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七世紀，拉法葉夫人（Madame de Lafayette）的《克萊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便讓讀者熱淚盈眶。1塞維涅侯爵夫人（marquise de Sévigné）喜歡跟她的筆友說，她如何因為讀了高內耶（Corneille）的劇作《普薛莉》（Pulchérie）而哭了出來。2如果這些信件所言不假，眼淚的滋味首先觸及女性讀者，已經發展有好一段時間了。法倫索瓦．芬內隆（François Fénelon）寫的《忒勒馬科斯歷險記》（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被視為感人之作，因為故事中男女要角流下的淚水特別豐沛。在閱讀的行為史上因而浮現了一個新的人物，也就是感性的讀者。感性的讀者用情感做為閱讀文本的媒介，並想將這個重要的時刻告訴朋友、通信的筆友，甚至是原書作者。

十八世紀初，普列沃斯神父（Abbé Prévost）的小說是催淚佳作。一七二八年，艾依榭小姐（Mlle Aïssé）跟一個筆友說：「有本新書叫《一個避世好人的回憶錄》（Mémoires d’un homme de qualité retiré du monde），不是什麼名著，但整本書一百九十頁都是讓人邊哭邊讀下去的。」3艾依榭小姐哭是哭了，但她的情緒反應並不妨礙她對普列沃斯神父作品的嚴厲評斷。她哭得像個鑑賞家，批判的距離限制了情感的參與。不過，普列沃斯神父在一七二八到一七四○年之間出版的小說仍膾炙人口。他的作品以悲劇的面相、道德哲學和激情的分析刷新了小說文類的法則，也讓這些觀念在作品中發展。小說人物因為情感熾烈而躍然紙上。普列沃斯神父一手證明，理性的十八世紀初和感性的十八世紀末，兩者並非涇渭分明；這樣的分野，顯得感性靈魂的時代好像只是尾隨在啟蒙之後的影子。4雖然在普列沃斯之後，就沒有人在這個文類獨占鰲頭，但隨著這股文學運動增強，感性的浪潮觸及了主要和次要的作家，不分地位，以小說創作為最。在十八世紀文壇，哭泣似乎蔚為風尚。文人有可能是這項流行的推手，但流行是有可能脫離創始者掌控的，不管推手是否覺得有責任維持流行。我們常會認為引領風潮的必然是知名作家，但其實他們的作品並沒有被廣為閱讀。格拉菲尼夫人（Mme de Graffigny）和李科波尼夫人（Mme Riccoboni）寫的愛情小說，或是巴庫拉．達爾諾（Baculard d’Arnaud）情感氾濫的作品，雖然其中包含的哲學內容少之又少，但卻能催出許多人的眼淚。基於對圖書館目錄的系統性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情感氾濫的作品在圖書館架上的借閱人氣大勝盧梭（Rousseau）、狄德羅（Diderot）和伏爾泰（Voltaire）。

如果讀者因為小說而沾染流淚的習氣，可以想像，讀者最終會在小說中找到眼淚。而有些作家極力想寫出催淚之作的原因，便不言而喻了。

書籍的序言常常遞出流淚的邀請。不過，文人為了催淚，未必會故計重施。在《無常的煩惱》（Les Malheurs de l’inconstance）中，作者克勞德．約瑟夫．多拉（Claude Joseph Dorat）清楚解釋了感性路線的選擇。哭泣的樂趣能讓人能在不受到理性的干預下，用愉快的方式獲得道德教育。這體現了啟蒙時代特有的樂觀態度，喜歡將有用的效益和歡欣鼓舞的感受合而為一。

首先，我想真誠待人，只呈現可能發生的事情，讓讀者天天面對眼前的現實時，獲得一隅之見，讓其中的教誨既有用又富含感性的魅力。透過眼淚傳授的課程，並不會使人內疚，它出現後，能悄悄潛入思想的層次；這時，思想受到靈魂的愚弄，不應該就此反制它帶來的樂趣。

對有意聽信的人來說，這樣的道德與感性布道具有十足的感染力。然而，多拉並不覺得他用的方法是最容易的。他不使用恐懼或「淚水的慰藉」（他批判黑色犯罪小說），而是結合感性、品味和道理，觸動心靈。在這裡，催淚手法的用途在於描摹美學和倫理問題。這個方法具備複雜度和敏銳的心思，預示了更為珍貴的眼淚，因為這樣的眼淚並無法緩解內心煎熬，而是用愉快的方式讓道德準則刻骨銘心，而且不涉及哲學思辨。他也告訴讀者，這項工作花了他許多年的時間。

和多拉不同的是，巴庫拉．達爾諾在描寫恐怖或黑色題材時樂在其中。對於為何要描寫一對有罪的戀人在公園幽會，他有另一套解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狀況，欲蓋彌彰是沒有用的。心胸狹窄又頑固的讀者看了會生氣，但感性的人會落淚，並且說：『也許，我也會做出一樣的事。』」6讀者必須在各種角色之中挑選一個。冰冷的理性在此遭摒棄，跟溫柔的沉緬相比相形見絀，因為後者被全力肯定，召喚到的認同多於同情。兩位作者都用了纖細的譬喻來營造催淚場景。在這裡，我們能見到當時公眾感性的一面，傾向將各種情況講得繪聲繪影，也沿用劇場的語彙，因為劇場會將催淚場景搬演上台。不過對巴庫拉而言，具有道德寓意的催淚手法不敵感性的潮流；這個潮流更喜歡為了愛情而哭，也就不管道德路線的鬆懈了。巴庫拉還是達成了他的目標，因為根據弗烈宏（Fréron）的說法，巴庫拉的小說對讀者造成的催淚效應「勢如洪流」。7不過，評論家格林姆（Friedrich Melchior, Baron von Grimm）覺得，巴庫拉的小說只算得上是適合「女裁縫和服飾商人」的好書。8巴庫拉不是哲學思潮的一分子，在意道德寓意的程度，也不如採取手段感動讀者的過程，他在此無限上綱，對過度或浮誇之虞不屑一顧。

閱讀帶來的效應並沒有被忽視。所有的證據顯示，人們之所以追求這些效應，為的是獲得或多或少更細緻的情感。在這裡，作家的任務是訂定情感的劑量——沒錯，作品要催淚，但方法五花八門，而且意涵都不一樣。很快地，人們便習慣用讀者群流淚的多寡，來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盧梭的《新愛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出版時，出版社告訴他頭幾卷的迴響不錯，由於書是分卷出版，於是便分卷評點讀者看到哭泣的程度。9讀者為《新愛洛伊斯》寫了眾多分享文字，但有些扭曲焦點——畢竟大家在讀盧梭時，目的並不是要哭泣。盧梭在回應時，則是舉了一則匿名讀者來函為例，說它出現了一個沒有前例的認同過程，值得注意。

小說中的小說，或讀者的角色

閱讀行為在十八世紀的小說中占有一席之地。閱讀所帶來的淚水，有時在敘事裡具有核心作用。李科波尼夫人便運用小倆口一起閱讀的場景，呈現兩顆心的交會：

每時每刻，我們的祕密都像是要從心中溜出去，眼神則早已洩漏感情。某天，我們讀到一則扣人心弦的故事，那是關於一對遭到殘忍分離的戀人。書從我們的手中滑落，淚水交匯，我們有些害怕地望著彼此。他圈擁著我，像是提供支柱一般，我依偎了過去。後來我們打破了沉默，一起嘆道：『啊，他們真是不幸！』傾吐了柔情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滿滿的信任。」

這個段落使用「套層密藏」的閱讀技法，也宣示了兩個主角即將遭逢的波折。[1]因為共讀感人的小說，兩個聲音彼此應和，兩雙眼睛一起落淚，這樣的情景顯示，跟愛人一起看書非常享受。眼淚准許兩個感性的角色互吐衷情，也是心心相印的證明，不訴諸流俗的套路，帶給讀者（或敘事對象）的感染力毫不遜色——這樣說是要將讀者從虛構的讀者中區分開來。為小說而流下的眼淚帶有尊嚴，可彌補語言的不足，依循感性細膩的運作模式，傳達它能自由表達的內容。人們不會害怕被觸動，因為哭泣源自悲天憫人的情懷，被視為一項美德。

在十八世紀，李科波尼夫人使用的書信體小說技法非常流行。這個技法強化了小說模擬現實的幻覺。在書中，戀人往往在寫信或讀信時濡濕信紙，讓字跡模糊不清，久而久之便成了文學中的家常便飯。這樣的行為模式影響了現實世界的魚雁傳情，書信小說和情書開始出現模仿和濡染的情形。不管是手寫或印刷的紙頁，好像都布滿淚痕。李科波尼夫人鍾情於一位名叫李斯頓（Sir Liston）的蘇格蘭青年，她的信件常常沾滿淚水，跟她小說中的女主角一樣。11私人書簡也不外於這股風潮。露西．杜普雷希（Lucile Duplessis）曾在她的紅色札記中寫下給未來丈夫卡彌爾．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的一段話，透露出落淚的跡象，被安德烈．蒙古龍（André Monglond）發現了：「我有一天會成為你的妻子嗎？有一天我們會結合嗎？唉！也許，在我吐露這些願望的同時，你早就把我忘了……一發覺這個殘忍的想法，我的眼淚便濡濕了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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