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在每一个后发展国家，几乎都有一番争论——那就是该不该接受外来西方文明，怎么接受？比方说，十九世纪，在德意志，有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之争，在俄罗斯，有西化派与斯拉夫主义之争。到了二十世纪甚至是在现在，各国各种形形色色的国粹派仍然在跟西化主义者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有些西化主义者发出了这样的激烈言辞——“我们应该欢迎西方的殖民主义，旧世界太污浊也太稳定了，只有让度国家主权才能改天换地”。这当然引发了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在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普遍反思殖民主义之祸的时代，也显得不合时宜。
幸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历史案例。本文所展示的历史案例就是印度，毕竟，如果从17世纪算起，印度确确实实是被殖民了三百年。那么，英国的殖民统治到底给印度带来了什么？印度人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征服者的呢？
一、英国对印度的影响从史料上来看，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英国对印度的榨取，比之后来似乎是要更粗暴一点的。
让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到底给印度带来了何种影响？
印度学者拉詹（M.S. Rajan）在一篇发表于1969年的文章中列举了英国统治的影响：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新型知识阶层与现代取向的文化；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的印度国家和民族（尽管最后出现了印巴分治，但不再有孟加拉人、马哈拉斯特人或泰米尔人之分）；议会制政府体系、宪法与普通法（及统一法律体系）。当然，他也含糊的提到了“英国统治下印度经济发展不足或发展不平衡”。
英国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弗格森在《帝国》一书中的观察则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当然有自己的私欲，但如果同其他统治者相比，那么即使没有功劳，至少也有苦劳。在负的一方面，发生了若干次死亡百万级别的大饥荒。在1868年至1930年间，印度外流的财富年均为国民生产净值的1%。1757年至1947年，英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7%，而印度只增长了14%；但在另一方面，英国也对印度进行了大量投资——到1914年，英国在印度的投资额达到了4亿英镑，英国人将印度人受灌溉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了原来的八倍（在在莫卧儿王朝时代，只有5%的土地受到灌溉）。在1820年至1950年期间，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11年（从21岁到32岁）。此外，英国至少为印度的受西方教育阶层提供了一个进步的契机。
对上面这些说法，左右两端都有更激烈的意见。印度独立后，一位印度作家乔杜里（Nirad C. Chaudhuri）在他的著作《一位无名印度人的自传》（丘吉尔觉得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的扉页上如此写道：
“为了纪念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它臣服我们，却没有给我们公民权。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抗争——Civis Britannicus sum（我是英国公民），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所有美好而鲜活的东西也是由同一种英国统治所产生、形成和激活的。”
在另一端，印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乌萨·帕特奈克（Utsa Patnaik）的评估则是，在大约200年间的殖民统治中，英国从印度人身上吸走了44.6万亿美元财富。假如她的评估是真的，这可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Balachandran）的估计也在每年的1%到2%之间。从这个角度看，在经济上，印度在英国治下确实是在缓慢失血，但似乎还没有到“被切开的血管”的程度。
当然，英国的殖民统治无论如何不能用优良来形容。拿大饥荒来说，《剑桥世界食物史》一书中提出，在南亚过去的2500年间，有史可查的大饥荒有90多次。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1700年之后，正好是英据时期。该书的结论是“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的饥荒时代”。上千万人在这些饥荒中死去。
通常认为，英治时代的大饥荒是由以下几个因素综合影响而成的：印度的固有地理生态（印度缺水，是的，你没看错）；印度被卷入全球市场，鸦片、大米、靛蓝和棉花等农业产品的出口是大英帝国全球经济的重要一环，而这既挤占了农业用地，也减少了本地粮食储备。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英印政府漠不关心的行政政策。
1877年，在德干高原发生了一场大饥荒，550万人丧命。当时的英国总督是利顿勋爵（1876年至1780年任职），一个顽固的保守党人，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饥荒期间，他坚持继续向德干的农民征税，并同时出口粮食。利顿对报纸上刊登的村民骨瘦如柴的照片无动于衷，他宣称：“仅仅是痛苦并不能成为开启救援工作的充分理由。”这种态度与处置并非孤例，思之仍让人齿冷。
路、铁路和电报系统上。印度的农业因此无法得到必要的支持。而印度大饥荒的反复生成，也跟英国官员顽固的古典市场经济自由观是脱不开干系的（英国官员坚持认为允许自由的区域间贸易即可以防止饥荒，而国家的责任只是使这些贸易得以发生）。
但是，英国官员秉持的“贸易自由即可防止饥荒”观点也不全然为错。《剑桥世界食物史》指出一个现象，进入了二十世纪之后，除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之外，在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印度大饥荒就停止了。现代学者通过数据统计，发现这是由于印度铁路网的扩展造成的。更便利的交通降低了粮食运输成本，从而使得自由市场终于开始起到了救济饥荒的作用。
总之，罗伊认为，（1856年之后的）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影响正负交织，成也小政府，败也小政府，它对印度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阶级和产业的影响是不一的。“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帮助了企业发展，减少了死亡率，使农村贫穷，而且根据某些标准，使妇女的处境更加糟糕。”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考虑一下控辩双方的说法。
在控方一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一种说法是，根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计算，在18世纪初，印度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23%，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和，但是当英国离开印度时，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3%多一点，这足以证明英国200年的崛起靠的是它在印度的掠夺。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是非常能说服我，因为同样根据麦迪森的计算，中国在1700年全球占比也是22.3%，1952年则落到5.2%（中国和印度GDP的绝对值还是在增加的）。中国和印度经济几乎是同步跌落，而中国在这段时间之内基本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所以印度全球经济地位的下降看起来不像是说明了殖民统治之恶，倒更像是在显示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做大了全世界经济的盘子。
辩方一边则称，相比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榨取来说，英国的统治绝不算酷虐（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考虑到从印度转移到英国的财富并不足够大，不能把印度经济发展的落后怪到英国头上。但这个说实话也不够有力，这只能说明英国对印度的剥削没有那么大，但并不能说明印度在英国治下没有受到更多的附带损害。印度经济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陷于停滞状态，总不是假的（虽则在不同方向有所发展）。
那么，没有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是不是能过得更好？很不好意思，到现在为止，学者们仍然莫衷一是。 但莫衷一是本身就能说明部分问题。
一位官员则把英国人的做法比作罗宾汉劫富济贫，苦涩的得出了一个结论：“罗宾汉成功地获得了那些他给予好处的人的青睐。我们则设法让他们像被我们掠夺了一样充满敌意。”
既然放弃了改革理想，那么最方便的话术就是“印度人和我们天生不一样。”而当印度人开始表现得跟英国人一样的时候，英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厌恶。帝国史学家梅特卡夫说道：“英国人尤其厌恶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人，这些印度人被统称为巴布。英国人的这一尊称相当于英国的先生，英国人将这一头衔变为一种蔑称，用以指称那些力图模仿英国模式的不值得尊重的人。这种傲慢态度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未说出口的、焦虑的恐惧。巴布对英国行为方式的模仿，提醒着英国人那种英印之间的相似性的存在，而这种相似性是英国人一直在力图否认的。”一位英国官员抱怨道：“在立法委员会中没有比大量受过教育的孟加拉本地人更危险的因素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甚至说道，这些巴布“在平静时期只能是反对派，在动乱时期只能是叛乱分子”。
此盛赞麦考莱在十九世纪初中叶将英国文化与教育引入印度的建议：“正是这个人的天才，狭隘的欧洲主义，自满的英国伟大感，赋予了我们所知的现代印度生命。”
作为英国统治的受益者，最开始的时候，这些“新印度人”的想法是改革（如同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1852年，一群孟买人（其中包括了葡萄牙人和犹太人）成立了孟买协会，印度最初的民族主义者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日后他将被尊称为“伟大的老人”，也会成为英国国会议员——如此发言道：“在我们现在的政府统治下，我们享有印度居民在任何本地君主统治下都很少知道的自由和繁荣，这个协会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确保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保持我们与政府之间的良好谅解。”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新印度人”开始感觉到英国整体治理思路的转移，以及对对自己前途的损害，这使他们普遍产生了挫折情绪与相对剥夺感。印度国民大会的催化剂就是前述白人暴动事件，一位持进步理念的英国官员在总督的支持下，给加尔各答大学的毕业生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励他们组建一个国家复兴协会。1885年，第一届印度国民大会得以召开。当时的英国总督乐见其成，认为政府不知道人民在想些什么是危险的，这样一个协会能成为“释放巨大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安全阀。在成立的前十年里，国大党每年在圣诞节期间开一次会，其成员主要是律师、记者和公务员。会议以英语进行。不出意外，国大党的主要诉求是扩大立法会的规模，改革印度公务员招聘制度，让印度人能有平等机会，以及重新征收棉织品进口税。
圣雄甘地本人在此时及之前，都以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的形态出现。他1869年出生于一个小土邦的贵族家庭之中，19岁去了英国读法律。毕业之后被一位印度商人邀请到南非担任其法律顾问。1894年，他乘火车前往比勒陀利亚，被南非白人赶下了火车（他买了一等座，但根据南非法律，印度人被视同黑人，只能乘坐三等座）。在接下来的20年里，甘地就在南非为15万印度移民争取权利。从以上事迹来看，甘地本人就是大英帝国印度政策的自然产物。
1915年，他回到印度，很快就成为国大党的当然领袖，他成功的将国大党转变为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党派，而非只是一小撮精英的影响团体。但此时他仍然是一名效忠派，此时他对英国统治的反感远远没有1925年他在写自传时的强度。“他鼓吹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战争中要绝对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与政府合作，并强调他所认为的基本真理，即如果帝国灭亡，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抱负也会随之灭亡。”1915年，当安妮·贝桑特（有爱尔兰血统，社会主义者，也是国大党第一位女性主席）希望在印度发动自治运动的时候，甘地告诉她，他不像她那样不信任英国人民，也不会做任何可能在战争期间会让英国人民难堪的事。甘地为英国招募了很多印度士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结束了英印双方的友好期，英国虽然有所改革，但也加强了镇压手段。甘地对英国的失信非常之失望，发起了非暴力抗争活动（罢工、绝食和祈祷），但在很多地方这很快这就演变成了群众暴力。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则，一名英国将军决定用子弹来执行禁止集会的命令，这演变成一场大屠杀。泰戈尔因对文学的贡献而被英王封为爵士，他以放弃这一头衔的方式来抗议这场大屠杀。甘地宣称：“与这个邪恶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是罪恶的。”在1921年，甘地决定发动公民不服从运动，即民众有意识的切断与政府的联系。从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最终开启了印度独立之路。
但我们很难说是印度人从此时就下定决心同大英帝国分道扬镳了。拿泰戈尔来说，1917年，他在美国发表了名为《印度的民族主义》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他认为，印度需要的不是“盲目的革命”，也不是“在社会奴役流沙之上的政治自由奇迹”，而是“稳定的、有目的的教育”，是从内部开始的演变。印度的当务之急是社会和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我们应当承认，西方来到印度是幸运的事情……尽管西方可能认为它是乞丐，我也不想抛弃西方文明，闭关自守。让我们紧密的联系起来。如果上帝认为需要英国作为这种交往和紧密联系的桥梁，我愿意十分谦恭的表示同意。”他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极端分子持有相当的怀疑态度，因为“坚持民族主义理想的人本身在社会实践上却是最保守的。”尽管这篇演讲发表于1917年，但是在这之后他基本上保持了相同的立场。即使到了1941年，他严厉控诉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他也竭力指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对西方文明之间的区别。
甘地本人当然比泰戈尔更偏向印度民族主义。但即使在1921年，他还认为在帝国之内实现自治是可能的。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安德鲁斯（Charles Andrews）是甘地的朋友，他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也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印度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写了很多文章和小册子，认为印度应该从英帝国脱离出来独立，而甘地对此表示反对。安德鲁斯对甘地抱怨说，“似乎你对我的同胞比我自己更有信心。”甘地回答说，“也许是这样。”甘地这么说也许是出于真心，也许是出于技术性考虑，但即使是后者，也说明甘地受到了一定的政治约束。一般认为，直到1928年，甘地的政治诉求还是实现印度的自治领地位（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尽管有勉强，他仍然把这个立场维持到了1939年。
三、结论？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对“印度人是怎么看大英帝国”这个问题，如果不讲政治正确的话，印度人自己恐怕也难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因为英印之间并非简单的压迫/剥削叙事可以描述。
拿前面讲过写出《一位无名印度人的自传》的印度作家乔杜里来说，他就是一名典型的“巴布”/“孟加拉先生”/“新印度人”。他是律师之子，年轻的时候到加尔各答大学求学。他第一次来到加尔各答，就注意到了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他讨厌当地的英国人，认为这些英国人明显的傲慢又势利。“他（所遇到的每一英国人都）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衰落做出了巨大贡献。就他在这个国家的工作和生意而言，英国人从他的祖国和民族那里带来了许多优秀的品质，但他在我们中间的居住似乎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些非常让人讨厌的特质，就像我们野生红狗身上那令人无法忽视的气味一样，这给英国与印度的关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但乔杜里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惋惜印度与英国的最终决裂。
这样的矛盾言语当然可以看成是乔杜里这一阶层同英国统治者利益纠葛的产物，但恐怕同样也反应了大英帝国在印殖民统治的复杂现实。
最后，让我们根据印度案例再来考虑“殖民三百年论”的对错。答案是，看情况。如果这个回答不能让您满意的话，那么下面的言辞是一位生活在法兰西帝国中的塞内加尔人所说的话：“欧洲不能同化非洲，但非洲需要同化欧洲。……非洲的精英需要同化法国的教育，就像一个人吸收他的食物。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吃菜和红薯，不是要变成菜和红薯，而是吸收它其中对身体有益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