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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原文:纪念詹姆斯·斯科特:当国家试图建立社会控制时,个体会如何反抗?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36-2024)去世了。7月22号一打开社交网络,两条消息霸占了屏幕,一条是拜登退选,另一条就是斯科特去世(注:斯科特其实是7月19号去世的,他的家属21号在推特上发布了消息才被外界知道)。很多政治学的朋友纷纷表示他是自己最喜欢的政治学家,其中不乏做社会政治学的朋友,有做调查实验的政治学家,甚至还有研究定量方法,和做计算社会科学的政治学者,而斯科特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民族志和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当然在政治学家之外还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悼念。为什么斯科特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可以横跨这样大的学术光谱,吸引到完全不同领域的学者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他在理论上的创造力,以及他的研究所鼓励的人本主义和对个体的关心。
斯科特的研究范围非常广。他独自写过至少10本学术著作,合著和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题材从早年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和政治腐败(1971),到成名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和大名鼎鼎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1985),再到《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1990),和最近关于国家起源的研究《反谷》(Against the Grain,2017)。
他对话的理论从集体行动理论到制度分析,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分析到后殖民主义。斯科特的研究横跨多个学科,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方法和理论视角,因此想要定义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是很困难的。他和绝大多数做理论或者做经验研究的政治学大师都不一样。斯科特不是植根于书本,不是从一个理论推导到另一个理论,而是植根于土地,理论由田野观察所启发。这种视角在政治学家里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如他自己所说,“我与政治学渐行渐远,不过也可以说政治学和我渐行渐远”。
这篇文章本着用尽可能简单的理论,获取最大的解释力的原则做一个尝试,来介绍斯科特的整体研究思路。斯科特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国家和社会之间总是存在张力的,国家有一种扩大自己权威的趋势,一方面尽可能攫取资源以维护自身的稳定,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希望推行对自己有利可图的政策。而对于社会一方,个人或者社会组织都希望保留甚至扩大自己的自由度,逃避国家的管控,尽可能保留更多的利益。斯科特的主要切入点,就是当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建立意识形态霸权的时候,个体就会默默反抗,这个隐蔽的互动过程反过来建构了很多上层建筑,从观念意识形态到行政和法律制度的设计。
国家与社会关系:农民的抵抗斯科特的研究思路,起源于早年在东南亚做田野时,观察到小农面对现代化的压力而为维护传统社会经济制度所做的努力。他的许多著作,都特别关注那些缺乏权力的底层人民有创造性地使用的策略模式,对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审视充满了人类学的关怀。他特别强调当地人对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改变的不满,以及对传统的偏好。斯科特围绕着国家社会关系核心议题的讨论集中展现在以下几本书上。
他的成名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强调了农民的视角。在斯科特看来,小农采用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最大化所得,因此小农更喜欢在殖民时期之前国家或地主对农民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稳定性,也就是封建道德经济。这是他理解农民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起点。 “道德经济”的结构既保证了农民的生存,又成为农民们判断社会正义的标准。斯科特进一步讨论了社会转型带来的冲突,当殖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干扰了原本的均衡,当那些本应提供帮助的地主收回援助时,农民出于对生计不稳定的担忧而愤怒,进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