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韩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有人说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几乎可以说是文化奇迹的，外销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说它现代化﹑进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产品领先全球，但这些财阀集团同时是韩国政商勾结问题的病根。韩国知识分子金振京说过，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将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一百年；而韩国更在六十年代后，把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三十年。我们看到的，关于韩国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于此：一个本质仍然保守﹑传统的社会，在极短时间内被资本的流动带到了国际舞台，于是各种冲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很少人有空停下来反思，也好像没有必要去反思。
随著K-pop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度愈来愈高，人们对韩国兴趣愈来愈大，想问的问题也愈来愈多：在一个强调儒家价值的社会，生育率为何全球最低？在韩剧外销浪漫爱情时，韩国为何出现被外媒称为“性别战争”（gender war）的社会争议？韩国是“跨国收养输出大国”，但许多被送养的儿童到底去了哪里？为甚么到了韩国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是有那么多被送养的孩子？在社会仍记得世越号惨剧的今天，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属维权会那么困难？
在未来两个月，端传媒将刊出“K-pop背后的韩国”的一系列在地报道，尝试摸索这个跟华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渊源的社会的形状。这是系列的第三篇。在光鲜亮丽的首尔，却有大量租不起房子的年轻人，选择住在被称为“地狱苦”的贫困住宅中。他们因为穷才住进这些住宅，但住进去了，却可能让他们更难摆脱贫困。
“每个房间用一公分厚的木夹板隔开，隔间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男人和女人，大家在里面压低声音地放屁、睡觉、思考、自慰，以及活著，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种奇观，大家好像互通了什么腥臭且骚动的声息。”韩国作家朴玟奎《甲乙考试院滞留记》
38岁的金佑镇（化名）在下班后，匆匆来到瑞草区的一间麦当劳与我见面。他高瘦﹑斯文，戴著一副银边眼镜。
“住在考试院不是什么值得说嘴的事情。”他受访时很谨慎，说到细节总是再三斟酌。但我问为什么选择住在考试院，他却答得干脆：“因为没钱。”
金佑镇来自庆尚道的乡下，北漂首尔工作两年，几乎都住在考试院或和朋友合住。他目前住在江南区的公司附近、地铁良才站走路不到10分钟的考试院，月租53万韩元（约396美元）。这里大多是5层楼以下的老式独栋住宅，近年陆续出现由住宅改建成的考试院，租户多是在江南上班的人。
金佑镇带我徒步到他的考试院，一栋三层楼加上顶楼屋塔房的小别墅。进入大门后有一座45格的鞋柜，代表这里有45个房间。每层楼以中间走道分割，两侧共有15个房间，门与门之间只相隔一公尺。走廊是寂静的，只有低频的电视噪音偶尔从气窗飘出来。
金佑镇领著我打开房门，已经很局促的入口还摆著一座置物柜，他和我都得侧著身子才能走进去。2坪的房间里摆了过窄的单人床和桌子，边角的空隙架上衣杆，184公分的金佑镇几乎无法在房内自由伸展。床和电视桌是一个伸手可及的距离，他下班后就在床上用电脑，看电视。
我打开金佑镇的冰箱，里面除了一盒披萨，别无他物，“这个是教会聚会时剩下的，但放在冰箱太久，应该不能吃了。”我陪他把披萨拿到公共厨房丢弃，厨房内有一个大饭锅，考试院房东会提供免费白饭。为了节省每餐至少1万韩元起跳的外食费，他偶尔也会在这里吃免费白饭。
他不是不想要搬出考试院。“月租金53万﹑餐费50万﹑60万元的债务…”他在笔记本上一边写、一边给我分析他的每月开支。加加减减后，他每个月税后约220万韩元的薪水，仅能存下约20万韩元，即约150美元。但如果想要在公司所在的江南区租单人房，光是保证金至少要上千万韩元；要不他只能住到首尔边缘，每天挤1、2个小时上班。
“怎么会有债务呢？”我问金佑镇。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北漂首尔的前两年他都没找到工作，一直只能刷卡负担生活费，最后欠下近3千万韩元的卡债。“现在大概还有2千万要还”。2千万韩元即15000美元，即使他不吃不喝不交租来还钱，也要用上一年时间。
韩国有个说法，叫“지옥고（地狱苦）”。“地狱苦”即“在地狱中感受痛苦”，也即韩国三种贫穷住宅的型态的统称，包括在“寄生上流”里主角一家住的那种半地下房（반지하）、屋塔房（옥탑방；可类比台湾的顶楼加盖）和考试院（고시원）。根据统计，每10名首尔青年就有4人住在“지옥고（地狱苦）”，金佑镇不过是其中之一。
许多首尔青壮年其实和金佑镇有相似的处境，他们从贫穷的乡下来到首尔，没有父母的金援之下，租屋的门槛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许多人想凭努力翻转职场的阶级、家产的阶级，但努力有时候是徒劳；他们想白手起家，但光是脱离白手（백수，意指失业人士）状态就很困难。在阶级愈趋固化的韩国，从入学到就业，几乎在一开始含著什么汤匙出生，就决定了一大半。
很多人以为，在打拼的时候住到“地狱苦”里没甚么，咬著牙忍一下就过去。但贫穷不止是个量度经济能力的基准，还是个社会文化标签，一旦贴上了，也许再也撕不掉。
逃不出去的循环“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第一次见到尹成老，是在去年年底首尔消除贫困日的集会上。当日参与者有数百人，有老人坐著轮椅前来，也有年轻人戴著蜗牛发圈和房屋头饰，呼吁增建公屋和打房。
身形壮硕、皮肤白皙的尹成老个子不高，笑起来时有些腼腆。他穿著用黑色垃圾袋制成的上衣，头上顶著标语手牌做成的尖角锥，在人群中特别醒目。43岁的他，过去近20年几乎都在“地狱苦”度过，先后住过考试院﹑半地下房与屋塔房。我笑说他是“来自地狱的男人”。尹成老听罢只是苦笑。
后来我才发现，他不但是集会的常客，还是韩国排名前十的名校汉阳大学经济学系的高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