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Preface

「一個人怎麼會搞成那副德行？」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那一期《紐約客》登了一篇金凱德的短篇小說，一個從加勒比海來的年輕女人，反覆不斷用上述問句嘀咕著她的僱主瑪利亞。瑪利亞是美國人，有四個小孩；感情洋溢、和善過頭而有點惹人討厭。在小說的脈絡裡，社會和種族背景的差異提供了大部份的解答。然而，當我閱讀這個故事，卻驚訝地發現金凱德提出的問題──關涉著龐然、固執、惹人惱怒的「他者殊異性」──正是本書的核心。

現代民主社會的典型特質是，一個人不僅跟大多數同時代的人意見隔絕、也與他人的整體生活經驗疏離。這給人惶惶不安的感覺。在這舉世同慶民主典範的日子裡，我這樣老數落著西式民主的運行缺陷，似乎有點鄙陋刻薄。但是，正因為最近若干圍牆的倒塌所帶來的歡騰景觀，使我們留意到尚未傾頹的藩籬、或持續加深的鴻溝。在先進民主國家，我們經常看到這幅景象：公民團體之間，例如自由派和保守派、進步派和反動派，老死不相往來。我對這些大型團體彼此隔離的擔憂，更甚於許多社會學家已經做了大量研究的「大眾社會」中孤立的失序個體。

奇怪的是，一個井然有序的民主社會的穩定與正常運轉，竟然是依靠公民把自己整編成少數幾個（理想上是兩個）對基本政策議題各持己見、壁壘分明的團體。這樣一來，這些團體之間就很容易築起互不往來的藩籬──民主政治竟然是不斷在構築自己的圍牆。隨著這種態勢的發展，每個團體到了某個時間點，都會以一副大惑不解而彼此厭惡的態度質問對方：「他們怎麼會搞成那副德行？」

在八○年代中期，當我這個研究剛開始，許多美國的自由派，包括我自己在內，都眼睜睜地看著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與勝利。對此事態的反應方式之一是去探究保守主義的心靈或人格。但是對我來說，這種所謂深入敵營的正面攻擊，似乎不太奏效，反而會加深嫌隙，甚至把對手魔鬼化而沾沾自喜。因此，我決定對這些表層現象展開「冷靜」的檢討：從歷史與分析的角度來考察論述、論證、以及修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會看到，論述很少被基本人格特質所形塑，而是取決於論證掛帥（the imperatives of argument）；論述的走向幾乎與論述參與者的欲望、個性、或信念無關。揭露論證本身的種種桎梏，或許真的有助於解開它們，進而修改論述而重拾溝通。

遵循這套論述程序的好處，或許可從我迂迴分析「反動修辭」的過程中得到證明。

在本書結尾，我把自由派和進步派的各種不同論述，也都納入「反動修辭」的分析。這樣做，連我自己都有點驚訝。

兩百年的反動修辭
Two Hundred Years of Reactionary Rhetoric

一九八五年，雷根再度當選美國總統不久，福特基金會發動了一個雄心壯志的計劃。無疑地，由於新保守主義者不斷升高對社會安全和福利政策的批判，福特基金會因此決定召集一群公民，研討、調查最佳可行方案，對當時備受討論的「福利國家危機」等相關議題，提出權威性的聲明。1

在他宏偉的開場白中，達仁朵夫（他跟我都是這個討論團體的成員）提醒我們，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一篇關於西方「公民權發展」的演說。他用那篇演說來定位我們討論主題的歷史脈絡。2 馬歇爾在那個演講中，區別公民權的三個面向：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並且進一步以英國輝格黨自由派的歷史觀點，解釋那些比較開明的社會，如何逐一圓滿達成公民權的這三個面向。根據馬歇爾的分析架構，他權宜地分派每個世紀擔負一個歷史任務，總共三個世紀要面對三個歷史任務。十八世紀的歷史，見證了民權體制建構的主要戰鬥──從言論、思想、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到司法正義以及其他面向的個人自由權；或者大略地說，就是根據自然法的原理和美法兩國的革命精神，衍生而來的「人權」。十九世紀則是處理政治面向的公民權，公民參與政治權力運作的權利大步前進，使得投票權不斷擴及到更大群體。最後，福利國家在二十世紀興起，則把公民權的概念擴大到社會和經濟領域，公認最低限度的教育、健康、經濟福利和安全，乃是文明人的生活、以及有意義地實行民權和政治權的基礎。

當馬歇爾在描繪這幅華麗而信心滿滿的進步階段的圖像之際，在社會和經濟領域進行的公民權第三個歷史戰鬥，似乎即將獲勝，尤其是在二次大戰剛結束階段，由工黨執政而社會安全意識高漲的英國。三十五年之後，達仁朵夫則指出，馬歇爾對當時情勢的估計太過樂觀，而且社會經濟權作為民權和政治權的一種自然而可欲的互補權利的觀念，已經遇到很大的麻煩和反對聲浪，因此亟需重新全面思考。

馬歇爾的三個層面、三個世紀的分析架構，為我們這個研討團隊提供一個令人崇敬的歷史角度，也讓我們的討論有個很好的出發點。然而，回頭看來，對我來說，達仁朵夫的批判似乎不夠徹底。馬歇爾三個歷史的進步動力之中，不只是第三個，而是每一個，都遭遇力道極強的意識形態反撲。這難道不是真的嗎？而且，這些反撲所引發的社會政治的鬥爭動盪，不也往往導致了人們所欲追求的進步計劃遭到挫敗，以及人間的磨難和悲慘？其實，福利國家到目前所遭遇的反擊，和十八世紀追求個人自由與十九世紀擴大政治參與所受到的攻擊和衝突比較起來，還算是溫和的。

一旦我們深思「行動」和「反動」之間這個持久而充滿危險的拉鋸戰，我們更可體會懷海德那著名的歷史觀察是多麼睿智。他說：「文明的主要進程，幾乎總在蹂躪社會的過程中產生。」3 正是懷海德的這個觀察，而非那平順、持續奮進的進步歷史觀，能夠精確捕捉到那個表面上穩當行進的「公民權發展」故事中愛恨交織的本質。有人甚至會懷疑，懷海德在二○年代所寫下的森冷評論，今天讀起來是否仍過於樂觀。甚至還可以這樣說：如果把他那句話的限定語「幾乎」拿掉，對於某些社會而言（這絕非少數），會是更正確的描繪。

▶ 三波反動和三種反動的命題

於是乎，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把分析的焦點放在那些接二連三對進步力量的反動上面。我開始先簡單陳述我所了解的「三個反動」或三波反動的浪潮，尤其是因為這些反動浪潮，比起馬歇爾直截了當的歷史三部曲，要來得紛雜許多。

第一波反動，是伴隨著主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普遍人權（馬歇爾的民權部份）而來的思想運動。把這個思想運動孤立出來討論有些困難。對這些權利最完整有力的主張，發生在早期階段，而且是隨著法國大革命而產生的。因此，當時對這些權利要求的反動，是和反對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交織在一起。確實，任何對《人權宣言》的反對，主要是被革命事件所激發，而非宣言的內容本身。但是，隨後出現的激進的反革命論述，拒絕區分法國大革命的正面和負面結果，或者根本就不承認革命有何正面之處。早期的反對者，把大革命視為一個凝聚的整體，這個想法預告了後來的左派口號：「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一開頭就不斷地質疑人權宣言。很明顯地，這是第一次對大革命的總體控訴。這個反革命論述，嚴肅地對待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全面拒斥革命份子最引以為傲的人權宣言條文；也因此，它成為一種根本的知識潮流，為大多數現代保守主義奠定了根基。

第二波反動浪潮──反對普遍選舉權──遠比第一波反動更沒自我意識到它是反革命，或者說，在這個時間點上，更沒自我意識到是反改革。沒有什麼作家特別宣稱要取消大眾參與政治的進展。在十九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大眾參政乃是透過選舉權的擴張，以及增加「下」議院（“lower” houses of parliament）的權力而達成。在許多國家，普遍選舉權的推展是漸進的（直到二十世紀之前，只有男人才有選舉權），因此普選權的批評者很難採取一致的立場。而且，一旦貴族、教士、和平民階級之間的傳統區分被廢除，民主政治的前進步伐就沒有明顯的阻礙。話雖如此，反對者卻可以從幾個深具影響力的思潮中，去建構某種意識形態的反制運動。產生這些思潮的時代背景，正是選舉權的擴張獲得重大突破之際。從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幾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哲學、心理學、政治學、和純文學所構成的浩瀚而紛歧的文獻，累積了各種可以想見的蔑視「群眾」（the “masses”）、多數決、議會統治、和民主政府的論證。儘管這些文獻沒有提出什麼替代的制度方案，其中大部份卻或明或暗地警告說，民主化發展的後果對社會將有什麼樣的極端危險。事後看來，我們不難認定這些著作必須為兩次大戰之間德國和義大利民主政治的毀滅負起責任，或許也該為俄國革命的反民主轉折負責。我在第五章的結尾將會論證這個觀點。因此，第二波的反動或許有促成歷史上最震撼、最具毀滅性之自我實現預言的功勞，假如功勞一詞是正確的用語。但令人好奇的是，這一波的反動並非主觀上有意要逆轉歷史潮流或正在進行中的改革，但如同後來人們所指控的，它卻產生了最具破壞性的力量。

接下去的第三波反動目前尚在進行當中，這波反動的目標在批判福利國家，並且試圖撤銷或「改革」某些福利政策。我們或許毋需在此大費周章評論相關議題。因為我們每天都能直接觀察到這個運動；只要有點常識，就可以明瞭正在發生的是怎麼回事。再者，從經濟和政治觀點批判福利國家各個面向的文獻雖已汗牛充棟，而且各式各樣力道十足的政治勢力，尚在堅決攻擊福利政策和福利機構，但現在就對第三波的反動浪潮蓋棺論定，仍嫌太早。

很明顯，這本小書要處理的議題，範圍實在是太廣了。為了掌握精髓，必須慎選題材。所以我需要馬上說明，我不想在這裡處理哪些問題。第一，我不想多寫一本有關保守思想本質與歷史根源的書。4 我的目的是要釐清論證或修辭的形式類型，因此我的重點會放在：試圖駁斥和推翻「進步」政策與思想運動時，可能會派上用場的主要論爭姿態和操作方式。第二，我不想對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改革和反改革、命題和反命題的關係，做廣泛的歷史演義。相反的，我將把焦點放在前面已經提到的三波反動中，每一次反對思潮所共有的幾個典型論點。這些論點將構成本書的基本章節安排。每一個論點，都將和「三波反動」連結起來討論，以確定該論點在各個歷史脈絡中所呈現的具體形貌。

有哪些論證需要處理？我內心肯定有個追求對稱的衝動。在描繪馬歇爾的故事裡頭三個連續「進步」力量所受的各種抨擊和嘲諷的主要形式之後，我提出了另一個三部曲：也就是我稱之為悖謬論或悖謬作用論、無效論、以及危害論等三類主要的反動命題。根據悖謬論的說法，任何有意改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行動，將會適得其反，而使得情況更加惡化。而無效論是說，企圖要轉化社會的行動，將會白忙一場，也就是說，一點也「使不上力」。最後，危害論則辯稱，想要改變或改革社會，將危害一些先前已經達成的珍貴成果，所以改革的代價太高了。

這幾個論證當然不是「反動派」的專屬資產。任何團體在反對或批評新政策方案或新近執行的政策時，都可能訴諸反動論述。無論何時，只要保守派或反動派掌握權力而得以執行他們自己的政策綱領，自由派或進步派就可能反過來，以悖謬論、無效論、危害論等思路來批判他們。然而，這樣的論述，最典型的還是保守派用來攻擊現存或提議中的進步政策；而其要角仍以保守思想家為主。本書的第二章到第五章，將會說明這個現象。第六章將處理進步派的陣營提出來對付保守派的論證。這些論證和反動派的論題關係密切，但卻採取非常不同的論證形式。

以下三章是本書的核心部份，分別處理三種反動論述。在討論悖謬論之前，簡單回顧一下「反動」（reaction）和「反動（派）的」（reactionary）這兩個詞的歷史，會對理解本書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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