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十九世紀駛入中國的英國商人，如何參與商業零和遊戲？. 乘風破浪來到中國的英國商人 . 以企業視角書寫香港、中國的權威商業史 . 作者使用未曾與世人見面的太古集團檔案，為這間公司撰寫它度過動蕩不安中國近代史兩百年的迷人故事 …

▌從鴉片戰爭前的小公司到今日活躍全球的多角化企業

英國人利用蒸汽動力來到亞洲，又如何利用商業開展全球企業版圖，甚至進入以天朝自居、又日漸衰敗的中國？本書追溯至一八一六年，擁有兩百年歷史的太古公司原只是利物浦一個規模不大的進出口公司，經歷了兩世紀以來，技術、社會、經濟的變動，最初從美洲進口染料、棉花和蘋果，現在則是領導食衣住行的集團，業務遍及全球，但主要的業務營運地集中在亞洲。從一八六六年起，它的命運與中國歷史的發展、香港糖業食品的經營方向、海上到空中的交通，緊密相連，也開拓了貨暢其流的全世界商業發展。

▌是迄今最權威、詳實的太古集團企業史

《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完整地記錄了太古集團的歷史、家族脈絡、商業策略、它的成就、困境，經歷了戰爭、革命，和波折不斷的全球經濟。這本傑出的企業剖析，不僅精闢解析，更結合各方面的歷史洞察：企業本身和所處的環境，近代中國、英國以及永遠迎頭趕上的全球化浪潮，所觸及的買辦、船東、東西方商人、革命家、海盜以及英國統治時期的香港企業高層。任何對全球貿易感興趣的人，必讀《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它提供了一段貼近近代生活的歷史，有助於理解當今亞洲的經濟企業形態。

新时代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约翰．森姆尔在位于伦敦诺丁罕（Notting Hill）安静的彭布里奇广场（Pembridge Square）的家中休息。“老董”十一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因健康状况堪忧而无法进办公室，他一直待在家中，但再三个星期就要七十三岁的约翰．森姆尔心情愉快，又有生气，他即将再次踏出家门，尽管天气阴阴的。那天下午约莫三点钟，一名职员从比利特街前往彭布里奇广场，带来一些需要“老董”批示的公务：建议蓝烟囱应该接受从日本载货到伦敦，然后再发送到欧陆的作业。约翰．森姆尔的意见向来绝对又明确：不，那是不明智的，汉堡包美洲航运公司（Hamburg America Line）会不高兴：协商会内部必须维持平衡。公司书信集显示，整个一八九八年秋天，约翰．森姆尔持续就协商会事宜频繁地发信，最常写信给阿尔弗雷德．霍特，而且参与了太古集团的所有日常业务：公司引进一种新机制，有助于减轻白银贬值及英镑汇率贬值对中国员工工资的影响；他斥责两名香港职员太过招摇放荡的生活，威胁要开除他们，除非他们停止这样的生活（他还亲自要求其中一人的继父约翰．惠特尔出面干预）；他拒绝一个儿子请他安排一个职位的请求──他仅回复，年轻人应该留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他指示太古洋行为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调查英国贸易的代表团提供免费中国船票，还拐弯抹角地责备博伊斯在最近一封信里的语气。[428]“老董”得心应手地处理公事，他仍是集团内所有公司的核心动力，可是在那天的五点一刻，他就离世了：他的心脏在傍晚入夜之际停止跳动。

迄今为止，约翰．森姆尔一直主导着这段历史，而且将继续影响这段历史后续的进程。归天后不久，他的肖像就挂在中国和日本公司办公室的墙上，他的生意经塑造了坐在这幅肖像下的员工的工作方式，而他们之所以坐上这个位子，是因为他的创业精神。他说服霍特投资的史考特造船公司的新船（一八九八年春夏完工），将于一八九九年正式启航；这是“我负责的最后一份合约”，他告诉女儿玛丽．施怀雅（Mary Swire），四艘七千吨的轮船，而霍特会“后悔没有订购八艘”：未来几十年，他留下的资产将在蓝烟囱的航运路线来回穿梭。[429]公司平安度过了他逝世的冲击，他的合伙人总算可以自由启动过去遭他阻止的计划，部分因素是出于他有其论点，但更多是性格使然，不过对合伙人而言，这是一种完全非预期且没有必要的自由，他的离世带走了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色。朋友们都很惊讶。麦金托什直接捎信给格里诺克的阿尔弗雷德．霍特、汤玛斯．伊斯梅、汤玛斯．伊姆里（Thomas Imrie）、H．I．巴特菲尔德和约翰．史考特，这些人曾和他一起透过他们的创业精神或资本，塑造了他在一八九一年沿途停靠的世界级基础设施。吉姆．史考特正前往东方，展开另一次公司视察之旅，他在轮船停靠新加坡时收到这个噩耗，于是直接掉头返国。众人都知道，“老董”近几年每隔一阵子身体就不太舒服，会定期到艾克斯普罗旺斯（Aix）、巴斯和巴克斯顿（Buxton）做水疗，尽管如此，他看起来完全没有要停下脚步的意思。

吊唁信为后来人们对约翰．森姆尔性格和成就的看法奠定了基调，他这个人一旦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绝不会忍住不说，而他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出，吊唁者对他的正直、慷慨和“仗义执言”的赞美，不是千篇一律的客套话而已。“用最严格的标准去做他认为在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汤玛斯．伊斯梅写道。“我想我在商场从来没有遇过比他更有正义感的人──他从不向别人索讨连他自己都不可能答应给别人的一切，”菲利普．霍特写道，他的哥哥阿尔弗雷德则是悲恸到语无伦次。[430]这些人彼此信任。信任让约翰．森姆尔得以取得对太古糖业的投资承诺，彼此的信任让他觉得，他在自己的网络里有足够的道德声望，可以去接触他们，而他们也因为彼此信任，而能够在压根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就愿意投资他的计划。信任使约翰．森姆尔和史考特造船厂订定新轮船的合约，委托造船的信件全文如下：

史考特造船公司的各位先生们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各位，

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比照现在正在建造的船只型号，以相同价格，再造两艘沿岸货轮──请立刻着手进行。

诚挚的，

太古集团

这是以一种毫不保留的方式所呈现出的信任，标志着施怀雅家族以及太古集团在这个网络中的地位，尤其是约翰．森姆尔这个人的名誉和纪录。

约翰．森姆尔也会犯错──与R．S．巴特菲尔德的合作便是一个错误──但巴特菲尔德的名字在他离开后仍继续留着，而且留了长达一个世纪。在离开之前的几年，威廉．朗没有好好为公司效力，且令人捉摸不定，可是约翰．森姆尔支持他在中国的第一个门生（应该说是第一个撑过好几周的门生）。情感因素和家族忠诚让J．波特．欧布莱恩这样的人得以留在公司的势力范围内，尽管他们早该被裁员了。“老董”任用了一些骨子里不是好东西的人（只是聘雇人员本来就有风险）；迅速地在日本开业，对公司的扩展来说太快了；严重误算了糖厂持续需要投入的营运资金水准，于是这成了一股源源不绝的深层焦虑。约翰．森姆尔对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忠贞不渝，即使他们令他火冒三丈。但也有一些豪赌成功了──不过，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根本不算赌博：太古轮船公司、太古糖厂，当然还有与阿尔弗雷德．霍特的结盟，以及一个通常目光短浅之人提出的开创性中国计划。约翰．森姆尔不仅爱赚钱，而且喜欢公平地赚钱。他从不吝惜提供资金、时间和建议──无论别人有没有向他请教，都喜欢给建议──也慷慨地提供机会──同样的，也是不管别人是否拜托他给机会。他成就了吉姆．史考特和爱德温．麦金托什的事业和财富。他拯救了弗雷德里克．甘威尔：一八九四年，甘威尔曾描述自己和这名伦敦合伙人兼靠山的一次交流，甘威尔说，他遇到以前在中国从事生丝贸易时期的一名旧识，“过去是个百万富翁，而且风头很健”，但现在“一遇到人就借钱”：“若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和善良，我非常可能会像他一样。我总有这种感觉。”约翰．森姆尔回复说，“我们是互相扶持”。[431]旧时代的中国贸易通常靠的是机运；过去的甘威尔是有商业天赋的人，经营着一门高风险的生意，而他的好运用完了。互助是一条线，贯穿构成太古企业核心的纠结关系。还记得吗，当他向威廉．朗和吉姆．史考特宣布正在筹备要和旗昌轮船在长江打对台的航运公司时，他选用的词就是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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