跟外生,內生是自我認同,外生是外界怎麼標記與定義。在國家實施戶籍登記與核發身分與旅行證件之前,人口流動從未停止;在國界劃出並且實施邊界管控之後,旅行變得困難了一些,但也並未終止人群跨境移居、組成家庭,甚至有了第二代。今日我們很容易遇到一個年輕人,出生在美國能說流利的英語和西班牙語,她的自我認同是藏人因為她的母親來自從衛藏10出逃流亡的血緣,她的父親則是來自瑞典移民血緣的美國人。或者我們可能會在Instagram上追蹤一位業餘兼職的饒舌歌手與DJ,出生在四川成長於瑞士,在印度與英國留學,有著較白的膚色和深咖啡色的頭髮,他的音樂是藏語、瑞士法語和英語混和的歌詞。我們也可能在澳洲遇到一些學問深厚的藏語老師,他們曾居住過中國,人生有十多年以難民的身分勉強度日,旁人經常從長相和身材誤以為他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又或者在臺灣繁忙的火車站與身著袈裟的出家人錯身,他們可能是從臺灣出發在印度的藏傳佛教寺院求學二十多年,日常生活都使用藏語、英語和印度當地語言;他們也可能來自拉薩周圍因為一些因緣後來到臺灣待了二十多年,能說流利的漢語也甚至學會了幾個台語字詞。全球化文化混雜和移動融通的創造的身分已經無法用單一框架來表示,西藏人可能是個人多重身分中的一部分。

關於種族的純正性在九〇年代中期是一個研究熱點。過度重視單一身分也有種族歧視的疑慮,特別是它為生而混雜美麗的新世代塑造了一個「必須做出選擇」的壓力。因此我想在一開始就說明,身分取決於個人的選擇,可能是被放大的部分,也可能是被縮小或者隱蔽的部分,而每一個策略都有理由,正如這一刻的選擇可能在下一刻變化,取決於在什麼樣的環境和應對什麼樣的人。

和西藏人談西藏身分

來自單一種族國家的人群恐怕比較難理解的是,如何判斷移民歷史造成眼前這個人看起來的樣子和這個人的身分文件證明、慣用的語言與氣質、還有對於特定文化脈絡的熟悉性並不相符的情況。我在十多年前進入藏區接觸藏人時所使用的視角也是單一化的印象。旅遊書上選擇的照片和在真實生活中見到的人、在民族藝文場合展演身分的人,與特意標誌出自己已經跟傳統脫鉤的人當然會有巨大的不同。我的腦袋裡還停留著藏語是一種標準的語言就像國語或普通話的時候,耳朵已經充滿各地不同的腔調、說法,而它們當然都是藏語。就像你問二戰前後出生現居臺灣的人口關於「臺灣和臺灣人」的身世,你會得到許多種不同的敘事,如何定義西藏的範圍和西藏人因人而異。對我來說,我的研究對象認定的真實就是真實,因為我的任務是去了解他們所認知的經驗和詮釋。地圖疆界界定的責任是國家,我的研究對象是人與環境。

當我們與藏人聊到西藏的身世,今日很少有人(除非是研究相關文史的學者)會提到松贊干布建立帝國之前的古代歷史。這種集中式的思考方式和中世紀遊牧民族部落社會逐漸變成國家治理型態有很大的關聯,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西藏各地在中國共產黨統治前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教育體系和敘事版本11。對於遊牧民族來說,家庭是最重要的生產和生活單位,部落是保護確認領地範圍的最重要身分,陌生人碰面時先自報家門、說出族系並找尋彼此之間的關聯是非常基本的禮儀和自保方式。

與流亡藏人或者海外藏人談血緣則有另一層意義,是為了要記得家族從哪裡離開以及為何要離開。據說這是西藏歷史上第一次人口大量逃難與遷徙12。於是我們的故事就從那時開始。這段歷史目前已經有不少著作探討13,在這裡為了要說明我的立場,因此簡單描述一下我所認知的部分。

喇嘛指的是藏傳佛教的男性出家修行者,並不是一個名字。藏傳佛教有許多宗派,每個宗派重要的領導人通常是轉世活佛(又稱仁波切)。所謂活佛的意思就是他們被認為是神以人的樣子存在於人世,轉世的方式有完全與生殖脫鉤的活佛相互認定,也有血緣基礎父傳子的形式,每個教派有不同的傳統。十七世紀初,領導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第五世轉世活佛在當時的政治情勢下獲得強大的蒙古帝國可汗支持成為統治整個西藏的法王,喇嘛名稱前冠上達賴,這是達賴喇嘛這個稱號或者角色的由來。達賴喇嘛指的是至高無上的智慧,五世達賴喇嘛及其之後的轉世者遂成為西藏的統治者,直到第十三世及第十四世轉世為止。

藏人流亡的前奏

除了重要的宗教與政治領袖,一般人的生命歷程在自媒體不發達的時代是缺乏資料累積的,所以在這裡用重要的宗教領袖人生歷程為例子來說明藏人流亡的背景因素。這也是因為這兩任達賴喇嘛領導人以及他們的幕僚助手在當時所做的許多決定,影響了後來西藏的政治地位。第十三世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生活在政治風雲變色的十九世紀中後和二十世紀初。英國和當時的沙俄在中亞競逐勢力,被當時的小說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小說《基姆》(Kim)中以大博奕(The Great Game)一詞來代稱充滿間諜與商旅的文化和政治利益碰撞時代,一八七〇年後英俄進入今天的西藏和新疆地區。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主要面臨的課題是戰爭。英國將領榮鵬赫(Younghusband)帶領自克什米爾和尼泊爾印度交界山區的廓爾克部隊從隆吐山推進至江孜要求西藏帝國履行通商和邊界協定,接著在一九一〇年清軍占領拉薩,從一九〇四年左右到一九一一年,年輕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待過外蒙古、五台山和北京,於一九一三年五月發表獨立宣言。在這份宣言中,達賴喇嘛明確地指出,西藏是一個宗教信仰虔誠、獨立的小國(a small, religious and independent nation),為了生存於世,我們必須挺身保護我們的國家(defend our country)。在這份後來被爭取西藏獨立運動(Rangzen)廣泛引用的政治文件中,他將中國與西藏的關係表述為信徒與上師(patron and priest)的關係,而非一方對另一方的臣服(subordination),並以西藏傳統的隱喻書寫方式表達在此關係下中國意欲對西藏展開的殖民行為,就像天空中的彩虹。目前被西藏獨立運動組織當作是獨立國家證明的西藏貨幣也是在此一時期發行,僅出現於城市及藏區境內的貿易活動,國家稅收仍然以實物和勞役(烏拉)為主。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只活不到六十年就去世了,他過世後到轉世被發現前的這段空窗期、以及轉世後的達賴喇嘛成年懂事前這段轉接期,國家政治依照傳統由攝政王(通常也是高級僧侶)處理。在一次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高原上的國家領地不斷萎縮,過去能夠徵收稅金的附屬小國已經成為其他擴張大國的附屬或者自行獨立。一九一三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西藏人與中國軍隊在康14的衝突從未停止,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一年安多地區的邊界受到中國軍閥入侵動搖前,一些高官貴族與大商賈已開始將財產與家族成員移動到仍在英國殖民下的印度大吉嶺,政治情勢使得統治集團內部開始分裂成不同的利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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