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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兄弟？」
深蓝色封面的《查禁图书目录》，是民国五十五年（1966）十月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编纂，也是台湾文化部「典藏网」芸芸文物中的一幅影像。如果没人再去翻阅这本收藏于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原件，这本目录将与它前后出现的数本修订版，一同隐入历史尘烟。然而，仅仅是半个世纪前，台湾的审查员们却是手持这本目录，在戒严年代逡巡，试图将异己者的思想束缚在一册名单之中。
如今在台湾讲起「禁书」，似乎是一个久远的名词，但其实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日治时期颁布的「台湾出版规则」计起，至1987年蒋经国政府宣布解严，近百年时间里，台湾的出版与言论自由一直受到压制。 2019年，首尔书展特别企划了「禁书：竹林里的幽灵」专题展，邀请台湾、日本、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地的出版机构合作，展出各国历史中的禁书。
担任特展台湾选书顾问的出版人郝明义，曾借此总结了十项以往台湾禁书的理由，包括「共产思想」、「叛逆社会体制」、「有伤社会风化」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一本书被禁的原因；而诸如鲁迅、沉从文、老舍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附匪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必然在禁书之列。
日治时期政府对出版的管制，主要是在禁止出版牵涉诉讼案件、冒犯皇室尊严、有违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书籍；而到了国民政府戒严期间，随着官方加强对民间的高压统治，书籍被禁的原因也愈来愈多，执行查禁的机构更是包括台湾省政府、警备总司令部等等，无孔不入。由于这种审查体制所涉范围甚广，执行者的背景又参差不齐，因此还有许多其他书籍被禁的理由，在今看来十分荒唐。
例如学者古远清在《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中记述道，台湾的左翼作家陈映真，曾在被捕时受到盘问，审讯者质疑他为何会有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书——「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兄弟？」在红线密布的戒严年代，「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在官方把控之外的出版和流通，无不危机四伏。
红线密布的戒严年代，「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在官方把控之外的出版和流通，无不危机四伏。
然而，戒严年代也并非密不透风，仍有一群人为了传递知识，而甘愿冒险，写书、出书、卖书，让思想得以在肃杀的社会氛围中悄然流动。我们访问了三代知识人，从戒严时期流离海外的出版人、解严前夕贩售「匪书」的独立书店人，到如今回望历史的禁书策展人，对于他们而言，禁书年代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在思想钳制的过程中，这些书与人，又是如何逃逸于当局种种审查规限，让新潮知识仍能在戒严时期流通于世？
Part A：六七十年代
林衡哲：自由滋味，新潮文库到海外出版
1968年，29岁的林衡哲从台大医学院毕业，准备踏上前往美国的行医之路。离开的时候，他还未意识到，此行将如何改变人生轨迹。
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林衡哲，坐在淡水居所的大堂，双眼微阖。跟前的茶几上放满了他参与出版、或深受影响的书。这些书，也见证了他在台湾意识上的转变。 「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台湾意识。」林衡哲已数次在访谈、回忆录中这样说过。
在成长过程中，梁启超、胡适、林语堂的作品常是林衡哲的桌边读物；到了大学时期，他又迷上了影响一整代台湾知识青年的《文星》杂志：「那时候我都在看《文星》这种介绍世界的（杂志），却看不见台湾。」
1957年由「文星书店」社长萧孟能创办的《文星》杂志，在六十年代交由作家李敖担任主编，是以思想与批判性著称的刊物，为当时的台湾知识份子引介了许多西方思潮。然而在林衡哲成长的年代，本土思潮尚未兴盛；生于宜兰的他，就连同乡、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作家黄春明的作品，也是赴美后才如获至宝般地开始阅读，并不断感叹这些作品「比鲁迅的还好」。
这一趟前往美国的机票，也是林衡哲靠着翻译外文书赚来的。
1962年1月，《文星》杂志第51期面世，李敖担任主编，以胡适作为当期封面。胡适当时的一番话，对林衡哲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其在课堂误人子弟，不如翻（译）一本世界名著来得有贡献。」当时，林衡哲为了筹措学费，在繁重课业之余，还兼任家庭教师；然而正因从胡适这句话得到激励，他决然地在大四那年暑假推掉了四、五个家教工作，也不回老家宜兰，而是留在宿舍拼命了三个月，把《当代智慧人物访问录》翻译出来。
已经进了黑名单
「如果给文星出，你可能出不了国。」
《当代智慧人物访问录》是林衡哲的第一本译作，集结了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艺术家杜象（Marcel Duchamp）等14 位生活在19至20世纪的世界名人专访，一连卖出四版。他仍记得，在李敖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还谈及将这本书推荐给文星出版人萧孟能的往事。自此之后，林衡哲开启了外文书翻译的大门；因为崇拜哲学家罗素，他紧接着就翻译了《罗素回忆集》、《罗素传》两本同样对后世影响很深的作品。
这两本书原本也将交由文星出版，然而萧孟能却推辞了，理由是：「如果给文星出，你（林衡哲）可能出不了国，因为我们（文星）已经进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原来在六十年代初，作为党外杂志先驱《自由中国》主要作家的殷海光，因写下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呼吁民主潮流，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连续打压。这件事也是台湾白色恐怖年代时，为人所熟知的「雷震案」的其中一环。殷海光是自由主义学者，十分崇拜罗素，且也是文星的作者群之一。 1966年，他在文星出版了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不久后该书就因「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社会伦常观念」之罪名而被查禁，文星也一度受到当局的针对。
政治紧绷的年代里，文星陆续出版了不少「反动」作品，其中包括李敖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李声庭的《人权・法治・民主》等书籍，也都在面世后不久就遭查禁。而就在殷海光一书被封禁的两年后，1968年2月15日，文星书店总经理郑锡华就因「叛乱嫌疑」被捕；五天之后，萧孟能亦因「叛乱嫌疑」被调查。风口浪尖之时，林衡哲翻译的两本有关罗素的作品，最后与文星交错，转而交由彼时新成立的志文出版社出版。
志文的发行人张清吉，也是1963年开业的长荣书店的创办人。在风声鹤唳的六十年代，长荣是不少文化人寻觅禁书的去处之一，作家李敖、学者秦贤次等都是常客。六十年代末，刚从书店与百货林立的衡阳路上迁至西门町峨嵋街不久，文星书店就因政治打压而面临停业；当时，长荣书店刚巧搬到文星隔壁的中华路上，张清吉目睹了结业前人山人海的场面，深感羡慕，也因此立下了书籍出版的志业。
机缘之下，林衡哲将两本罗素之书交给张清吉，自此拉开志文出版社与「新潮文库」的序幕。在西方思想开始盛行的年代里，长达十万字的《罗素回忆集》作为「新潮文库」的第一本书，一经面世，就在三个月之内销出了五千本。这也为「新潮文库」打下了引入西方新学与文化的基调，恰好迎合了当时台湾读者对外界新知的需求。
「『新潮』的稿费蛮高的，一本最多可以赚台币一万块，当时住院医生一个月也只有两千块，所以有很多医生都来问『有什么好康的』（可以翻译）。 」当时，林衡哲与同窗好友廖运范医师合作编译了《读书的艺术》，收入叔本华、吴尔芙等二十多位作家的阅读思考；其后，廖运范更是与其他医界友好如赖其万、林克明等，一同将佛洛伊德、佛洛姆等精神分析前驱的作品引入台湾，也掀起了一阵医师参与学术翻译的风潮。
在出国以前，林衡哲总共帮志文编了六本书，拿到四万六千块，而从台湾到纽约的机票也差不多是四万块，翻译所得正好补贴了林衡哲的行旅所需。
「他告诉我，这本书要死后十年才能出版」
抵达美国后，林衡哲从医同时，也追听了多场挚爱的交响乐演出，亦积极参与同乡会活动，其中就包括在纽约希尔顿饭店举行的「台湾民众大会」。林衡哲记得，那场大会由当时同样是旅美留学生、其后成为结构力学专家的郑绍良主持。而那也是林衡哲第一次听到了独立运动领袖彭明敏的演讲，在后者流亡一年之际。
因参与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而被判刑八年的彭明敏，在1970年以易容方式逃离台湾，其后接受瑞典政府政治庇护，并于次年抵达美国。其时，林衡哲读毕彭敏明的英文自传《A Taste of Freedom》，内心深感震撼。这本书的影响力，多年来一直在台湾知识人之间延续。十多年后，1982年10月30日，「北美洲台湾文学研究会」在洛杉矶举行；那年，主办方邀请了台湾作家钟肇政、李乔等赴美与会，林衡哲还深深记得：「钟肇政住我家，他整晚没有睡觉，就在看《自由的滋味》；看完之后，也不敢把书带回去。」
此后，林衡哲更积极开拓海外禁书出版，并参与将《自由的滋味》译成中文，那也成为他在美国出版的三本重要的禁书之一。另外两本，分别是曾被视为「文化汉奸」的音乐家江文也传记《现代音乐大师——江文也的生平》，以及台湾文学家吴浊流的《无花果》。
「我的文化上的台湾意识经过《无花果》与《自由的滋味》的洗礼后，终于萌芽了。」林衡哲曾在文章中如此自白。 「吴浊流的第二本书是《台湾连翘》，他告诉我，这本书要死后十年才能出版。钟肇政刚好在（吴浊流逝世）十年的时候翻译了这本书，于是就放在『台湾文库』。」吴浊流逝世于1976年，而这本被封存的遗作，确然在尚未解严的1986年应约而至。
这些流离于异乡的台湾之书，经由出版人、学生领袖、同乡会，一一送到读者手上；作为出版者的林衡哲，就在期中穿针引线。然而，也正是因为出版禁书之事，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局者的「灰名单」上。自此无法回到故土，甚至错失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当时我们在海外，十个医生里，有三个都是黑名单」，如今说来已淡淡然。
回忆翻译出版生涯、以及在赴美后种种意料之外的经历时，林衡哲一直微微阖着眼睛，仿佛能够重新感受一次。在出过的这么多本书中，他讲得最入神的，莫过于《白鸟之歌：大提琴家卡尔萨斯的心路历程》—— 「我亲自听过他的演出，1970的4月15号，在林肯中心，那一场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