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独立行动者、还是中国官方，在回顾当代中国女性权益发展史时，都不会绕过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那场会议上，与会各国制订并签署“北京宣言暨行动纲领”(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正式提出“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理念，影响力辐射到包括台湾的亚洲地区；也是在那次会议后，NGO这个词广泛进入中国民间和政府视野，一改以往仅有几家屈指可数的官办NGO的局面，国际NGO力量纷纷进入中国，由下而上、权利驱动也成为后来的NGO的理念。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权利NGO、知识份子、律师、独立行动者，一度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推动和组成，影响人权、法律、环保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变革。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成熟的NGO也纷纷北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也颇有影响。
只是，中国政府的管治之变一直改写著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2000年后的10年，和2013年习近平执政之后的10年，NGO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另一方面，女权在中国的发展，起初虽是不入“公益主流”的小众话题，但在2013年之前，也依然能从公民社会中获得支持和养分；反而是到2015年随著709律师大抓捕事件，权利NGO覆巢，原本可依托的力量消减，而女权五姐妹也于同年被捕，反而使得女权运动在中国开始因变得敏感而具有能见度。2017年中国颁布《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几乎将境内NGO的资助方一网打尽，NGO的能动空间也愈发见绌，同年，中国妇联也声称中国的性别工作受到“境外势力”影响。
在终于被看见的时刻，组织却开始被打散和抽空。尽管前人也曾希望多年来的沈淀积累将会成为运动发展的草蛇灰线，但知识、经验与叙事上的断代，也曾是一个令人忧愁的现实。到2018 #MeToo的发生，是女权运动再次奋力跃进公众视野，同年运营多年的性别平权媒体“女权之声”却被关停，传统的组织路径断裂后，线下女权逐渐发展至线上，运动的方式与诉求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公益领域也不断进驻商业力量。而在中国当下的线上舆论环境中，女权显然是一个人人都在讨论的话题，而其发展上的缺失与不充分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造成了话语、关注点与批判上的不平衡，泛女权势能看似很大、热闹，却总有言不由衷或与国家主义合流的时候。
如今 #MeToo 在中国也发展到第5年，“润”的需求又再兴起，除了原本的独立行动者、女权活动家走到海外重建生活，一批年轻的新女性也把在 #MeToo 影响下的女权活动及意识带到了海外。回过头看，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30年来，中国女权从境内、组织化推动、公共性较强的路径，不得不走到了境外、个体推动、私人叙事增加的局面。而牵引或处身于这三十年变化的三代行动者们，如何将自己嵌入其中，又如何看待女性权益、女权运动发展的未来呢？
端传媒邀请四位行动者一起对谈。其中，参加过95世妇会的冯媛是“资深”妇女权益推动者，她的从未离开妇女工作领域，贯穿过去30年；熊婧在2011年入行，在“女权之声”关停前从未离开，见过最黄金也最惊惧的时代；陆召袂也在稍后的2015年从境内NGO起步，起步即遭遇骤变，后来带著女权方法论进入主流公益领域；弦子是 #MeToo 运动的当事人之一，对线上女权和网络舆论的发展更为熟悉。四位也都是女权叙事与策略上，不懈的思考者及行动者。
以下为对谈节录。
30年的节点端：对大家来说，重要的几个时间节点是怎样的？冯老师参加了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是这里最资深的了，你会怎么回顾？
冯媛：95年至今也差不多30年了，从那时候的民间力量到如今，都是以权利为本的一个模式，民间力量不是官方的附庸，而是独立的主体。那几年间 NGO 还是一个主要的形式，有官办的、也有自发的。
到了大概2004-2005年、前苏联的中亚国家所谓“颜色革命”起来之后，中国当局对民间、尤其是和国际上有联系的 NGO，警觉性和警惕性就更高了。再之后，NGO 基本上就面临著一个更加困难的处境。再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好多支持中国国内民间组织的国际 NGO 在经济上面遇到一些困难。
再加上中国的空间日益缩紧，就有很多尤其是妇女权利方面的 NGO，困难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不再是一个能够接受（国际）官方发展援助的国家，国内得到的国际资助也越来越少。
95年以来性别研究、妇女研究得到发展，更年轻的人慢慢的就有各种渠道接触到“性别平等”的想法，也不一定非要在一个 NGO 里面工作。很多人也开始愿意以一些个人、独立的行动者的方式，或者是结成一些更加非正式的群体，来开展工作。
这些变化都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发生或显现的。所以到了2012年前后，除了传统的 NGO 以外，我们看到更多的独立个人或者非正式群体性质的民间妇女权利倡导者。女权行动派也崛起，有很多街头的行为艺术。
陆召袂：我2016年开始在 NGO 工作，在基层层面，当时最强烈的印象是一些新出台的法律。比如2015年，《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初稿征求意见，我当时的机构和香港乐施会之间，有一些筹款上的困难，当时我们也收到讯息，说要对资金链断裂有预先准备。
2018年之后，我到了“主流世界”里，看到的身影就又更加不一样了。很多基于权利的倡导方式，在公益行业内又被逐渐地扫到更边缘的一些位置上去，有的行动者的出现，也开始冠著“社会创新”这样的名头。不过2018年“女权之声”也没有了，95后的青年行动是在这种脉络真空下出来的。18年之后感觉是新时代的出现。
端：“新时代”具体有什么范式转变？
陆召袂：2018、19年那个时候，国内有一些主流的公益团体，比如“恩派”、“社会影响力投资联盟”、“SK集团”和其他类似的社会企业金主。性别在这些团队的议题雷达上本来就是边缘的、而且是缺乏权利视角的。这是一个资本为公益主流的环境，公益项目被放在一些“社会创新”比赛里比拼。
2023年 NGO 行业基本所有的公开申报资助，关注女性项目的资助和扶持方面，能够进入到资助短名单的团队，我觉得跟咱们的社群是一个非常隔绝的状态。ta们所操作的语言、所运行的工作思路，和1995年以来的伙伴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了。
不一样的地方大概是，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团体，他们的语言里面讲的是“用户”，讲的是“问题的解决思路”，用这种语言在主流界别中去嫁接资源。
冯媛：召袂讲的主要是在国内正式注册的 NGO，在我看来应该是工团主义的管理思路下工作的那些 NGO。我个人觉得在主流的公益领域从来没有把性别议题纳进主流过，（这方面的事情）都是妇联办、妇女办的 NGO 在做。纯民间、独立的NGO则是另一条线。
熊婧：冯媛刚刚讲到2012年。我也是2011年加入“女权之声”，才参与中国的女权活动。再早一点的话，我觉得08年汶川地震其实也是一个节点，在那之后有很多的公益组织涌现。
还有一个是，2015年，对于女权运动来说，“女权五姐妹事件”是一定会提到的一个分水岭吧。基本上我觉得那是女权运动被敏感化的开始。我觉得在习上台之前，从来也不是说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态度有多么的宽松或者是宽容，但他上台之后确实有个转向，就是从胡温时代的“和谐社会”的思路（approcah），变成了越来越以“国家安全”为主轴的管治思路的变化。
我刚加入女权运动的时候，其实也不断地有团体、有直接的政治诉求的人被打压，这个始终都存在的，只不过那个时候女权运动并不是一个非常敏感化的议题。
一直到2015年，有“709事件”，有“女权五姐妹”的事情，然后2017年《境外NGO法》正式开始实行。在那之后，我自己会认为有一些公益组织或者说 NGO，和社会运动基本上就是分道扬镳了。
就我所了解的女权运动的话，到2018年 #MeToo 的时候，很多的女权组织都已经变得比较地下化，有一些可能本身也是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女权之声”的帐号也是在18年 #MeToo 刚开始的时候被关掉的，那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但是呢，#MeToo 运动主要是一个由当事人推动的运动，它的特质是特别明显的。之前很多的青年女权行动也讲“志愿者”，但跟 NGO 的联络还是非常密切的，NGO 的支持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可是18年之后的 #MeToo 的话，基本上就是由当事人自己推动。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关掉了“女权之声”，#MeToo 也没有停止，因为不是我们搞的，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当事人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弦子：我是2018年参加 #MeToo 然后才连结到一些行动者。2018年大部分的 #MeToo 当事人还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状态，很多时候不知道要向什么机构求助，也很难连结到更多的法律资源。但那时还是有一些有限的法律资源是在找到网络之后可以去求助的，包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源众”、“千千”律师事务所。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媒体上的资源，媒体对于性骚扰的案件也比较关注。
还有很重要的是，当时作为个体存在的活跃的行动者还是挺多的，分布在各个地方，比如说北京、广州、成都，可以给在地的当事人提供帮助。
包括在2018年以前，这些行动者还是可以组织一些倡导，比如一些民间的性别小组。ta们不是以 NGO 的形式，可能就是兴趣小组的形式，还是很活跃的。
比如说成都的“Catch up 性别公正姐妹小组”，也是一个由民间女生组成的网络支援小组，进行性别议题的搜集、报导整理。另外很多校园里还有性别的社团。
这些小组在线下也会组织一些女权的社群，去举办一些活动，还可以做一些公开的倡导；2018年的时候我们还能接触到一些专注于性少数权益倡导的社群性少数的社群，比如像广州、北京，也可以连结一部分资源给 #MeToo。
我印象比较多的还是李星星的案子，可以征集到几万人的联署。这些倡导虽然没有一个公开的 NGO 在后面，但个体行动者在各个地方还是有一些资源，女性的性别小组还是可以以很公开的方式去做，比如在微博上非常活跃，还是可以做一些议程设置——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转变应该是发生在2021年，21年一些民粹主义或者有官方背书的账号，开始在网络上对女权行动者进行污蔑，女权行动者被扣上了一些“境外势力”的帽子。这个时候作为个体的行动者就已经很难做一些公开的活动。包括网络上面活跃的性别小组也没有办法继续了，会遭遇线上的炸号和禁言，线下的参与者也受到公权力的骚扰。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再可能去做像连署这样的事情。
很困难的还包括行动者在线下去进行有组织的公开的连结，就是会不断的遇到骚扰，可能那些原本在线下活跃的性别小组，过一段时间就不得不换一个名目，线下的连结也是被人为打散的。线下的被打压也导致线上的行动者不再能够进行议程设置了。
能够公开活动的可能还是海外，在墙内就变得非常难。
我觉得这也导致了网络上的泛女权主义的势能非常的大，就是所有人都在讨论女权，但是很难集中大家的关注去持续性地做一些讨论、或者是做一些更加明确的、针对女性的结构性困境的诉求。
陆召袂：我记得2019年，我服务的团队不得不注销的时候，官面上是说欠缺行政手续，但其实是在政府沟通方面，接受到了被认为是广州 #MeToo 发起者的信息和印象。
中国大陆对于一种所谓“脉络连带”的设定，真的可能是近乎偏执的和非常离谱的状态，它导致了在拥有法律秉赋以外的、其他的性别团队，想要去接触 #MeToo 这个议题的时候，就要先行面临一个“你还想不想继续生存下去”的一个选择题。
所以在 #MeToo 的个案以外，确实是看不到以团队注册或者全职身份的社群再去回应或者参与。但如果你仔细去看个案之下的声援者群体，其实大家的身影又都在里面。
熊婧：确实2015年的时候很多线下活动变得特别困难，所以都转到线上。那个时候大家“不被看到”，不仅不被公众看到，不被政府看到，也没有被做维权的、传统的自由派男性看到。跟一些人权的活动相比的话，女权的活动以前都被大家认为是不敏感的活动，那时还有过“先女权？先人权？”这种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