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丁：全职工作者拥有大量“公闲时间”，不稳定就业者不仅缺少这类福利，还必须从事许多繁重的非生产性工作，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2024年5月27日 07:26 经济学家 盖伊•斯坦丁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盖伊•斯坦丁是《时间的政治：在不确定的时代获得控制权》(The Politics of Time: Gaining Control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一书的作者
欧洲各地的政界都出现了一种呼声，主张要想方设法增加人们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较少被认为是本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一个主要根源。然而把关注点放在工作时长上是错误的。政府不应该向失业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去找工作，而应该思考如何提高所有与工作相关的时间的生产力。
对一些全职雇员来说，他们的工作日充斥着大量所谓的“虚无的劳动”(empty labour，指在工作时间干工作以外的事情)。我为了写一本关于时间的书而进行调研时，收集到许多例子。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与一位德国公务员有关，他退休时给同僚们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他在那里14年了，但他并没有真正在那里，因为他一直无事可干。另一个例子与伦敦金融城一家金融公司的一位高管有关，他辞职后曾写道，他每年拿着六位数的薪水，6年里做的工作其实不用6个月就能干完。
政策制定者在衡量就业时，往往是看花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而不是花在做事上的时间。因此他们看不到有着全职稳定工作的人（salariat，薪水族）与不稳定就业者（precariat）在时间方面日益增加的不平等。
许多薪水族拥有大量的“公闲时间”(bleisure)，用于开展休闲型公务，比如拓展活动，集体外出研讨。他们有时还带薪参加所谓的持续专业培训(CPT)，参加者往往认为这种活动是在不必要地浪费时间。麦肯锡(McKinsey)估计，有5%的薪水族雇员轻闲得可以同时干两份或更多份全职工作。麦肯锡把这种趋势称作“拿双份薪水”(double-dipping)。
相比之下，不稳定就业者不仅缺少这类福利，还必须从事许多繁重的非生产性工作。例如，很多人不得不一边做着短期工作，一边找工作。而由于网络系统的兴起，现在找工作变得更加耗时了，这类线上系统迫使申请者要经过多轮填表和测试。在有些国家，可能会有五到六轮这类程序。平均来说，一个求职者在获得一次面试机会之前，要发出25份以上的申请。
有些岗位可能要求“为工作服务”(work for labour)，即兼职员工要在不算作工时的时间里做着无偿的工作。还有些人，比如家庭护理员或送货司机，可能不得不在没有上工的时间“等候工作”。这种情况不只是出现在签了“零时合同”的打工者身上，而是要普遍得多。
可耻的是，不稳定就业者还要面对大量的“为政府做工作”(work for the state)的要求——诸如提交福利申请，证明自己在找全职工作，就福利被扣减或暂停提出申诉。还有，护理越来越紧缺。由于老龄化以及护理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人被迫做着无偿的护理工作，这种情况被错误地称作“无经济活动”(economic inactivity)。应该赋予这类工作恰当的经济价值，不能只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可衡量的GDP增长率而认为应该减少这类工作。
任何想要领取国家福利的人，不管本人有工作还是失业，都被迫耗费极其大量的时间用于申请、排队、填表、修改简历、申诉、收集财务证明等等。在英国，工作与养老金部在介绍其“统一救济金计划”(universal credit)时明确表示，它希望让失业变得像工作一样耗时。失业者必须证明，他们每周至少花35个小时找工作，这样才能申领统一救济金。
欧洲各地都存在类似趋势。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做着各种浪费时间的活动，我们损失了多少可用于生产性经济的时间？
最后还有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情况，被我们看作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人们花时间在食品银行申请赈济和排队，仅仅是因为得不到帮助就无法活下去。不只是无家可归者，一部分有工作做的人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要让目前被浪费的时间能转而用在生产性的工作上，有很多事可以做。与旧的工业市场体制相比，在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体制里，时间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政府应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