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梁启超五卷本”第二卷，讲述走向世界的梁启超。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却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

1898年10月16日，大岛号抵达吴港。吴有着多样的历史起源，其中一种是中国三国时代的吴国人，经由朝鲜抵达此地，他们被称作吴人，此地因此得名。作为天然良港，它在明治维新中大放异彩。吴港建于1889年，是日本的重要军港，也是正在迅速扩张的日本帝国的象征。它所隶属的广岛，正是甲午战争时伊藤博文的大本营。

中国逃亡者未能即刻下船，在舰上停留两日后，方才踏上日本土地。外务省秘书高桥琢也前来迎接，特意为梁启超和王照带来换身衣物，以解逃亡狼狈。

10月20日夜，梁启超和王照以及一直伴随左右的仆人张顺抵达东京，入住三桥旅馆。这家位于麹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番地的旅馆，由三桥常吉所开，时髦一时，将出现在1899年5月刊的《新撰东京名所图绘》中，电话号码是1304。它也是不断增加的中国客人的首选。几年后，一位名叫周树人的浙江留学生也暂居于此，他看到旅馆周围“有几家马具店和帽子店等陆军御用商，还有一排黑漆门的官邸。排子车在路上发出响声走过，街上有煤气灯，大杂院的屋梁上到了傍晚挂起油灯，炊烟从朝东开的窗子缕缕上升”。

旅馆并非久居之地，尽管闭不见客，逃亡者的消息也很容易扩散出去。日本政府尚未考虑清楚如何处置他们。原本，他们被安排搬入柏原文太郎的家中。比梁启超年长四岁的柏原，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深受英国式自由主义的影响，日后将以教育家而闻名，他有一张忠厚的圆脸，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是文部大臣犬养毅最信赖的助手。因柏原的居所过于狭小，高桥琢也再次伸出援手。10月22日，梁启超三人在中西正树陪同下，迁入早稻田鹤卷町四十番地的高桥家。

访客接踵而至，大内畅三、鸠山和夫、高桥橘三郎、吉田俊雄、西乡吉义、柏原文太郎、中西正树、平山周，负责追踪这些中国流亡者的警察记下了一连串名字。日本的警察制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监控制度之一，由梁启超崇敬的西乡隆盛一手建立，是萨摩藩人的势力范围。警察事无巨细地记下种种信息，据说关于梁启超就有3600页之多。

拜访者或隶属东亚会，或是同文会成员。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春天，进步党派政治家、《日本》杂志的编辑记者以及东京专门学校的学生是其主要成员，陆羯南 、井上雅二、江藤新作、内田良平、头山满是其中的著名成员，犬养毅则是其灵魂。

43岁的犬养毅是位典型的明治之子，就读于庆应义塾，曾为福泽谕吉做演讲记录。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崭露头角，对西南战争的报道轰动一时。1881年，他追随大隈重信进入政坛，1890年当选第一批众议院议员。他也以对中国的兴趣著称，喜欢自称“木堂”，取自《论语》中的“刚、毅、木、讷，近仁”。在甲午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在《太阳》杂志上发表文章，警告那些主张全面征服中国的人，想要占领中国绝对不像一些人想得那么简单。他也是平山周与宫崎滔天的支持者，并劝说后者投身中国革命。在一张照片上，他头发短促，胡须浓密，面颊消瘦，单眼皮，还有一对招风耳，笃定又超然，“当他左手拿着烟盘，右手握着烟盒，飘然步出的情景，真有神仙的风采”。

东亚会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中国维新者。早在1898年初，主要成员之一佐藤宏就与汪康年联络，请求将日文的《日本》《日本人》与中文的《时务日报》《知新报》《湘报》《国闻报》互换。1898年3月，佐藤宏在《日本人》上发表《说支那朝野真相而论改造该国为日本人责任之所以》，认定日本政府背离了甲午战争的目的，不是灭亡而要改造中国，日本的民间志士不能放弃原初的目标；帮助中国也是日本自身的需求，一旦中国被瓜分，日本也将面临危机；而且中国亦已展现出革新的迹象，湖南、广东以及海外的兴中会已展现出新的力量，因此，“吾人如欲成大事于清国，就须与此等志士深结，谋缓急相救之计”。但很显然，他对中国的维新力量并不十分了解，将张之洞、康有为与孙文并列为代表人物。6月，中井喜太郎在《日本人》发表文章，高度肯定康有为的国内改革与外交主张，康以明治维新为样板的主张，尤其打动他们。10月，《日本人》刊登了池边吉太郎的文章，批判日本政府救援不力，相信中国变法失败不仅是光绪与康梁的失败，也是日本志士的失败。

与东亚会偏重言论、思想不同，成立于1898年夏天的同文会更富实干精神，其成员足迹遍布上海、福州和武汉，领域跨越医药、报纸、汽船运输等，渴望在中国领土上扩展日本的影响力，宗方小太郎 、白岩龙平、田锅安之助、中西正树、岸田吟香、中岛真雄，皆是其中重要人物。同文会与中国维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1897年初在上海时，宗方小太郎就曾与梁启超、汪康年把酒言欢。徐勤和罗普 这两位旅日的康有为学生是同文会的早期会员，他们也曾邀请康有为和梁启超入会，唐才常则在《湘报》上介绍过这个组织。

近卫笃麿是同文会领袖。这位35岁的贵族院议长身材健硕，精力旺盛，上唇是精心修剪的两撇胡，这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风行一时。不管是血缘还是个性，他都是天生的领袖人物。近卫家足以追溯到13世纪，与九条氏、鹰司氏、二条氏、一条氏一样，是最为尊贵的皇族。近卫笃麿出生于幕末时期的京都，14岁搬到东京，他学习汉文经典、书法、诗歌、英语，对相扑兴趣浓厚。他原想去英国或美国留学，但父辈担心他受到自由、民主的影响，其中一位建议他前往崇敬皇权的俄国，最终，他就读于德国的波恩大学与莱比锡大学。在前往欧洲的途中，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在香港和新加坡，他看到亚洲人处于白人的压迫下，一种朴素的种族意识从此在他心中升起。回国后，他受封公爵，出任贵族院议长，在政界以地位超然与正直著称，可以为原则说出心里话，而不管其后果如何。明治天皇曾称他是“名门伟器”。他对教育与外交皆兴趣浓厚，更有一种强烈的人种焦虑。“东洋前途，终难免人种竞争之舞台……最后命运在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与日本人共为白人种仇敌之地位”，1898年初，他在《太阳》杂志上这样写道，认定亚洲应该推行门罗主义以复兴亚洲，为此，日本要扮演引导中国的角色。 正处于能力与声望顶峰的他，喜欢在家中从早到晚地会见客人。他还是个不知疲倦的日记作家，在10月21日的日记里，他匆匆记下“梁启超已抵东京”，并抄录了旅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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