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二戰結束都已數十冬，外貌與父親、阿公（祖父）極為相似的楊炳煒，還是會被老村民盯問：「你知道你阿公以前做過什麼事嗎？」
「他去世將近二十年，我才出生，我不清楚。」楊炳煒只能以此回應他人質疑的目光，畢竟，連他的父親與姑姑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犯了什麼錯；而理應知道詳情的阿嬤（祖母），始終沈默，但凡子孫問起，就會哭泣。「她是個堅強的女性，隱瞞一切，不讓我們知道，但受了很多苦。」
楊炳煒的阿嬤是土生土長的檳城人，生在名門世家，在一場音樂會上遇見來自台灣的單簧管樂手楊樹木，旋即遁入愛河，不顧家人反對，1932年以18歲之齡嫁給這個「身家背景不明」的台灣音樂家。楊樹木也於婚後定居檳城，並在市樂隊找到一份差事，後生下四個子女。
結褵未滿十年，這段異國婚姻就遇到外來的衝擊——戰爭爆發後，英軍抓捕囚禁英屬馬來亞境內的日本人，而受日本殖民的台灣，因被視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台灣人自也落入階下囚的命運；待日軍侵佔英屬馬來亞後，「日本人」才得以重獲自由，能與華人溝通的台灣人，也就為日軍所用。楊樹木從一個樂手，轉成為憲兵部的通譯，也因此參與了幾次對華人與馬共的圍捕。
阿公的罪行，後代都是「聽說」
楊樹木撇清責任的說法，被一份遭囚英軍的證詞打破。這份來自英國檔案局的檔案，證明他確實參與虐囚，雙手沾了血腥。
大東亞戰爭發生後，馬來半島諸多華人金援中國，協助抗日，遂成為日本帝國的眼中釘。在日軍眼裡，馬來亞華人也是敵人，捐錢者固然該殺，但華人也得亡。不分男女老少都慘死在日軍的刺刀下，或是遭到凌虐而亡。躲藏起來的華人，會被蒙面的線民指認，又或是被能說客語或福建話的台灣人偽裝成自己人哄騙出來，落入日軍手裡。例如檳城鍾靈中學二十多位師生，便是因此被逮捕送命。
戰爭結束後，被盟軍所捕的日本士兵為自己的犯行付出代價，楊樹木也遭判死刑。儘管楊妻以請願書相求，仍然救不回丈夫的性命，甚至被村民視為叛徒，家人也與她斷絕關係。
楊家三代一直承受村民異樣的眼光；楊妻甚至被人蒙上頭套，帶到偏僻處毆打，而楊家女兒也曾在市場受到攻擊，氣得楊妻拿起腳上的木屐，反擊回去，「後代什麼事都不知道，怎麼可以每次看到就打她罵她？」
後代所知，都是「聽說」：楊樹木在戰爭時期虐待很多人。儘管楊炳煒認真向學，捐血行善，想透過自己的努力，彌補阿公的罪業，但所謂的罪業於他還是模模糊糊，沒有證據。
2022年8月，投入《由島至島》拍攝工作的導演廖克發，帶著攝影機和幾份檔案到楊家舊宅訪談，楊炳煒無法查證的傳聞，這一刻擺置在他的眼前。
楊炳煒先看了阿嬤當年請人打字的請願書，再細讀阿公的口供。楊妻嘗試說明丈夫只是個樂手，不願替憲兵工作，但楊樹木指證日軍發動三次圍捕，逮捕數百人，這些人既有當地線民指認、又遭到日軍毆打虐待，「我無能為力只能看著事情發生」。
楊樹木撇清責任的說法，被一份遭囚英軍的證詞打破。這份來自英國檔案局的檔案，證明他確實參與虐囚，雙手沾了血腥。此外，根據口述記錄，鍾靈中學某位師生的犧牲，源於楊樹木指認。
而楊炳煒正是鍾靈中學的教師，換句話說，每天到學校教書，他便要經過一次鍾靈中學師生蒙難紀念碑。在旁人眼裡，這是糾結的事。
廖克發向鍾靈中學校方申請拍攝校內的師生蒙難紀念碑。拍攝當天，楊炳煒找了機會到現場，向負責導覽的前校長坦言自己的阿公是某位犧牲者的指認者，「場面很尷尬，這個前校長就不想理他，一直跟我們說話。」廖克發認為這是楊炳煒自己的事，便沒有拍下來。
「日軍屠殺華人的記憶，是靠口耳相傳，一代一代傳下來的。
1979年出生在馬來西亞霹靂州的廖克發說他從小就會聽到長輩強調日本佔領馬來亞如何殘暴，專殺華人且做了很多壞事，直至今日，長者都還有仇日的情緒。楊炳煒此舉，令他驚訝。
但完成《由島至島》後，廖克發才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我想讓別人知道這件事。」
廖克發稱楊炳煒表現豁達，認為別人要怎麼想都是他們的事；在這個導演眼裡，這都是人性的考驗，「我覺得Simon（楊炳煒）是很勇敢的人。」
楊炳煒即將在今年五月自鍾靈中學退休，退休之期恰逢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開幕，而錄有楊家故事的《由島至島》也將透過TIDF首次面對觀眾。
當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你個馬共後代幹嘛跑去台灣？你沒事在台灣幹嘛？」
《由島至島》片長290分鐘，楊樹木一家故事僅佔20分鐘，剩下270分鐘，是由擁有各種戰爭經歷者、見證者及其後代的陳述。換句話說，這部以台籍日本兵為敘事起點的紀錄片，以戰爭為界，除了探查日本軍、東南亞人民的戰時經歷與作為外，也追索這些國家的戰爭經驗者、倖存者、後代各自在戰後的表述與記憶。
「原本我這部片子要拍的是海外台灣人。」廖克發閱讀了歷史學者藍適齊的論文後，發現有一群在印尼生活的台灣人於戰時被送到澳洲的集中營、戰後被遣送到台灣，他對這些人的經歷長期不被關心感到驚訝，便針對這些經歷過拘禁或集中營的台灣人訪談、跟拍——即使他們那時還是個嬰孩，甚至有人是在集中營出生。
這群台灣人之所以有此經歷，究其根本，不正因為當時的台灣對盟軍而言，是「敵國」嗎？既是敵國的一份子，台灣人在戰爭時期的東南亞做了什麼？
廖克發的第一部紀錄片《不即不離》，也是因為「不認識自己的阿公」，透過拍片探知阿公加入馬來亞共產黨，以及抵抗日本侵略的過去。但當他為了追尋阿公的身影，至海南島訪問流亡馬共時，遭一位前輩破口大罵：「你個馬共後代幹嘛跑去台灣？你沒事在台灣幹嘛？」
27歲赴台學電影後就定居台灣的廖克發，不懂眼前的老先生為何如此憤怒，經旁人解釋才知：戰時的台灣對海南島的人來說是「敵國」，且戰後滯留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形象很糟，當地人對台灣的印象很是不好。
而在新馬地區華人的口述歷史中，住居當地的台灣人常是協力者的角色，輕是當通譯，重的話是指認、舉報或出賣。那麼，台籍日本兵呢？
廖克發想起一次拍商業案的經歷：老闆聽說導演是馬來西亞華人，便在拍片結束後出面招呼，稱自己年輕時到過馬來西亞，而後嘗試跟他說馬來話，甚至唱起馬來歌，「那個氣氛非常詭異。」
這個經驗不只一次，他在拍攝《由島至島》時，也遇到受訪者強調自己很久沒說馬來話，想跟廖克發講個幾句，並也唱起馬來歌。神情非常歡喜。
這般「熱情」令廖克發困惑：「雖然他宣稱自己提到的殺戮都是聽來的，但他還是個在新加坡執行任務的日本兵啊。」
「他們在這裡殺這麼多人，卻對著我唱馬來歌，完全沒有感到抱歉內疚，彷彿他們當時只是是出遊、交朋友。」「人為了要活下去，也許需要的是美化的記憶或什麼的。」
但隨著拍攝工作推進，接觸到越來越多日本兵、台灣兵後，廖克發慢慢理解在這些表現之中，可能有著超越我們能夠理解的人性黑暗或扭曲。
「他們在這裡殺這麼多人，卻對著我唱馬來歌，完全沒有感到抱歉內疚，彷彿他們當時只是是出遊、交朋友。」廖克發表示，這些老兵會說自己喝了椰子水或看了什麼風景，就像分享旅行，但從他眼裡看來，這些人似乎在殺戮時刻「斷片」，留下的都是美好回憶；甚至還有台灣兵向他訴說自己在東南亞的「羅曼史」，他就聽了好幾次當地土著想要把女兒下嫁的敘事，但當廖克發繼續追問下去，就會發現有點像是這些人的「幻想」。
「時間過了那麼久，人為了要活下去，也許需要的是美化的記憶或什麼的。」
鑽研過各種檔案、文件與口述，廖克發知道事情可能不是如受訪者所說那樣，「每個人不可避免地會稍微美化自己的記憶，我會想找出這些衝突點，再去問。」
例如馬來西亞華人在自己的歷史敘事裡，都是受害的一方，但真的是這樣嗎？
廖克發嘗試挑戰這個「記憶」，他找出許多案例，反問「華人真的無辜嗎？」。例如有個村子為了求生，向日軍獻出18位女性，個個都是被騙來的——但當地人卻說那些女人本就是妓女、慰安婦。「我們能活下來犧牲了什麼，我們能記得這些犧牲的東西嗎？」
「我們（馬華）故意忽略掉很多，我們也是共犯的記憶。」他舉例：慰安婦招待所的經營者，就是當地人，但這樣的事實卻被忽略，「我們在某個程度上妖魔化了日本人，讓自己踩在受害者的敘事觀點上。」
馬來西亞華人在自己的歷史敘事裡，都是受害的一方，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馬華）故意忽略掉很多，我們也是共犯的記憶。我們在某個程度上妖魔化了日本人，讓自己踩在受害者的敘事觀點上。」
這種雙重性一如廖克發在片中的口白：「一個人如何可以在戰亂中求生活下來的，他們有是被害者的時侯，也有是加害者的時侯。」
這不是一刀切的事。廖克發認為，人的記憶不可能客觀，會因身分、位置的不同而有偏差，但都要記錄下來，再與其他人記憶的差異凸顯出來，「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我們要弄清楚，我們與別人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不是假裝看不見⋯⋯
「我隱隱覺得如果我有些疑問，可以透過拍紀錄片的方式來回應。」受劇情片訓練的廖克發拍紀錄片的動機比較像是提出一個疑問，再找出回答自己的方式，「只是《由島至島》不只有一個問題，而是衍生更多問題。」
除此之外，他認為紀錄片可以讓自己不至於成為一個「平庸的人」，「我的意思是，有些東西，你不能以不知道作為藉口，要有義務去知道，作為一個人，你要去回答自己『為什麼』，你是如何來到這裡的，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國家的處境是這樣⋯⋯」
而這種不知不問，假裝一切都沒發生的狀態，竟是出現在台灣？這個發現是《由島至島》拍攝過程中，最令他感到難受之處——期待越高，失望越深。
「我中學時期看的書都是台灣來的，是我心中對知識分子的想像。必須說我對台灣是有憧憬的，它像是個有文化的地方。」這位從華校（獨中）畢業的馬來西亞華人解釋：他認知中的知識分子，就是告訴大家如何思考事情的人，但馬來西亞是欠缺這樣的文化資源的，因此，他成長過程仰賴的養分，都是來自台灣。
當他發現這個「心所嚮往的知識分子之地」與自己祖輩經歷的屠殺有關，卻毫無一語，盡是沉默時，遭受到的打擊，也就格外巨大，「我很失望，也很沮喪。我不理解這種沉默。」
「一場戰爭牽扯的，不只沉默的士兵，還包括沉默的醫生，沉默的資本家，為了讓人能夠理解一根恐龍骨的位置，我們需要仿製整隻恐龍，來理解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聯。」
沉默，正是貫穿《由島至島》這部290分鐘長紀錄片的關鍵字。廖克發透過口白，在影片中，數次提及「沉默」，並反覆提問：「台灣士兵是在那裡看見了什麼，或做了什麼嗎？讓他們今天變成沉默的人，或變成一個沉默的盒子，或一個沉默的空罐頭。」
「為什麼可以一沉默，就是七十年？」廖克發反問。
目前能見到的台灣戰時記述，多強調「受害者」的心理，或將矛頭指向國民黨政府，讓自己的記憶服務後來的政治意識型態。廖克發表示，唯一帶著檢討反思的，只有曾在20歲前往東南亞戰場參戰的作家陳千武。
「我並不是否認台籍日本兵的苦難，但在這之前，他們確實是加害者的一部分。」廖克發發現台灣的歷史研究會將軍伕和士兵分開，前者被以「工人」框架，不是戰鬥人員、不拿槍，也就沒有涉及傷害，不算直接參與戰爭，但日本並不會做這樣的區分。「就算只是當個通譯，也是用語言殺人。」
廖克發所謂的「沈默」，即是台灣社會被自己的「受難」所說服，與納粹德國士兵的辯稱：「不是我，是系統做的，我只是其中一個齒輪」一樣，都是切割。
拍過二二八相關題材，現已取得台灣公民身分的廖克發，並不是不清楚國民黨統治與白色恐怖的影響，將台灣二戰經歷扭轉為中華民國立場的歷史敘事。但他想扣問的，並非戰敗國方的國族敘事被壓抑，而是個人經驗的噤聲：「你作為人的經驗，甚至人性的反悔，難道就不值一提了嗎？」。
「這麼長的時間，任何一個正常人可能都會想要稍微整理自己的經歷，或把自己的某種感受講清楚。」廖克發表示，九零年代有非常多日本士兵書寫回憶錄，有些回憶錄不僅有自白，還帶著思想高度，正是因為這波浪潮，才有更多資料出土，讓大眾知道更多戰爭細節，並順著經歷者視角詰問戰爭的道德與人性的幽微。
然而，正是因為戰爭記憶被壓制，台灣兵於戰後失去表述那個空間，「也不被允許。」廖克發認為，時間久了，人們就會開始相信另一種說法了，而所有經歷者都抱著扭曲的記憶離開。
「我們很可惜的錯過了很多可以更了解人性的機會。」這是讓廖克發最沮喪之處。
這位紀錄片導演所能做的，就是透過檔案、口述記錄、舊影像，田野調查與訪談，展開戰爭的樣貌，盡可能呈現那個時代的多聲與複雜，據此來詰問沈默，也抵抗沈默。
「一場戰爭牽扯的，不只沉默的士兵，還包括沉默的醫生，沉默的資本家，為了讓人能夠理解一根恐龍骨的位置，我們需要仿製整隻恐龍，來理解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聯。」
廖克發發現兒子愛去的台灣歷史博物館的恐龍展示區，原本是經營戰備物資與慰安婦事業的台灣拓殖會社，於是有所感觸，認為這樣曾存在的歷史痕跡，應該也要被打開。
而他這近五個小時的紀錄片就像是透過不同個體的經驗敘述，來拼組了整隻恐龍，同時也在這巨大的歷史論證中，讓無能告解的個人，落在自己應當發聲的座標。
「當然前提必須是，如果我們不假裝看不見它的話。」
「台灣士兵是在那裡看見了什麼，或做了什麼嗎？讓他們今天變成沉默的人，或變成一個沉默的盒子，或一個沉默的空罐頭。」
如何「記得」歷史
《由島至島》中有句台詞，既可以放在戰爭時期的日本人身上、東南亞協力者身上，也可以放在台灣人身上：「對任何人來說，記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是比較容易的事。」
這部紀錄片前半段描述日軍侵佔馬來亞後的殺戮。縱然解釋了台灣作為日本南進的跳板而捲入戰爭的無奈，但也顯示台籍日本兵無可迴避的責任。
「我剪完後，給一些年輕人看，他們看了很憤怒，問我：為什麼他們要知道這些事？要讓他們做什麼？」廖克發因此意識到觀眾對這樣的敘事，會有強烈的抗拒，心想：不能拍一部讓年輕人只感到憤怒、挫折就離開電影院的片子吧？「這種強大的無力感，會把他們帶向偏激。」
廖克發強調，過去的歷史不是當代台灣人的責任，「但選擇怎麼記得這些事，是我們的責任。」
於是，在以兩個半小時呈現台灣人的作為與新馬華人的遭遇後，廖克發再以同等篇幅處理日本不同世代面對罪責的態度、行動與說法，也騰出空間讓觀眾思考。
過去的歷史不是當代台灣人的責任，「但選擇怎麼記得這些事，是我們的責任。」
日本教師高嶋伸欣是《由島至島》下集的重要人物——他自1976年到東南亞旅行，發現日軍在此的殺戮作為後，花上數十年歲月，獨自找出馬來半島70個日軍屠殺華人的地點。
「殺我父親和兄弟的是一般的日本士兵，不是嗎？他們也是善良的父親丈夫兄弟，不是嗎？」當地人對日本反感，無法信任高嶋伸欣，但也有人認為不是這個日本人的錯，卻也不免提問：「為什麼一般人來到這裡，就變成魔鬼對待我的家人？」
高嶋伸欣認為當地人對於「侵略者」有很多話要說，而傾聽這些倖存者的故事和情感，則是他的義務。這位與戰爭無涉的教育工作者透過持續重訪，讓人們有機會反覆訴說：「我知道我打擾了，請再說一次你的故事。」
高嶋伸欣夫婦的真心誠意感動了華人族群，華社甚至把他們撿拾的遺物交給他，讓他帶回日本展覽、做教材。「這就像被害者把唯一的證物交給加害者一樣，會有證據被毀的的風險。」廖克發提及此，忍不住強調：「真的是有很強的信任才做得到。」
遺物中，包含嬰兒的腳環。廖克發說，日軍用刺刀穿透嬰孩，把嬰兒丟進水井等，都是他從小就聽聞的故事，但當他親眼看到嬰兒的腳環還是不敢置信，無法直視。而高嶋伸欣的妻子高嶋道則捧著這個比掌心還小的物件說：這個腳環就混在成人遺物中，「原本可以長大展開人生的嬰兒，我不明白，怎麼可以就這樣奪走他們的生命，只要想到，我就心痛。」
一位當時僅有四歲的倖存者，嘗試對著鏡頭描述過去：他身體被刀刺入後，尚留一口氣，只是個嬰孩的弟弟此時朝著自己爬了過來，他腸子跟糞便都從身體掉出來⋯⋯如今已成阿公的他，掩面痛哭，再也說不下去。
「我想每個人能活下來都會有各有的苦衷，他們可能也經過道德的掙扎。」
正如同廖克發將所剪的片子給台灣年輕人看，所遭受的反彈一樣，高嶋伸欣利用假期帶著日本中學生到馬來西亞和受害者見面時，這些孩子們也會有情緒。儘管他們本就知道自己將要面對什麼，但到了現場、聽當事人訴說遭遇，仍有人會失去理智，不斷質問對方：「你當時那麼小，你怎麼可能記得？」「你被刺那麼多刀，為什麼沒有死？」
作為成人，高嶋伸欣不會出面勸阻，也無安撫之舉，而是靜靜等著這些年輕人消化這一切，「他們要面對的是自己的情感。」
而這樣的衝突，也發生在廖克發的拍片團隊身上，除了台灣年輕人，日文翻譯也會提出抗議。例如當他想問廣島猶太人屠殺紀念館館長尖銳的問題時，她會直言：這對日本人來說，很不禮貌。最後只好由廖克發自己以英文提問。
這位名叫永田理乃的翻譯，出身廣島。廣島雖因原爆為世人所知，但多由廣島人組成的第五師團也在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中扮演屠殺者的角色。執行馬來西亞雙溪鐳386人滅村案的，就是這個師團的第11聯隊。
永田理乃的曾祖父是飛行員的訓練官，曾祖母的弟弟則死於原爆，儘管後來她自陳得在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找到平衡，但初期，因為廣島特殊的戰爭記憶教育，她在替廖克發工作時，承受不小的心理壓力，只覺自己「背叛廣島」。
在一次對11聯隊士兵訪問中，廖克發與永田理乃起了衝突——在日本長幼有序的文化下，這個女孩不僅不敢違抗長輩，還不時替眼睛不好的長者擦眼淚，但不識日文，不懂眼前老人為何笑著說話的廖克發，只覺受訪者始終閃避，頻頻催促永田理乃追問，「我們出現爭執的，她會認為這對長輩不禮貌，也會質疑為何要問這些問題。」
「但這種磨合過程，就是這部紀錄片想要做到的。」廖克發解釋，因為歷史就是「你受到什麼樣的教育，就有什麼樣的觀點」，所以，儘管出現那些爭執，但之後都還可以彼此理解。
紀錄片中，也收錄了永田理乃與高嶋伸欣的對話——她認為自己無法承受家人的經歷感受，以為只能默默接受這一切，但又很想跟他們聊聊，高嶋伸欣給了她解決內心矛盾的建議後，表示：「我想每個人能活下來都會有各有的苦衷，他們可能也經過道德的掙扎。
亞洲人不知道彼此之間的關係？
若說紀錄片對這個導演來說，「對成為一個平庸的人的抵抗」，那麼，《由島至島》的完成，或許就是「抵抗某種人性中很容易屈服於惡的東西」。「我們永遠要想，如果自己處於那個當下，會做出不一樣的事嗎？」
面對歷史，世代之間的對話很重要。廖克發曾請一位日本女學生，以詢問長輩的態度向台籍日本兵提問，而受訪者也會以上對下的身段說話。
「整個對話的建立，都不是一個被攝者在面對導演。」廖克發解釋，他嘗試營造的是一個長者自己會希望孫輩記得他的經歷——儘管亞洲文化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樣，離世前要告解，但亞洲人會希望孫輩或後代知道自己是誰的那種思維，而他拍攝這部紀錄片，要面對的也是下一代。
為了拍攝《由島至島》，廖克發研究了大量歐洲面對二戰殺戮的論述與書寫，看到了猶太集中營中非人化的狀態與無法面對。「有一任德國總理說，沒有群體的罪，同樣的，你也不能隨便說台灣人有罪。」他認為，這麼大的群體是有異質性存在，但所謂的內疚感或自省，還是要落在個人上頭。
相較歐洲，東亞對二戰歷史與個人關係的教育和反思是欠缺的。《由島至島》的配樂師Yannick是法國/比利時人，對於片子內容表示不敢置信，對廖克發說：「長久以來，你們都不知道這些事嗎？那你們怎麼活下來的？」
在歐洲教育裡，二戰在嚴格意義上，無法掃進「歷史」，而是「當代」的一部分，因為二戰的影響會延續到下一代。「歐洲人討論二戰會從自己的家族開始，談父母、祖輩在那個年代經歷了什麼、扮演何種角色。」廖克發解釋，由於二戰在歐洲教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配樂師才對亞洲人不知道彼此之間的關係感到驚訝。
因此，《由島至島》雖是一部歷史紀錄片，但對廖克發而言，卻不只有回望過去的作用，他更在乎的是「現在」，「我們永遠要想，如果自己處於那個當下，會做出不一樣的事嗎？」他進一步指出，對於人性的考驗與掙扎，並不具時間性，現在還沒發生，不代表就不會成立。
「尤其是現在，這個距離戰爭其實很近的時候。」廖克發反問：有沒有想過，你我腦海中的戰爭，究竟是何等形貌？真正的戰爭其實非常複雜而且會對我們產生考驗，「一旦戰爭發生，你怎麼定義誰是敵人，而誰又不是？那些模糊未定的人呢？你是不是做好消滅他們的決心？」
廖克發自陳，拍完《由島至島》後，他對人性保持著極度不信任，認為人類隨時可能向邪惡屈服，。
而「抵抗」二字，再次出現。若說紀錄片對這個導演來說，「對成為一個平庸的人的抵抗」，那麼，《由島至島》的完成，或許就是「抵抗某種人性中很容易屈服於惡的東西」。
廖克發解釋， 這跟我們相信人性本善且閃閃發亮，是很不一樣的，藉著此片，他希望年輕世代遇到人性抉擇的時候，可以想到前人經歷過類似的困境，不會無所適從，沒有參照的依據。「人性真的很容易屈服於邪惡，但我們要努力的，就是抵抗自己向邪惡屈服，這才是文明。」
訪談最後，廖克發提及一個小故事：馬來西亞華人之間常提及某些鬼影幢幢、鬧鬼之地，而那常是日軍屠殺華人的所在，人們避之唯恐不及。但楊炳煒卻會往這樣的地方走去，他想要看見鬼魂，聽見亡靈的聲音，只因為那可能就是他的阿公，而他想要與這個未曾謀面的親人相連。
如果真能相遇，也許楊炳煒的阿公就留給後代的，就不會只剩辯解與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